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要将张爱玲的小资情调进行到底！我认为这是妄想。因为张爱玲只能是当时的张爱玲，是乱中的张爱玲，除了张爱玲自己，没有谁能体现出时代的张爱玲。张爱玲是当年最负盛名的小资作家。她的作品大多以自己周围的题材从事写作。她有她特立独行的人生观。她是一位继“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伟大的寻求者”，也是“解下锁麟囊，送出碧玉钏”的“后花园里的小姐”。而今天，张爱玲（1921-1995）断然没有这一类小姐似的人物。然而，张爱玲及其笔下的人物，却至今还在纠缠住我们。宣传自己出身名门张爱玲出身名门，她的爷爷张佩伦（字幼楹）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奶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为了提高知名度，向出版商提出，宣传自己是李鸿章的外孙女。这样，整个上海都知道了少女作家张爱玲的来历。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张爱玲的外祖父李鸿章1884年中法战争，法国在越南观音桥被清兵打败。法国内阁派海军中将孤拔为舰队司令，从北部湾率舰北上，要夺取福州、鸡笼(基隆)作为抵押品，向清政府索取战争赔偿。中国沿海形势变得紧张起来。清政府命平素侃侃言兵的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任会办海疆事宜钦差大臣，到福州马尾(马江)部署沿海战备。那时张佩纶正值盛年，书生意气，自命不凡。他把自己凌驾于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之上，发号施令，成了事实上的马江前线最高指挥官。张佩纶面对法舰停泊马江、沿江防线形同虚设的局面(两岸炮台炮口向外，打不到后面的法舰)，也积极调兵遣将，紧张备战。他曾六次上书、发电报向清廷请求“先发制人”、“关门打狗”，但都遭搁置。当时清廷决策人物慈禧太后及李鸿章力主和平谈判，告诫福州官员，不准先下手，否则“虽胜亦斩”。李鸿章甚至要张佩纶先炸毁船厂，以免资敌(没有执行)。张佩纶连碰几次钉子，锐气已尽，一味听命于李鸿章，战前不作充分准备，迷信和谈，不能利用广大民众的抗敌积极性，加之科学落后、装备差，舰船多木壳，没有鱼雷、机关枪，造成被动挨打。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1884年8月23日)，法舰队在马尾发动突然袭击。法舰趁退潮时，凭借船头炮(火力猛)正对清舰船尾的优势，出动鱼雷艇，用鱼雷炸毁清主力舰扬武号。法舰众炮齐发，半小时内，在马江参战的11艘清水师舰只全被击毁。全赖岸上抵抗顽强，法军无法登陆占领马尾船厂，才不得不于初张佩纶晚年像初五日撤出马江。清水师大败，张佩纶爬山越岭逃往高山深处彭田村。因马尾失控，陆上散兵游勇焚烧房屋，趁火打劫，一片混乱。数日后张佩纶惊魂稍定，才回衙办公。清廷继续让他署理船政大臣。后因闽省人民不断告发，朝廷才认真起来，把他充公到张家口。三年后，张佩纶又被李鸿章要回衙中。事情本可告一段落，奇怪的是，李鸿章不但不追究张佩纶战败的责任，反请进幕府，甚至把小闺女嫁给他为“续弦”。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李鸿章嫁女煞费苦心，据说他先给张佩纶看两首律诗。一首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一战何容轻大计，四方从此失边关。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人谁惜狄山？
宵旰殷勤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李鸿章夫人(坐者)及小女关于这首诗，张爱玲在《对照记——看老照相簿》中有这么一段叙述：张佩纶后妻(李氏)及子女李鸿章爱才，不念旧恶。他(指张佩纶)革职充公后屡次接济他，而且终于把他弄了回来，留在衙中作记室。有一天他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后又有机会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一看题目《鸡笼》先就怵目惊心！（《对照记》引原诗上半)李鸿章笑着说了声‘小女涂鸦’之类的话安抚他，却着人暗示他来求亲，尽管自己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囚犯。我看了非常兴奋，去问父亲(张佩纶与李氏所生)。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郭则澐《十朝诗乘》卷二十二载两首，另一首同情张佩纶更为露骨。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论才宰相囊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宣室不曾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寂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张佩纶看了十分感动，“引为知己”，“乘间自媒，婚议遂定。”李家小姐不是诗人，不可能写这样的诗。除了她自己儿子否认外，她女儿对张爱玲也说过：“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作的。”还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对照记》)亲生女儿不会无故贬低生母的才华。这两首诗不可能是旁人写的，被李鸿章借用了，或者是好事者故意渲染，列入笔记。关于张、李二家婚事，清人笔记中颇多讽刺。李宝嘉《南亭笔记》卷九写李鸿章“有女，年老矣，辄戏呼为老女，后字(许嫁)某翰林。翰林号幼樵，在公(李鸿章)幕中襄办文牍者，时人集为联语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李家二小姐当时正在“华年”，不是“老女”。“皇帝女儿不愁嫁”，相府千金，还怕嫁不出，何必硬塞给垂老的“囚犯”？如果真是“老女”，能诗会文，文化素养已经很高，何用请男教师(西席)，招引物议？其中材料多道听途说，只有嫁女一事，确是事实。张佩纶是“清流派”干将，曾经弹劾过李鸿章，让李鸿章碰了钉子，难以下台。张佩纶失败之后，李鸿章为何“屡次接济他”，甚至不顾家人反对，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死过两个太太、一个儿子，就剩下一个次子(《对照记》)”的囚犯？
这还得从中法马江之战说起。张佩纶在马江之战中原先主战，因为听李鸿章的话，才落得身败名裂。张佩纶的苦果有很大部分是李鸿章给的。李鸿章扪心自问，应该愧此斯人，才给他许多关照，让他当上相府机要秘书，又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算是对他的安慰。张爱玲原本是个才女，经此一宣传，令世人瞩目，她也由此身价大增。“她是一位伟大的寻求者”但张爱玲却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早年父母失睦，终致离婚。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家庭的不幸又使张爱玲早熟。七岁时她就开始写小说，中学时代在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小说《牛》、《霸王别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她用这5元稿费买了一支唇膏。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只身到香港求学。数年后，张爱玲挣脱困境，崭露头角。1943年5月，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一大批小说、散文及影评陆续见诸报刊杂志。胡兰成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
