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籍人才之间因师生、同乡之谊，互相影响、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的人才链，是造就近代陕西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如在甲午战后，刘古愚在陕西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积极宣传推行变法主张，培养维新人才。受刘古愚影响，其学生李岳瑞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并与宋伯鲁等在京的陕西籍官员发起组织关学会，张季鸾在日本留学中创办出版《夏声》杂志，鼓吹革命。近代大教育家、国学大师、咸阳人吴宓深受刘古愚那种在黄土里生长起来的倔强性格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影响，一直以天下为己任。于右任受刘古愚、丁信夫、朱佛光等老师讲授新学的影响，加入同盟会，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艰苦奋斗，成为国民党的元老、辛亥革命的先驱。陕籍党史人物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现象。这个群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成批的产生，在每一个地方(地区)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代表，然后以此代表为中心，逐渐团结一批革命者，产生一个小的革命群体，再由多个小群体凝聚成大群体。例如：在陕北就是以李子洲为中心，李子洲在绥德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时，他一方面聘请进步知识分子，如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英、常汉三、李瑞阳、何寓础等着名共产党员和学界的名人到学校任教师，一方面帮助学生组织了“陕北青年社”，出版《陕北青年》杂志，同王懋廷、杨明轩等一起，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和中国共产党绥德师范小组，在师生中吸收了刘志丹、李瑞阳、霍世杰、赵通儒、王兆卿、白明善、马瑞昌、张肇勤等10多人为党团员，并以绥师为据点，向陕北各地输送干部。
魏野畴是陕西兴平人，曾在西安三秦公学和省立三中上学。在北京髙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同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杨晓初、杨明轩等创办《共进》半月刊，组织了进步的革命团体一“共进社”，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对陕西人民的觉醒和陕西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北京高师毕业之后回到陕西，先后在榆林中学、省立三中和省立一中、成德中学任教，利用学校讲坛宣传革命思想，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力量，吸收f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党团组织。
西安成德中学有许多共产党人执教，史可轩曾任教务主任，1917年屈武在成德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邹均、武止戈、董汝诚、方干才、刘道洁、李伍亭等，他们后来都成为陕西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其它地区，也同样有每个地方的中心人物。渭南有王尚德，王尚德同张浩如一起，创办了“赤水两等职业小学”，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小组，发展了程养谦、武维化、何思杰、张宗逊、姚俊明、郭士斌、薛应麟、姚明学、姚志哲、杨纯德等为团员。在赤水团支部的领导下，东府地区的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2月建立了华县团支部，书记李维屏，发展的团员有蔡颂臣（教师）、潘自力、陈述善、杨慰祖、吉国桢、李维平、雷光显、张学谦、岳炳光等10余人。1925年12月，赤水、华县、高塘等支部的一部分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王尚德任书记。王尚德在渭南的建党活动，使渭南地区大批青年投身于革命队伍，为以后党发动渭华起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组织、干部基础。
这样，由革命者个体发展为小群体，再壮大到群体，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最终形成。列宁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当时，如果没有魏野畴、王尚德、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的榜样，没有他们的带动，在陕西也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陕西共产党人，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党史人物群体。
3.新型知识分子成为陕穑党史人物群体的核心
新型知识分子是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陕西传播，陕西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学习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
陕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接受大学教育，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到北京的人数最多，约近百名，有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等；到天津的有武止戈、邹均、屈武、张宝泉、韩志颖等，到武汉、上海的有王尚德、雷晋笙、严信民、白明善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勇于追求真理的先进分子接受新思潮后，通过介绍《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和自办刊物、通信以及寒暑假回乡宣传等方式，向陕西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
1921年，魏野畴由京回陕，先后在华县咸林中学和陕北榆林中学任教，给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着作。王尚德在赤水职业学校，李子洲在三原渭北中学和榆林中学，也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陕西新型知识分子在陕西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陕西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充当着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在社会动乱和社会危难中，他们为了改变旧的社会性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使社会进入到一种新的、更加理想的状态，他们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了民族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陕西另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在陕西读书的知识分子，1924年前后，于右任任陕西教育厅厅长时，陕西先后办起了6所省立中学，省立一中、二中在西安，三中在城固，四中在延安，五中在凤翔，六中在榆林，三原有渭北中学。另外还有省立第一师范，在西安；省立第二师范，在大荔；省立第三师范，在三原；省立第四师范，在绥德；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汉中。有许多从外地读书返乡、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学校任教，《向导》、《共进》、《青年文学》等进步刊物在这些学校广泛传阅，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课堂教学，宣传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党团组织，许多青年学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成为陕西革命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如谢子长曾就读于省立一中，刘志丹先后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读书，白雪山、李嘉谟、杜嗣尧、马明方、孟芳洲、贺大增、王聚德、张德生、唐洪澄、王兆卿、李景波、贾拓夫、贺晋年等就读于绥德师范，郭洪涛、高岗、高仰云、刘文蔚、贾怀智、李力果等就读于榆林中学，王世泰、罗成德、焦维炽、刘明金、阎之道等就读于延安四中；红军第29军军长陈浅伦曾就读于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习仲勋就读于设在三原县的省立第三师范。
、三、疚藉免史人物群体是洗西纪色文化软实力的宝责资琢
