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报》主笔戴季陶胆子大。说戴季陶胆子大，似有给他涂彩意思。
他这个人其实是个在进步的背后，拖着浓重的革人家之命的阴影，这是一位民国史上典型的风流倜傥之政客。大胆的戴季陶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戴季陶(1893-1949)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已经显落出不尊重《临时约法》和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好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写的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几天后就将他释放了。不久以无罪释放。
1925年戴季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时的留影。这位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惟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
与戴季陶一起参加上海起义的钮永建当戴在留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4月，蒋到日本进清华学校学日语，同年冬回国，这次他结识了陈其美；第二次在1908年春，蒋到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编入炮兵班。戴与蒋在留学生聚会时相识。
1909年夏，戴季陶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后为谋生计，往苏州投江苏巡抚瑞潋，被委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次年春，转往上海中外日报社任职。后考入《天铎报》，不久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词锋犀利，言论激越，对清朝的黑暗统治进行抨击。1911年春，戴在上海与钮有恒结婚，还来不及度蜜月，即遇《天铎报》文字狱，清廷指名要抓他。戴不得不匆匆登海轮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益力，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在陈其美、钮永建等的主持下，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戴季陶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戴与陈其美、钮永建一起率民军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经过曲折的斗争，于11月促进了上海的光复。唐绍仪内阁辞职，他已走出班房，并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任戴为机要秘书。1913年2月10日，戴随孙访问日本。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在27日返抵上海，立即主张武装反对袁世凯，戴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那时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动员旧部在沪参加反袁斗争，蒋、戴之间有过一些接触。
二次革命失败后，戴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他同一些日本政界人士交往密切，吴相湘在《民国百人传》中写道：当“犬养毅竞选时，戴且曾应邀参加协助，四处演讲，大受欢迎，而日本选举法遂因此而有限制外国人参加助选之规定”。
1916年4月底，戴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代理外交次长。随后，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受排挤，戴随孙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原籍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关系密切。
1913年2月，戴季陶(前排右二)陪同孙中山(右三)在日本考察铁路和实业时在东京设宴招待援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设建新戴季陶回到太湖之滨的吴兴，本想过一段桃花源般的悠闲生活，不料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到这里。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巨大力量。这促使戴又回到上海，投入了新的潮流之中。
戴在孙中山的授命下，与沈玄庐合作创办《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刊。该刊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正式出版，宗旨是介绍世界的大势和思潮，唤起青年。当时庚仲恺、邵力子、陈独秀、李大创等都为之撰过稿。接着他又协助孙中山组织“建设社”，筹办《建设评论》月刊。《建设》杂志于同年8日1日创刊，内容很广泛，分论说、纪事、通讯、杂录等，形式生动活泼。于同年8月1日创刊，内容很广泛，分论说、纪事、通讯、杂志录，形式生活活泼。戴季陶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针砭时政，评论社会问题等。在有些文章中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宣扬爱国和民主思想，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他曾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热心研究劳工运动并积极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在《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他想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改良”的途径。6月22日戴季陶在回答孙中山的提问时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
当时，戴季陶还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文和其他一些着作。他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在他的文章中也试图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他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对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戴所主张的是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认为“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歧路上，主张中国人“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
在五四新潮流中，是戴季陶继“天仇时代”后的又一个高峰。在他的身上也显示出许多矛盾，在进步的背后拖着浓重的革人家之命的阴影。
