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戴季陶，已是有妇之夫。夫人比他年长4岁，性情暴烈，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戴对她是又爱又怕。当时曾流传一个笑话：戴季陶在大小会议上发言时，常常慷慨激昂，一说就很长，往往超过了主持人规定的时间。于是主持人就往往笑着友善地提醒他说：“你姊姊来了！”他一听，立即戛然而止。这足以说明他对妻子的惧怕之情。眼下在日本的这段露水情缘，他岂能让“姊姊”知道？不愿要这个儿子，也就不言自明了。蒋介石与陈洁如戴季陶回国后，对妻子讳莫如深，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1921年的一天，津渊美智子竟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到上海寻找她心爱的这个男人和儿子的生身父亲来了。
这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正好都在上海做证券交易生意，两人还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这天，蒋介石在环龙路44号，只听得门铃响了好几回，他开了门一看，原来站在面前的竟是美智子和一个小男孩。
有人说，这个美智子也是蒋介石的情人。后人曾费了很大功夫考证此说是真是假，结果还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就像有人曾经提出蒋经国并非蒋介石亲生，理由是按蒋经国出生年月推算，当时蒋介石在日本，不可能与毛福梅同过房，也就是说毛福梅怀的孩子不是蒋介石的“种”。考证者还到日本海关查证过当年蒋介石进出日本的原始记录，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个究竟。至于美智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成了一个谜。
蒋介石见了美智子后，立即满脸笑容，连声请她进客厅。
美智子向蒋介石行日本式的深鞠躬礼，说：“这个小男孩就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
蒋介石无心细看，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大声地叫着：“季陶，季陶，你看谁来了？是美智子从日本来找你了，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
哈哈，儿子找爸爸，你真有福气呀！”
谁知戴季陶一闻此言，立时脸色大变，一片惨白。他悄悄地跟蒋介石附耳低言，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提起过去。如今我有了妻子和儿女，不可能跟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小男孩，请你替我找个借口，赶快把她和那个小孩弄走。你就说我不在这儿，或者干脆说我不在上海，只要弄走她就成。你告诉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我。”
蒋介石问戴季陶：“难道你真的不想见你的亲生儿子？”
戴季陶不耐烦地连连摇头，皱起眉头，说：“我已有了家。我要美智子的儿子干什么？
我人生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
就这样，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就名蒋纬国。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笔名天仇，1891年1月6日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赴日本留学，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日本大学法科。曾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1929年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宣传部长，5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49年2月12日在广州服药身亡。在苏的江苏省地方自治研究所担任主任教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叫钮有恒的女子。有恒老家在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1887年6月4日，是湖州名人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比戴季陶大4岁。
两人见面“相亲”时，戴季陶一眼就看中钮有恒气质高雅，丽质天生，不愧是吴兴女子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材生。钮有恒看中戴季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人们都说婚姻讲求的是“缘分”，戴、钮两人真是前世有缘，所以一见钟情，在大媒人钮耕孙先生主持下，两人都欣然同意订婚。戴、钮的“缘分”，还由于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是同盟会员。钮有恒原名钮浩，字养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秋瑾在浔溪女校教课，钮浩也在该校，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十分密切。后来秋瑾英勇殉难，钮浩秘密逃回吴兴老家，改名为“有恒”，并到上海进入吴兴女子学校教书。戴季陶这时在上海《天铎报》任总编，笔挟风雷，横扫千军，在上海名声大噪。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更使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1912年春，戴季陶和钮有恒在上海喜结伉俪。婚后，戴季陶在孙中山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钮有恒也常为孙中山料理杂务，并在上海与东京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权报》案发生后，钮有恒前往探望。戴季陶对她说：“我不入地狱，睢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一时被传为佳话。
戴季陶好激动，有点儿神经质，在婚后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的病症，30多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缠绵日久，身体很差。钮有恒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从四面八方请医生，找秘方，搞名贵药材，使戴季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重庆，而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遂留在上海隐居。不料这一别竟长达5年之久。戴季陶对妻子牵肠挂肚，日夜萦怀，只得以鸿雁传书，传达相思之苦。
老夫老妻长期分居两地总非久长之计，于是钮有恒决定从上海到重庆和戴季陶团聚。
戴季陶见到阔别5年的妻子后，高兴得泪流满面，喜不自胜。执手相看，妻子虽然仅56岁，然而多年卧病，加上长途跋涉，脸色蜡黄，气色很差，身子衰弱至极。戴季陶心痛得不得了，嘱咐她好好休息。
然而病魔肆虐，天不永年，夫妻团聚才短短4个月，钮有恒就患脑溢血溘然长逝。戴季陶嚎啕大哭，悲痛不已，多年病体益加衰弱。
钮有恒去世那年，戴季陶52岁。于是他有了第二次婚姻。续弦的夫人名叫赵文淑。
说起赵文淑，她和戴季陶也是一段奇缘。
关于赵文淑的家世，现有资料不多，只说1922年她就到了戴季陶身边，开始侍奉戴季陶。看来，她大概算是“侍女”或“小妾”。几十年来，她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戴季陶。
