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住院问题时，博格说：“我喜欢（在住院期间）写年报，再说人住院的时候总得找点事情做。我发现读小说不行，精神没办法集中，但是写点东西、做点能投入进去的事情，或是打电话都可以让我摆脱深思。我是一个很喜欢深思的人，但在等待心脏移植手术时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在医院里只能一天一天地熬，不过知道自己排上了手术名单倒也不错。我印象里好像没有什么疼痛难忍的情况，只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躺着，因为心脏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我坐起来或来回走动它就会膨胀得很大。由于心脏衰竭，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是一种挺有意思的体验。”
关于博格的健康问题，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毫不在意。他的女儿芭芭拉说：“他有好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从上大学到工作和结婚—那时候还没有来电显示，也没有手机之类的东西—只要电话在半夜或凌晨想起，我的心就会紧张得怦怦直跳，暗自祈祷妈妈不要告诉我什么噩耗。因为那时候，我父亲的心脏已经很长时间不能稳定工作了。”
虽然博格在家人和同事面前看起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从不担心，但背地里他也许比谁都害怕。20世纪60年代为他治疗时，洛恩医生还从没见过像博格这样罕见的遗传病，他的心律不齐性右室发育异常导致心脏会突然加速到每分钟180跳，这种状况在当时的医学诊断中甚至都没有正式记录过。洛恩回忆道：“第一次给他作检查时，我看得出尽管表面轻松，博格内心实际上非常担心自己的病情。很明显，其他医生已经告诉过他，他很可能活不过40岁。”
尽管病情已经如此严重，当洛恩为他制订完治疗方案后，博格却坚持要打壁球。洛恩说：“我当然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博格一般什么都听我的，可关于这件事他却说‘不行，我一定要打，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只好嘱咐他要带电击除颤器去球场。等回来再见到我时，博格的兴奋之情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对我说：‘每场都是我赢，对手都已经无心恋战了，担心要为我做心脏复苏，我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博格也许不应该把健康问题不当回事，因为心律不齐性右室发育异常是一种可导致年轻运动员突发心脏病死亡的主要诱因。尽管这种病当时还无法诊断，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是一种进行性心脏问题，会导致心脏右心室肌肉转变成脂肪和纤维组织，引发异常快速的心跳频率，这种疾病的发生率据说每5 000人中只有一例。1洛恩对我说：“心脏肌肉被脂肪和纤维组织取代后，心室壁会变得非常薄，像胀大的气球一样无法有效地搏动，因此会影响心跳频率。”
1995年10月，博格住进哈纳曼医院等待心脏移植手术，由于当时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每周都要局部治疗，博格甚至无法去看洛恩医生。时任哈纳曼心脏移植科主任的苏珊·布罗泽娜医生说：“当时，博格的病情已经从心率异常发展到心脏肌肉几乎衰竭的程度。”1992年，博格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就诊，罗曼·德桑克蒂斯医生告诉他必须马上登记等待心脏移植手术。到1994年，德桑克蒂斯医生又带来了坏消息，博格回忆道：“他说：‘你的心脏膨胀得很大，实际上右心室已经停止工作了，现在完全靠一半的心脏支撑，如果左侧也停止工作的话，那就没救了。’”
尽管病情来势凶猛，在哈纳曼医院等待移植手术时，博格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保持了一种禅宗般的镇定态度。他回忆说：“我从没想过能活下来，正因为这样，我才不用费神去担心到底能不能挺过来，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去操心。”可以说，当时是种种信念在支持着他，其中包括对上帝、对先锋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工作至上的信念。实际上，正是每天忙于先锋公司的年报，每天的“知难而进”，才让他忘记了身体正在和死神搏斗的残酷现实。
博格说：“我喜欢写年报，再说人住院的时候总得找点事情做。我发现读小说不行，精神没办法集中，但是写点东西，做点能投入进去的事情，或是打电话都可以让我摆脱深思。我是一个很喜欢深思的人，但在等待心脏移植手术时可不是什么好事。在医院里只能一天一天地熬，不过知道自己排上了手术名单倒也不错。我印象里好像没有什么疼痛难忍的情况，只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躺着，因为心脏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我坐起来或来回走动它就会膨胀得很大。由于心脏衰竭，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是一种挺有意思的体验。”
“挺有意思的体验”不过是博格对几次濒死经历的一种委婉说法。他的儿子小约翰告诉我，博格对心脏病突发还有另外一个委婉说法，叫“有点儿不适”。在博格入院等待手术之前，小约翰也经历过芭芭拉所说的情况，半夜可能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的“不适”又犯了。虽然博格对病情总是轻描淡写，但移植手术绝非小事。小约翰回忆道：“他的情况在术前和术中都很吓人，但更让人担心的还是手术过程。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虽然明确表示这是个人自愿选择，但还是很清楚有可能没法从手术室里出来。虽然决定做手术时，他要承担的风险比十年前小了很多，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手术本身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维持好日常状态可以让人振作起来，对博格这样对工作痴迷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虽然是在住院，但他继续保持平时的工作状态，这种忙碌让他无暇关注死神正在慢慢靠近的事实。他的女儿芭芭拉回忆道：“他在医院住了很久，足足有四五个月。我们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父亲住院时，每周二我都去医院和他一起吃午饭。我们都有各自的安排，他完全按照日常工作的模式来安排住院生活，这样能让时间过得更快一些。我想我们都对他的手术有信心，因为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坏到哪儿去了。”
住院期间，博格每天上午10：30开始写公司年报，医生查完房后，他会继续工作到下午5：30，然后妻子伊芙过来陪他到晚上7：30，伊芙走后，博格继续工作到晚上10点，然后读《纽约时报》45分钟，吃片安眠药，背一遍《诗篇》 第23篇和主祷词，然后再玩一会儿填字游戏，直到慢慢睡着。2
在哈纳曼医院，博格还有几位同病相怜的病友相伴。博格的心脏病医生苏珊·布罗泽娜说：“我们医院有独立的心脏病病房，是自助式的，有八九张病床，其中90%的病人都是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大家的情况都和博格差不多，病情都很严重，我们不能把他们送回家，他们在这里就好像一个小家庭一样。我们有小沙发和厨房，大家就在这里一起生活。我们并不限制家属的探望时间，因为这里是自助式病房，我们其实鼓励病人家属来这里陪他们。博格的家人经常来看他，有时候也有同事过来。他在病房里装了电脑和电话，俨然就是一个小办公室，真是让人觉得惊奇。”
心脏移植手术需要三四个小时，按照布罗泽娜医生的形容，整个过程就像组织一场大型表演一样紧张复杂。她说：“首先，医院要接到电话说有捐献者，捐献者的器官必须符合患者的血型、体形和等候状态。等候状态的意思是，如果患者病情稳定在家等待手术，其状态就是2级；如果患者是住院等待手术，其状态就是1级。此外，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情况，1级状态又分为几个不同类型。只要你在1级名单上等待的时间足够长，一旦有了合适的器官供体，我们马上会为排在第一位的患者安排手术。安排手术时我们有两队人，一队去捐献者所在医院取各种器官—这么说是指捐献者通常都会提供多个身体器官—另一队把患者推到手术室做好准备。但是，只要没有接到第一队的确认电话，手术室肯定不会开始手术。只有第一队说‘没问题，心脏状况很好’，手术才能开始，因为我们必须确认捐献的器官没有问题。等第一队电话告知已经拿着器官往回赶时，我们才算得到确认准备进行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