正在这时，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胡兰成于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离县城几十里地的北乡胡村，自幼生活困窘，在杭州蕙兰中学上二年级时考取了杭州邮政局邮务生，20岁时娶妻玉凤。胡兰成有几分小聪明，1927年去北京燕京大学谋得一份副校长室文书职位，工作之余常到教室旁听，因此丰富了学识。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萧山等地任教，之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1932年胡兰成的发妻玉凤病逝，给他很大打击。当时胡兰成家境艰难，四处借贷无门，后来勉强在干妈那里借了60元钱草草葬妻，却招致干妈的奚落和冷嘲。早年生活的困顿潦倒给胡兰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许多年后对这段生活他仍难以忘怀：“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1936年“两广事变”后，时在广西教书的胡兰成因在《柳州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受到军法审判。日后他曾自嘲地说：“我对于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一样糊涂。”
汪精卫看中了他的文才，1937年3月委任胡兰成为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从此决定了胡兰成一生的命运。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陈璧君到香港后，把他的月薪由60港元一下增加到360港元，另外还有2000元的“保密费”。从此，这个早就不顾人间是非黑白的自私者，彻底卖身投靠汪伪集团，1939年12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汪精卫夫妇自1943年1月，张爱玲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四卷一期发表后，张爱玲的文章以其独到的视角，清丽的笔调颇受沪上读者好评，因为稿酬优越，她也就乐于接受该刊约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二十世纪》上相继发表了《妻子、荡妇和孩童》、《鸦片战争》、《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上海人》等影评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章。但张爱玲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要继续扩大她的战果，便携新写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等小说造访了着名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周瘦鹃看后大为欣赏，立即在《紫罗兰》当年的五、六月两期以头条刊出。对小说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她开始对上海文坛狂轰滥炸。八月，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在《万象》杂志刊出，此后，她的《琉璃瓦》、《连环套》等小说也相继在《万象》上刊出。几乎与《心经》发表同时，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此后又刊出了《倾城之恋》。在小说赢来了满堂彩之后，张爱玲又亮出她的另一样拿手好戏——散文。她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等着名散文很快在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古今》和散文小说月刊《天地》上刊登出来。在1943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五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在这年的十一月，《洋人看戏及其他》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文坛登龙，杂志为径，文坛的金字塔正是着名杂志堆砌起来的。以此而论，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嘉许和推崇，在新文学史上，这种情况即使不是仅见，也是极为少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3年，是文坛上的张爱玲年！
在1944年初，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看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了一二节的时候，就不觉直起身体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过后犹觉不足，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张爱玲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对人性的理解，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很深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胡兰成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萌发了与张爱玲结识、倾吐倾慕之情的念头。他好奇地给《天地》主编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果系何人”。苏青回信说“是女人”。当然是女人，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苏青没有说。不久，又有两期《天地》寄上，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而且还刊登了张爱玲一张照片，胡兰成望着照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神交已久，不由频频点头说：“这就是真的了！”从此，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二月初，胡兰成从南京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苏青原名冯和仪，笔名苏青，是《天地》主编，曾任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的秘书。上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基地，胡兰成任《中华日报》主笔时和她相识。胡兰成此来，一为对苏青所办的《天地》杂志颇为赏识，更重要的是打探张爱玲其人。苏青告诉他，“张爱玲忙得很，等闲人物一般是不见的”。胡兰成心有不甘，执意要结识她。在他再三恳求下，苏青才迟疑着把张爱玲的地址给了他。翌日，胡兰成便去造访张爱玲。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尤其是在大红紫之后，更是闭门谢客。正如上海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所言：“如果她和你约定三点钟到她家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