(一）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当代陕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世界观是人透过各种现象对整体世界的了解和把握，它带有根本性，对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人生观是讲如何做人，对人生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人生观相一致，因为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观见之于行为的主要落脚点。价值观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是对人生目的、意义、幸福苦乐、荣辱等问题的一种价值评价，人生道路的选择归根结底也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价值观是受世界观和人生观支配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首先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理想信念，只有具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推动陕籍共产党人前进的不竭动力。在长期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无论革命处于怎样的不利甚至极端的低潮时期，陕籍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理想、信念。正是有了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励着革命者在革命的征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挫折，保持革命本色，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的伟大胜利。
正是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籍共产党人才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陕西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兵运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有了稳固的据点。
陕籍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现在他们不为敌人的金钱利诱、封官许愿所动，他们继承发扬了中国历史上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优良传统，并把它与民族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连在一起，因此，无论他们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敌人的监狱或刑场上，毅然地与敌人进行着最英勇的斗争，大义凛然，慷慨悲歌。佳县人乔国桢，1924年夏考入绥德师范，在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等老师的关怀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渭华起义，后来曾7次被捕入狱，敌人对他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等手段，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5年7月在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被残酷折磨而死，他在遗言中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的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陕西要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实现陕西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以强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支撑，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做后盾。陕西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包括红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内的一种新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因此，陕西老一辈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当代陕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陕西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素。
（二）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文化资源的开发能有效提高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
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是陕西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对陕西文化软实力的创造和提升作用。从名人的角度看，许多革命前辈在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全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习仲勋是陕西人的骄傲，富平县有习仲勋故居、习仲勋陵园，但在习仲勋的祖籍地河南邓州市建有习仲勋纪念馆，在习仲勋家乡河南邓州市十林乡习营村编辑了习氏家谱，说明了习仲勋家乡人对习仲勋这一名人文化资源的重视。对老一辈革命家精神品质、人生经历、丰功伟业的挖掘利用，对于提高陕西红色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陕籍党史人物是陕西重要的文化品牌，人们经常用“人杰地灵”来赞誉和评价一个地方。人们出去旅游，喜欢去探寻名人故居、名人纪念地。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对一个地方美誉度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居功至伟。在陕西人民革命斗争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拎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准备献身于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担任过各级党和政府机构的领导职务，如高岗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阎红彦曾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一职，等等。周恩来在为志丹陵写的题词中，高度赞扬刘志丹：“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因此，陕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不但能提高陕西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在省内能激发陕西人民见贤思齐的思想，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提升陕西人的精神状态，提高陕西人的整体素质。
陕籍党史人物的精神品质、革命事迹是对陕西民众进行精神教育，建设陕西社会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岁月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形成了他们可贵的精神品质，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闲难，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为了理想和信仰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心怀人民，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情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等等。
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发挥好桥头堡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勇立潮头，在今后10年中实现全省综合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再上三个大台阶，不但要依靠经济等硬实力的发展，而且要依靠思想、精神、文化等软实力的推动。弘扬陕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品质，能够重塑当代陕西社会精神之魂，建立陕西社会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陕西社会的凝聚力，进一步激发陕西社会的活力。
陕籍党史人物群体也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革命斗争历程、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可为影视创作、出版物的创作提供丰富的源泉，以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音像制品、旅游娱乐、教育信息、网络服务、策划展览等形式再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革命斗争历程、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既能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增强红色文化精神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又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