当时，蒋介石除在粤军币任职外，常滞留上海，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同时对经济问题和当代政治学说颇有兴趣，1919年10月还撰写了《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与打破外交的迷信》等文投于《星期评论》。馒这说明戴与蒋这时的思想脉络也有相近之处。在交易所中仍不忘政治1920年前后，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为了从经济上支持援闽粤军的军事行动，曾广泛寻找生财之道，发掘财源。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本身在经济上也缺乏来源，寻思摆脱困境。于是，戴、蒋等便同一些人搞起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活动。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便和日本某企业代表计议开设交易所。先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着手其事，又同上海大亨虞洽卿等联络，开设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和蒋均出身商人家庭，对经营之道从小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对贱买贵卖、转手倒卖等做法，也较熟悉。交易所开业初期，经营比较得手，股票行情不断上涨，戴、张、蒋等骤然获得巨额收入，“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戴、蒋之间就在1920年交易所繁荣之时，兴高采烈，彼此换帖结为异姓兄弟。蒋比戴年长3岁为兄，戴为弟。
同年12月，戴季陶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为“集合资本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之经纪人事”立了一个合同契约，其中规定：“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秉三君出名；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资本总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蒋介石以蒋伟记名义占四股，实际上由张静江垫款投资。戴以小恒记名义有二股。‘越是他们从事交易所经营证券期货的一个实例。1920年是戴季陶等人获取厚利的一年。他们手里有一笔巨款，便花天酒地大加挥霍，也拨出一些款项资助驻闽粤军。当年8月粤军能够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戴、蒋等人也尽了一些力。但好景不长，戴、张、蒋等人所从事的交易所逐渐面临危机。他们没有充足的保证基金，依靠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继续哄抬股市。股票不断涨价，兑换的人日渐增多，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果然，事故发生了，戴季陶与某钱庄往来，因所开支票超过存款，被钱庄拒付。这样，戴一下子信誉扫地，更严重的是暴露了同伙的老底。以此为起点，他与蒋介石等从买空卖空的巅峰跌落下来，其经营苟延残喘地拖延到了1922年春便彻底垮台。至此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受骗上当的人，纷纷来找当事人逼债。证券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被债权人逼得走投无路，急得曾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戴也沮丧不已，告别了经济活动的舞台，从此再不愿涉足。
交易所经营中的起落，使戴季陶与蒋介石共同饱尝了甜酸苦辣，彼此间都视为知己。戴在致蒋的信中表白：“弟之对兄，惟有一爱在，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蒋介石也致函向戴表示：“然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结，对戴季陶日后政治生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戴、蒋两家联系密切，生活上很亲近，彼此间称兄道弟，戴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而蒋养大的次子蒋纬国的生身父亲究为何人也令世人难以分清。日本有资料认为纬国是蒋和日本女人所生；蒋的第三位妻子陈洁如以及厨师蒋小品则说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的私生子，因戴怕老婆，不敢养，就由蒋交姚冶诚抚养。
戴季陶在上海从事交易所买卖期间，与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有交往。1920年5月，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达上海，首先会见了陈独秀，双方商谈了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经过陈独秀的介绍，当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李汉俊以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也曾参与会见维经斯基等人。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戴季陶曾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当要正式建立组织时，他借口孙中山还活着，不能参加别的党派，就退了出去。
1920年11月，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返粤重新建立军政府，戴也跟随赴粤。12月下旬，戴到浙江奉化探望蒋介石并劝说蒋到广东任职。戴以情动人，以理相劝，一方面以“革命”、“党国事业”等晓以大义，又以“广州政府此时缺人”、“此去奇货可居”等词说明利害。但蒋嫌孙中山没有授予大权，很不高兴，以恶语相待。加上当时两人都因交易所失落，政治上也不顺利，彼此心情不好而大吵一架。戴只好怏怏而回。此后他仍接受孙中山的调遣，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他为广东政府草拟法律文件，并对有关的法律进行探讨。
当蒋稍平静后，给戴写了一信，检讨自己“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认为“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大有“悔不该当初”的心情。戴也回信一封，云：“即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打算”，道明自己不远千里到奉化劝驾的一片良苦用心。从来往信件的字里行间，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确是不同寻常。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和北伐军讨陈失利后，离粤去沪。10月上旬，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到沪晋见孙中山。孙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这时戴在遭受了一些公务私事上的挫折之后，心灰意懒，在途中又得悉川军各派正在酝酿战争的传闻，精神更加颓丧。戴后来回忆他当时的心境说：“这时我的心里，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再加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当戴所乘之船驶向宜昌途中，他便趁夜跳江自杀，幸赖渔夫搭救而未死。从此他便信仰佛教。戴抵川后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11月18日到渝就职。他解释孙中山对川局的主张是：消极的，避免战争；积极的，整顿教育、实业，以谋建国之基。由于军阀混战不休，戴在四川期间工作没有什么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