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招募来的新人一旦被编入军队就立即开始了训练，在开往兵站时再次接受训练，当到达前线加入战场上的部队后还要再进行训练。这样的训练显然确保他们在某个层次或某项训练方面具备战斗力，如“士兵学校，主要是武器使用和行军基础要领”，又如“排级学校”，主要负责普通士兵的密集队形，以及一个排的机动和射击方式。
排是营的最小战术单位。各个排通常是从9个在编连队的某个连抽调出来的人员，尽管并非总是如此，这与18世纪20年代多数欧洲国家采纳的早期排枪射击实践有点相似。法国保留了早先的横排射击方式，但也逐渐接受了排的射击方法。
当时人们的认知还比较模糊，没有认识到“营级学校”层次的训练有何成效，实际上他将影响整个营甚至整个团的机动。大革命期间的法军极其脆弱，特别是1792年后期和1793年初期，法军常常表现为惶惶如丧家之犬，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只有1792年9月20日的瓦尔密战役是个例外。这些不佳的表现，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在营、团以及更高层次上缺少凝聚力，这也反映了在这些层次的训练不足。这也可能归因于征召的士兵来源极其复杂，层次差异大，有些人军事经验丰富，而有些人实际上对军事一无所知。
新军队的组织
考虑到部队以及人力资源的多样性，至少在理论上有必要为共和国军队创设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到1793年，有来自皇家正规军队组成的团——因他们身穿白色波旁军服而被人称为“白军”，以及由志愿军（或称为“联邦派士兵”）和应征入伍者（或称为“蓝军”）组成的营，后者至少在理论上为国民卫队设计了蓝色的外套。
根据《1793年8月全民动员令》，营的组织结构依然与大革命前王家军队相似，即8个战列步兵燧发枪连和一个掷弹兵连，总计777人。
根据1793年2月21日的混编规定，创立了一种被称为混成旅取代旧式团的新军队。每个混成旅由一个白军营和两个蓝军营组成。在随后的几年里，或许还有其他混编军队和机构重组。混成旅的数量在94个和205个之间剧烈变动，但最终稳定在100个。与早期的或以地域命名（如佛兰德斯）或以人名命名（如国王）不同，现在的军队代之以数字命名。混编部队也创立了14个独立的轻步兵营。营的数目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有时达到35个营，但最终确定为30个营。轻步兵营在组织上与他们的战列步兵营相似，但其正规连以轻装兵着称，而精锐连则以来复枪连而闻名。
考虑到法国军队的规模，对共和国军队如何机动影响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组织形式。法国进行更大规模战役组织的尝试一直没有中断过，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40年代，在七年战争期间再度进行了这种尝试。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军队按地域创建了17个常备师，每个常备师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团。这些师在战争期间是大规模战役组织的基础。1791年，这个体制被23个师所取代，而这些师负责招募工作。
革命军承袭了上述传统，以师为日常编制，而每个师通常由各兵种构成。1792年初，法国战役条例要求军队以独立纵队行进。当军队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时，这个条例使军队的行动极为灵活。这一体制的发展归因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首先，数量庞大的部队要在如此多的战线上冲杀，意味着这一组织结构必须具备相当大的灵活性。
此外，大队人马的集结赋予法军真正的优势，因为敌人常常是为了防御重要城镇和工事而兵力分散。然而，数量庞大的军队也给法军后勤造成严重问题，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后勤体制还不能支持军队的这种大规模集结。师的编制使后勤负担分散到更大的区域，只有当战争即将发生时部队才会集结。
大革命的战术
关于法国王家军队的战术讨论和自我反省，对共和国军队所运用的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将军们依然在不断讨论线性阵形对纵深的纵队阵形的优势。此外，这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影响。现实的考虑是，共和国士兵并不是那些曾在诺曼底的沃西埃训练场尝试过这两种根本不同体制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共和国军队是残余的正规军与新兵的大杂烩，不少人只有一点抑或根本没有从军经历，他们在营这一层级是否受到训练很值得怀疑，而这个层次的训练对战场上的有效机动非常重要。
在政治层面，革命政府极力推崇白刃战——用冰冷的钢铁赢得胜利。它认为冷兵器适合士气高昂的共和国公民。这一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陆军部长约瑟夫·塞尔万·德·热尔比（1741～1808年）在1792年夏倡议组织长矛兵营，并且确实制造了近50万支长矛。
很明显，多数共和国将军倾向于吉贝尔提出并体现在《1791年8月1日条例》中的战术体制，即三列线性阵形。但是，《1791年8月1日条例》并非是死板的教条。它允许用纵队完成各种任务，包括通过机动使实施火力攻击的各营部署到阵地，以及对工事、城镇和村庄等建筑完好的地区发动进攻，这些地方有可能需要通过短兵相接方能拿下。查理·弗朗索瓦·迪穆里埃（1739～1823年）将军是努力遵循吉贝尔和《1791年8月1日条例》的着名将领。
