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没有吴宓的姓名。吴宓(1897-1978)没有吴宓，历史是残缺的。有了吴宓，历史也是残缺的。因为吴宓本身，就是残缺的历史。“哈佛三杰”之一吴宓生于陕西，谱名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小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自己取名吴宓。说也有趣，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翻至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之。“宓”，静也，凡发表言论的场合用之：写诗时多用“雨生”或“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吴宓的一生，并没有像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安静，而是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中折腾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的对抗中生活。1910年他考取清华，研习国学，与汤用彤、闻吴宓的清华同学闻一多一多是同学，曾担纲《清华周刊》编辑、代理总编辑。因目疾和体育不及格延期赴美，任校文案处英文翻译及文牍员。1917年赴美人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最初选读的是应用化学。此年结识了在哈佛攻读的梅光迪，结为知交。后经光迪引介，转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继而入哈佛研究院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6月，吴宓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此前，他已应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之聘任英语教授，条件相当优厚，“如留学未期满，仍可继续攻读，到校工作后月薪300元，并先预支200美元在美国购图书。”可正当他准备动身返国时，接到先期返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挚友梅光迪函，希望他到东大执教，去创办《学衡》杂志并委以总编辑任。但月薪只有160元。因吴宓曾与梅光迪有约，将来要办杂志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垒”。吴宓应诺，弃北高师之约，应东大之聘。《学衡》《学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1922年）发刊于上海，为刘伯明、吴宓等所编辑每月一册。以昌明国学，融化新知为宗旨。1922年元旦，《学衡》在南京问世。吴宓任总编辑兼总干事，其阵容可观，除梅、吴外，还有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等。《学衡》共出版79期，一直由吴宓任总编辑。一切编务由他承担，他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在经济上也是“赔累不堪”。办刊之初，一是每位骨干同仁出资百元，二是刊物始终没有稿酬。后来每期吴宓自己私下需另贴百元，有时要靠向亲友募捐维持。十分令人称道的是吴宓反对白话文，但《学衡》接受、发表白话文的作品，且他也以化名“王志雄”发表过白话小说《新旧因缘》，但和胡适势不两立。某次，在一酒桌上吴、胡两人相晤，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语调问：“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微笑曰：“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适！”一时成为笑谈。他的朋友曹聚仁曾说：“我的朋友”之中，吴雨僧最守旧，不仅是守旧，而且有意和时代潮流相违反，他就一直那么顽强。他是研究欧洲古典文学的权威，他所译的雪莱诗，负一时盛名，他是辜鸿铭那一型的人物。他代表学衡派的文学观点，有诗为证：文学吾所业，痛见国无文。字体极丑怪。音义更淆纷。“托”“托”“徵”“征”误，有以“云”为“云”。士习趋苟简，世乱遂泯棼；方言与夷语，穷末途益分。创作矜白话，不读云可焚。句调摹西法。经史弃前闻。吴宓反对白话文，反对简体字，是和梅光迪、胡先骕唱同调的。他是个远离时代的人，一个行独的人。风趣的教学1925年，因汤用彤、顾泰来举荐，吴宓重返清华园。2月，清华设立“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聘。吴宓任主任。他遂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在藤影荷声之馆设帐收徒。吴宓讲究师道自尊。曾建议清华教师授课穿大礼服，以昭郑重。然翻译家孙法理回忆吴宓在西南联大的岁月，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他的学生钱钟书后来执教也有此风范，算是继承他的衣钵了。尽管他古板，却也时出幽默，一次点名叫到女生“金丽珠”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害得那位女同学满脸通红，全班大笑。他在讲英诗的格律时，还风趣地用手杖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竟把他写给一生挚爱的毛彦文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给学生传阅。吴宓心中的毛彦文，号海伦，浙江江山人。她生于1901年，自幼及长，在本县女子高小、吴兴县湖郡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就读。1920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两年后转学金陵女大，1925年夏毕业。嗣后任江学生时代的毛彦文苏省立中学教师、浙江民政厅科员和《浙江民报》编辑。1929年她赴美留学，获密西根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受聘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任教。毛彦文秀外惠中，性情温婉，长于口才，文笔犀利。早在湖郡女校时，她便以品学兼优和处事干练显露头角。湖州学生会的文稿。大半出自她的手笔。她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位新女性。早年与表兄朱君毅望订婚约，后朱移情别恋，婚约解除，毛乃洁身自爱，发奋攻读。吴宓追求过她，但她不为所动。出国留学归来，竟然嫁给比她年长近一倍的前总理熊希龄，世人都不学得惊奇。而吴宓却为此大为困惑迷离。吴宓好写诗，他写给毛彦文的诗写得怪兮兮的。曹聚仁说，在他的诗集中，有几首很怪的怪诗，怪得比打油诗还要“油”。写他的爱人毛彦文，可算是辜负了他的深情，所以他说：“我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读了使人生笑。后来毛彦文嫁了，嫁给那位熊希龄，熊氏老去了，她又寡居了。吴氏还恋恋不舍。又有诗为证：平生爱海伦。临老益眷恋。世乱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我独善；孤舟连横流，魔群无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剧，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缠绵悱恻，倒有点诗意了。