有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侍奉在侧，钮有恒有没有“吃醋”呢？说起来也怪，戴季陶惧怕钮有恒河东狮吼，不敢和蒋纬国的生母津渊美智子重叙旧情，但他倒不顾忌赵文淑夹在自己和钮有恒的中间，这也是一个谜。
据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等人所着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披露，赵文淑“和钮夫人结成了亲密的姊妹情谊。十多年来，戴季陶、钮夫人、赵文淑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奇特和睦的家庭，情谊融融，不分内外……钮夫人不在的日子里，一直是赵文淑陪伴着戴季陶，倾尽心血给他以慰爱，他们两人的感情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钮有恒去世后，戴季陶一直寂寞度日尽管有性格温和、柔情似水的赵文淑陪伴在侧，然而她毕竟没有正式名分，特别在公开场合有诸多不便。于是，1944年1月27日他和赵文淑正式举办了婚礼。五十多岁当新郎，戴季陶沉浸在难以言传的新婚幸福之中。
戴季陶两次艳遇，两次美满幸福的婚姻，人们都说他这个风流才子频遇良缘，艳福不浅。在悲观失望中自杀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戴季陶竟“忧恐至数日不能起，起时亦无喜色”。这固然与其重病在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之于对人民革命力量壮大的畏惧。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他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即十分忧虑，认为是心腹之患，其害无穷。日本投降后，他郑重地向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说：“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他还认为：“战时固艰苦，战后艰苦将十倍于战时，危险亦不可想象。非不可避免，只在人心知与不知之一转耳。”他预感到人心将转向共产党，担心国民党将因腐败无能而失去人心。9月，他约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在陈立夫寓所商讨东北战局，力主不要匆忙派兵出关，以免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他的这个主张未被蒋介石采纳。
当了整整20年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中)于1948年6月将院长一职移交给张伯苓(左)，副院长由贾景德(右)担任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重庆山城还都南京，进入了他整个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他率属员返抵原考试院旧址办公，这时该地呈现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使他感叹不已。他虽病情恶化，力不从心，但仍念念不忘国民党统治的兴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蒋也给他保留一席高位。这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戴季陶对蒋坚持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全力予以支持。战争初期蒋介石表面上有所得手，实际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仍能支撑局面。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戴继续任考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3月国民党的所谓“行宪国大”开幕，戴以浙江省吴兴县选出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戴在这次会议上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使蒋获得绝大的权力。6月，戴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考试院长一职改由张伯苓继任。被蒋介石称为“畏友良师”的戴季陶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这位桂系首领和蒋介石是冤家对头，但对戴季陶倒也十分客气。他竞选副总统时，为了争取戴季陶的支持，专程登门拜访，并且送给戴一尊金佛。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左，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作鸟兽散。戴季陶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四川，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又是打电报又是派人，盛情邀请他前往广州。
戴季陶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台湾。对于四川老家，他想只’能荣归故里，哪能以战败者的身份逃回老家，岂不被人笑话？！至于广东，他感到自己跟随孙中山在那里奋斗多年，还在中山大学担任了多年校长，于是他和夫人赵文淑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到了广州。
戴季陶到广州后，不顾年老多病，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到广州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也许，他认为说不定国民党能凭借这块“风水宝地”东山再起……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都逃到了台湾。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去台湾，他仍然斩钉截铁一句话：“不必去！”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他辗转床笫，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
入夜，戴季陶像往常那样，吃了安眠药后微微睡去。到了半夜，他又被痛醒，无奈之中，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
本来，妻子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可是不久前赵文淑突患中风，尚未脱离险境，于是房间里只剩下戴季陶一人。
到了第二天早晨8时许，随侍人员没有听到他房间里的声音，遂推门而入，撩起帐子一看，戴季陶面色灰白，奄奄一息，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这位以喊杀人着称的戴季陶，以理论乱天下也以理论安天下的戴天仇，最终在绝望中自杀。在台湾的蒋介石听到戴季陶去世，“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还明令褒扬，称赞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着”。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中山先生长子、时任行政院长孙科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为戴季陶举行了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