——对甘肃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批判
张懿红
近年来甘肃小说创作成绩喜人，尤其在市场效益显着的长篇小说领域佳作不少。不仅有忧愤深广、格式特别，在全国文坛反响巨大的厚重之作，如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王家达的《所谓作家》，还有引领消费时尚、耸动文化视听的应时之作，如唐达天的反腐三部曲、徐兆寿的非常系列、张哲的《蝶乱》、史生荣的《所谓教授》、陈玉福的1号系列、许锋的《新闻记者》、向春的《身体补丁》等。应当说，在这个文化多样化的时代，雅俗界限正在被平等多元的文化发展原则和无情的市场规律填平以至于消弭。无论作家的创作追随怎样的文化理念，怀抱怎样的概念系统，他都必须面对最后一关：读者的选择。因此甘肃作家在文化市场运作方面的成功令人欣慰。不过，读者选择可以创造短期效益，也可能创造长期效益，这就关系到小说品格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下甘肃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是：创造文化市场卖点的畅销书不少，但这些小说明显表现出追逐时尚潮流的“影响的焦虑”，其脉象是缺乏文化精神的支撑，急功近利、虚火上升。这种文坛燥热症令人忧虑，因为烈火焚烧过后剩下的是废墟的荒凉。虽然甘肃长篇小说不断占领网络、媒体和图书市场，掀起一次次文化消费热，但如果这种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甘肃作家仅仅满足于浅薄的市场审美，那么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甘肃将依然只能蜗居文化边缘位置。
目前甘肃长篇小说创作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土意识淡薄。甘肃一直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边缘省份，作为甘肃本土作家，本应立足黄土高原和西部地域文化，保持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感和清醒独立的文化自省意识，把深厚的本土情感、深刻的文化思考化为独特的小说艺术，让读者通过小说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甘肃，这是本土作家可以而且应当在文本中着力表现的文化优势。但遗憾的是，很多在出版界业绩不俗的甘肃作家畅销书却往往缺乏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这些小说仿佛要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比高下似的，充斥着相似的都市场景、肉欲呈现、笑料堆积和话语表述，简直无法分辩它们的产地，可以毫无困难地纳入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众所周知，文学作为艺术是讲究个别、特殊、形象化的，对于小说而言，地方色彩永远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审美要素。美国小说家兼文学理论家赫姆林·加兰指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毁灭了。”固然文学的独创性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但地域文化始终是本土作家可资利用的最便利的自然资源，无论如何都不应忽视乃至于摈弃的。至于本土文化的内涵，从西部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到西部人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生存状态，最后到深蕴其中的地域文化心理，形成多个可以客观呈现或主观表现的审美层面，作家可以通过地域文化的考察而自觉参与地域文化的建构，在小说中留下鲜活的主体性文化思考，从而跳出地域限制，从地方走向世界。应当说，这是一个为世界文学史不断印证的文学发展的可行性方案，比如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拉美文学，比如君特·格拉斯的获奖小说《铁皮鼓》等等。与其掩盖自己的特点（所谓“老土”），费力不讨好地模仿中心话语，还不如审视自我，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过滤提纯，升华为意蕴深广的人文精神，从而达到吸引、感动、启发异文化群体的艺术目标。再高明的模仿也是模仿，在甘肃作家日益熟练的都市经验、都市写作、女性写作中，我们很容易辨析那些正在流行或刚刚流行过的文化符码，它们在进入阅读视野的第一瞬间的确可以吸引眼球，如同人造珍珠的闪光，但随后就黯然失色了，因为它们唤起的是一种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加以现实生存环境的对照，这种缺乏地域真实性的小说想象就完全丧失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实际上，不仅乡村，城市也有它们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特色，外省作家如方方、池莉、王安忆等都能发现所书写城市独特的地域色彩，并把它融合为有效的叙述构成。为什么甘肃作家不能正视我们污染严重而又令人眷恋的城市，比如兰州，并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再现其文化魅力呢？根据目前的阅读经验，甘肃中短篇小说在凸现本土文化特征方面着力较多，比如柏原、王新军、和军校、唐达天、李西歧、李栋林等人的小说；而长篇创作相对薄弱。值得称道的是王家达、雪漠的长篇小说，它们成功地展现了西部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地域文化、本土意识在小说中应当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外来的、拼接的、补丁似的叙述强加，这是被很多小说家忽视的技术问题。在甘肃乡土小说领域，很多作家有意识地强化地域文化色彩，但简单粗疏的处理方式往往使地域文化特征堕落为附加的、游离于叙事发展之外的星星点缀，仿佛某种民俗学描述，不能融入叙述整体而从中获得放大的意义，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是道德信念、人文精神缺失。目前甘肃小说创作和全国状况一样，普遍缺乏伦理道德情感和人文关怀。从解放后紧张的道德约束中挣脱之后，国人似乎陷入了狂欢放纵的迷醉之中，种种兽性欲望堂皇登场，代替过去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主题而成为新的叙事母题，暴力与性成为当代小说中最为张扬的重要元素。