他曾经想把这一段恋爱经过写成小说，题名“新旧因缘”，迄未成书。吴宓严谨的学风给学生布置功课、指定读物时，要求学生要专心，他以写字桌的抽屉作例子，做某件事，开某个抽屉，不用时，全部关上，形象而贴切。他的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文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着。对学生也“狠”，布置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吴宓注重身教，从小事做起。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如涂改一字，便将四方格涂满，免被误认。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笔画粗细犹如刻印。他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黑板擦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对学生要求亦严，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拒签。三两下一整治，谨严的学风渐渐地培养起来了。古道热肠吴宓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西师，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食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讲西文文学，为了让同学们懂得西文礼仪，他自掏腰包，带学生上西餐馆去体味。在西南联大生活十分清苦，他请茅于美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问清堂倌菜价，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用正楷写菜单、记价目，有时算错，在纸片上涂改菜单字迹像改学生作业一样方方正正，计算准确后再上菜。埋单自然由他一手包揽。师生数人上街，车马熙攘，他爱照顾学生，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身先率出，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吴宓是一位十分重情讲义有副古道热肠的人，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
20世纪30年代，曾被他很器重的一个学生考取美国留学，因遭意外，费用不足，吴宓倾囊相助300大洋，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吴宓在生活上自律俭朴，不烟不酒，粗茶淡饭。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是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用到“文革”后退休，几近40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一条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襻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在西师的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逍遥的时光1944年，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他生命中最遥逍的最后一年。在这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着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的。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根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着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他一年带薪的国内假期。时任校行的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乐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枉费牵挂吴宓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且不说他们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峥嵘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暌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石沉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费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就在悲愤中去世。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凄凉弃世。
“跪着比站着好”
1923年，吴宓与夫人陈心及长女摄于东南大学1978年春，西师的古典文学教研室，20位同仁为吴宓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追悼会，“对吴宓作了爱国、乐教、尽职的盖棺‘定’论”。同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期间，冯至、朱光潜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直至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院重新召开吴宓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了一切强加在吴宓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其恢复了名誉还吴宓之清白。然而，吴宓的趣闻碎片仍在凄凉凉地飘荡在人们的心头。有资料说，“文革”前吴宓在西南师院，生存境遇较好。最难过的是1966年，他已72岁，大会批，小会斗。在一次全校5000人的批判大会上，他被喝令跪下。一跪两小时，让人鼻酸。批斗后他的同事刘兆吉先生悄悄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1969年5月9日在批斗时吴宓被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当年的名流教授，住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这时的他，已是一位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的老人。窗外万家灯火，吴宓从梦中醒来。顿觉肚子饿了，口渴了。他想开灯，却无力下床；他想吃饭，却不见人送。他愤而摸到床头那根拐杖，乒乒乓乓敲起床框，疾声大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这是公元1978年1月17日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