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成癖，是俞平伯的人生得意之事。因此，俞平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淡忘的人。朱自清说他这个人就像他写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是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周作人干脆说他像个“明朝人”。其实，他是个《红楼梦》中人，是“旧时月色”中人。“新红楼梦”的奠基者俞平伯(1900-1990)近代政治家光绪年间的举人黄遵宪将《红楼梦》视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冐争光，万古不磨者”。他说这话，等于是要黑暗中挂起了红楼梦的红灯笼，吸引了新文学运动的人物。“红学”本来无所谓新旧之分，自胡适起，人们便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研究以及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称之为为“旧红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称之为“新红学”。旧红学也称“索隐派”，新红学又称“考证派”。最早使用“新红学”一词的是顾颉刚，他是在1923年3月5日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使用了“新红学”这个词：“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作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御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作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是把新红学作为旧红学的对立面并列提出的。旧红学显然是指先前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新红学则是指胡适、俞平伯等人发起的红学研究，自此以后“新红学”一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但是二十世纪红学界和学术界对该术语的使用和认知情况来看，“新红学”一词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新红学主要指时间上的新，具体来说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展开的《红楼梦》研究，即《红楼梦大辞典》所说的“胡适以前的红学为旧红学”，“胡适、俞平伯和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为新红学”，除胡适、俞平伯等人和索隐派的研究外，它还包括其它学者的研究，而此意义上的旧红学不仅指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也包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的评点派红学，以及其它专书专文评论等；狭义的新红学则主要是指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的新，具体说来，是指以胡适、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以考证为特色的《红楼梦》研究。学术界主要是红学界经常使用的是后一种。本来小说在古代属于“小家珍说”，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经过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的地位到“五四”前后得到空前提高，《红楼梦》胡适研究，也在这个时候也被提到了科学考证和科学探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胡适用近代科学考证方法，开创了“新红学”，并为之进行了近四十年的红学研究，先后写了近三十万字的着述。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是靠《红楼梦考证》一书奠定起来的，新红学也是由是书而奠定，胡适红学研究的中心是作者的身世、成书年代以及版本的辨伪，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对于胡适的功绩，海外的余英时先生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肯定：“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来以后，俞平伯与顾颉刚一起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红楼梦》，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从观点到方法，都和胡适一脉相承，而且更为丰富和完备，成为新红学的奠基性着作，《红楼梦辨》的出现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互相呼应，至此，新红学真正成为气候。新红学的成就，红学界已有很多的探讨，这里仅引用权威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所作的评价为例来进行分析：“在红学史上，新红学派不可磨灭的功绩有：一、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实质性阶段；二、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三、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着，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四、根据脂评和其它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等等。新红学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他们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把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世，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新红学”派领军人物胡适对《红橙梦》艺术价值的评判，是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的，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破落户旧王孙”，“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胡适后来对自己曾经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这样一句评价并不高的话，他甚至都后悔地说：“说老实话，我这句话已经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俞平伯虽然是胡适一系的人，但早在1923年《红楼梦辨》出版之后的1925年，俞平伯就在不断地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地红学观点，他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一文中宣布“我对于《红楼梦辨》有点修正的意见，在另一周刊上发布其一部分，希望过失不致因愈改削而愈多，其他更何所求呢。”稍后，俞平伯专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对以前观点作了较大的修正，“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昵？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由于他担心别人会误会他是“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所以就特别对自己的所谓“修正”作以说明，“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因为“《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他首先从小说兼具叙实和虚构成分的创作实际出发，反思自己在《红楼梦辨》一书中“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自责“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随后根据文学创作的原理进行分析，指出自己和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与旧红学索隐派“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而要想跳出旧红学的“樊笼”，“彻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在文章的结尾，俞平伯希望胡适也“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点的索隐派的‘红学’”。但这篇文章中，俞平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趣味的研究”“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即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鉴赏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俞平伯的这种学术转向与他认为“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有关，所以，从1949年后，他就一直进行着他所说的“趣味的研究”。成了众矢之的幻灭1952年至1954年，俞平伯将其旧作《红楼梦辨》删改、增订，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又发表了多篇研究《红楼梦》的论着。1954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文章寄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又寄到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得到发表。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并引起他的关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压制“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文章，表示了愤慨，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质问〈文艺报〉编者》和李希凡、蓝翎的新作《走什么样的路？》等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了，俞平伯成了众矢之的；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的矛头也不只是俞平伯了。客观地讲，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堪称是一位红学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有批注，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一文的作者刘仓是这样评论的：“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折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自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据当事人回忆，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导性批判文章的作者并不是红学专家，为文只是奉命行事，署名也是上命难违。因此，出现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倾向是在所难免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在更加猛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是在劫难逃。家被抄了，住房被挤占了，工资也被扣发了，“最高指示”中有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老弱病残”者可以除外，俞平伯已是古稀之人，自然属于“老”，但去“五七干校”却没能除外，带着老伴去了河南息县，住在东岳集农家。作为不是红学家的鲁迅，对《红楼梦》有他独到见解。他认为“红楼梦”书所写，“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中国小说史略》)。曹雪芹在书中借“石头”之口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同上)。鲁迅甚至对《红楼梦》，所指出“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如今，更有“揣测之说”，如什么“爱情掩盖政治”之类。还有雍正夺嫡林黛玉是作者曹雪芹的恋人等等，说来真是荒唐。鲁迅也正是既肯定了胡适考证出《红楼梦》为作者自叙传的功劳(见《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后来又特别指出曹雪芹用自己做模特儿写出了贾宝玉之后，普通读者所见就只有贾宝玉，和曹雪芹倒不相干了。“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雪芹“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还指出：如果有人“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其幻灭也不足惜”(《三闲集？怎么写》)。俞平伯《燕知草》自序手迹俞平伯显然是“幻灭”了。他在日后回忆时，在《小劫》一诗中有这么几句：歌哑了东君，惹恼了天狼，天狼咬断了她们底翅膀！
独置此身于夜漫漫的，人间之上，天荒地老，到了地老天荒！
赤条条的我，何苍茫？何苍茫？
与学问成正比的率真与古怪俞平伯原名衡，字平伯。号屈斋，浙江德清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家学渊源与聪颖勤奋，使俞平伯在22岁的时候便出版了学术专着《红楼梦辨》，奠定了其在红学界的地位。俞平伯在学生眼里，他的相貌与他的学问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反差很大。当年在清华大学有一种风气，学生可以在校园刊物上公开评议师长。因此，就有学生这样描写俞平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却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