甘肃本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着实堪忧，但我们却找不出几部真正关注当下生存现实的批判性作品，占据长篇小说中心画面的是有闲阶层或有权阶层，这些中产阶级人物远离底层生活的艰辛、痛苦与幸福，纠缠于官场、情场、名利场的权谋心计，品尝蝇营狗苟之中的虚情假意。而且，很多作家或者追求文本复义，或者表现人性复杂，或者想得到所谓“客观呈现”的效果，往往采取所谓“平视”视角的叙事策略，保持对生活的“中立”态度。小说叙述放弃主体价值判断和评价，使文本意蕴杂乱，支离破碎，软弱无力。事实上，志向宏远、名节高格的作家应当把自己定位于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媒体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关注社会问题、坚持批判精神、参与公共生活、承担社会义务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应当历练高洁的灵魂，关注人类价值和精神追求。面对来自权威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双重钳制，面对世俗需求和诱惑，作家应当坚持人的尊严、思想的独立和文学本身的价值。应当把高尚坚定的道德信念和人文精神渗透于文学作品，使之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施加影响于民族和人类的文明进程。因为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探索人生价值、确立人文导向、塑造民族精神是文艺作品由来已久的文化功能，面对媒体时代娱乐文化的巨大压力，作家更不应推卸这一崇高的社会责任。同时，表现在小说中的作者态度或倾向性是实现艺术完整性的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对于读者来说则是至关重要、最有价值和说服力的审美要素。小说终究要回答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基本功能是整合人生经验，因此作家不应回避表露自己的生活态度、人格理想和意义求索。当然这种表达可以选择多样化的艺术手段，不一定非要直接跳出来大声呼叫。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作家完全放弃主体立场而导致价值混乱，使小说叙述缺乏精神支撑而赢弱无力。这固然可以招来多重阐释而激发论争性的关注热潮，但意义沦落的缺失感也有可能转化为强迫性焦虑，从而最终影响读者的信任和阅读快感。或许陈玉福的1号畅销书系列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借鉴，雷达在陈玉福1号系列长篇新作《1号检察官》研讨会上分析陈玉福小说取得较好发行业绩的原因，指出其关键在于它遇合了当代读者某种潜在的阅读期待。专业读者固然很容易发现陈玉福小说在技术方面的种种不足，但惩恶扬善的英雄主义作为他这些小说的叙事动力，却是吸引大众消费的精神资源。还有韩剧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当然，当代小说的道德关怀完全可以借助叙事策略达得更高的艺术实现。王家达的《所谓作家》通过完美的艺术建构凸显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确立了作品振聋发聩的批判性精神品格，使之成为当代甘肃长篇小说中的重量级杰作。因此，我们不妨转身面对那似乎已经过时的小说传统，汲取传统小说吸引读者的力量源泉，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道德信念和人文精神。当代小说拥有自由思想的广阔空间，作家尽可展开多层面的艺术诉求，但无论如何都不应放弃对人类完美性的追求。回归主体、探索意义实为当代小说家应当反思的问题。
三是艺术手法和叙述风格单调，缺乏文体创新。当下甘肃文坛的长篇创作数量不菲，但具备鲜明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品并不多。大致表现出两种明显的流行风格：一是单调的、直线式的情节演进，缺乏变化的叙述语言和非个性化的人物对话，自动化的动作与心理描写。尽管故事编织得跌宕起伏，却总给人一种平铺直叙、缺乏色彩和情感投入的单调感觉，这大概是目前许多畅销书的通病。另一种是华丽夸饰的、模糊的、感性化的叙述。多用个性化的出人意外的比喻、联想和想象营造扑朔迷离的诗化效果，描写微妙的感触、意绪和情思，在甘肃以向春、张哲为代表。这后一种叙述多源于文化人自怜自爱的情感奢侈和对知识优势的自我炫耀，貌似深刻优雅，但由于内容的单薄狭隘而无法摆脱自闭症的鄙陋，往往表现为沉迷自我、缺乏自省的自我反射式风格。这种叙述语言实际上是远离社会画地为牢，在相对封闭的学院、文化界、学术界自我繁殖，容易失去民间话语鲜活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沦为泡沫式不断衍生的虚伪话语，暴露文化近亲繁殖自产自销退化萎缩的弊端。这是目前我省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派写作应当特别警惕的，因为它也是全国文坛愈演愈烈的恶俗文风。个人风格必须立足于广阔的生活体验和语言学习，深入的社会研究和哲学思考，以及大胆的艺术探索。我们有理由希望学院派写作表现出思想和艺术双赢的高水平，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应该清楚：闭门造车、希冀透过猫眼看世界而获得思想深度是不可能的；追逐时尚，剑走偏锋，借题材热点投机取巧同样是不可取的。即使获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其有限的生活积累在继续写作的道路上恐怕也难以为继。除了蠢蠢欲动的情欲、变态性心理等堕落的自炫，呈现于小说叙述的学院派风景还剩下什么呢？同时，另一类型甘肃作家表现出性质不同但同样严重的写作危机，这就是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的问题。一些文化程度不高但热爱写作的作家，比如沉静（甚至包括王新军、雪漠等），他们有底层生活的丰富经验，民间语言的鲜活积累，对苦难的深刻体认，以及倾诉情感蓄积的蓬勃激情。假以超越性的思想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他们是有实力写出厚重之作的。可惜目前这类作家的小说只能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线上，重复陈旧的观念和方法，难以实现艺术攀升。这些作家需要作协、文联的切实帮助，同时自己也要清醒定位，明确努力提高的方向。
文学评论以总结艺术得失，发现艺术规律，促进文学创作为己任，只能保证对艺术的真诚信仰，却可能在无意之中冒犯或误读作家。使作家和评论家能够在艺术的平台上平等对话，这大概就是创作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