在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战役中，迪穆里埃的4000人的军队对躲在堑壕里的1．3万名奥地利人发动进攻。法军以松散纵队推进，接近敌人阵地后，部署成线性阵形。当纵队在敌人的火力打击之下试图部署成线性阵形时，法军中央受到奥军猛烈冲击，但是法军的撤离将奥军从其阵地上引了出来。这一战术可能已经超出了那时法军的训练水平，更何况即便是对训练有素的军队来说，在敌人炮火之下变换阵形也实属不易，就更别提是训练不足的法军了。但是，热马普战役证明对法军战术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首先是在松散阵形中广泛使用轻步兵。在法国一方，当时的地形不宜于使用密集纵队。
结果，那里的法军以散兵形式向前推进。这表明了法军指挥官修正《1791年8月1日条例》的宗旨，使战术与他们的战斗能力相符。以松散阵形来部署混成旅是一个完美的案例。
轻步兵
关于轻步兵的运用，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绝大多数论着中不大谈及，这些论着把焦点集中在横队与纵队的优劣对比问题上。然而，革命军队广泛使用了轻步兵。这可以被视为基于现有部队战斗力的战术灵活运用的例子。
事实上，散兵的隐蔽性因其是不完全的线性阵形而符合吉贝尔的原则，而且这种阵形能够充分利用那些士气高昂而非训练有素的部队。热马普战役也显示人数优势带来的好处，这次战役中迪穆里埃能集中3倍于敌军的兵力。上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法军在战术层面可以对敌持续施加压力。与18世纪单个部队不受重视的大战术模式不同，这一体制认识到单个部队的重要性，采用不同阵形来适应地形和作战环境，而且在战役的关键地方投入充分的作战人员，形成决定性的人数规模。
有关共和国部队灵活性的另一个例子，可见于其对付法国西部叛乱的战术。除了与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等国的正规军作战外，共和国还须对付旺代和布列塔尼等地的各种反革命集团。叛乱者起初装备不良，但是打败前来镇压他们的那些缺乏训练的首批国民卫队士兵后，其武器装备有所改进。但后来证明，共和国能迅速建立起正规部队，而且在训练方面要好一些，无论是在野战还是攻城或守城中，都能击败叛军。
然而，在诸如西班牙和蒂罗尔等地展开的大量针对非正规军的行动中，共和国军队努力对付的是叛军的伏击战和小规模军事行动。尽管有在北美地区取得的相当丰富的非正规战经验，但他们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兴趣来研究“小型战争”的战术。
战术和作战原理是在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例如，路易·拉扎尔·奥什（1768～1797年）撰写并传播的作品——《关于作战部队打击朱安党人的训令》。朱安党人是指布列塔尼的叛军。这些训令强调部队的凝聚力、侦察和以武力防御敌军侵扰的重要性，叛军常用数量优势来占取那些规模不大、组织混乱的正规军的便宜。在战术层面上，该训令强调要采取火力最大化的线性战术，以压制叛军。事实上，奥什不仅命令他的部队以线性编队来作战，而且在战役中使用两列线性阵形，以充分利用其所有营的兵力。他还使用散兵，但人数不多，并且总是得到阵形严密的部队的支援，以确保散兵不受敌军引诱而远离战线，从而被截断后路。
最后，革命军队广泛使用吉贝尔特别是杜泰伊倡导的炮兵。这种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归功于格利包佛尔引入更轻型的大炮，也归功于炮兵在所有兵种中可能最成功地经受住了革命的压力，保留最完整。例如，保留下来的炮兵军官的比例，高于步兵和骑兵。
炮兵创新
革命武装是建立在早期的改进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且进行了自我创新。其中一项创新是，将大炮重新引入营级单位。每个步兵营配备两门4磅重炮弹的大炮。尽管这有可能妨碍营的行军速度，但它们确实增强了部队的火力。同样重要的是，大炮的引入减少了营级军队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这两门大炮不仅鼓舞了士气，而且可以在部队陷入恐慌时用来阻挡敌人的追击。第二项创新是引入了骡马炮兵。就维持马匹的饲养和后勤需要来说，虽然这两项花费极其昂贵，但骡马炮兵为进攻提供了重要的机动力量。
起初，人们只是认为此举可以提高骑兵的素质，就像营引入大炮能提高步兵素质一样，但很快，那些炮手自认为自己是精锐部队。富瓦（1775～1825年）将军本人就是一个炮兵，用他的话说，他们的速度、机动性和冲击力，使其能够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贴近目标并迅速射击”。
因此，革命军队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军事上的反思和学术方面的发展。但是，这仅仅是一般继承，因为上述反思和发展均是为旧的王家军队服务的。共和国军队所向披靡的部分原因，至少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到灵活运用，并将上述反思和发展转换为实践，增强了部队自身的作战能力。
里沃利战役
（1797年1月14～15日）
1796年11月，前一年的制宪会议选出的执政官，希望在缔结有利于法国的和约的情况下，结束在意大利的战争。结果，和谈倒是举行了，但结束战争的所有希望却因一个小小的问题，即曼图亚的一个要塞而很快破灭。9月，奥地利陆军元帅达戈博特·冯·乌尔姆塞（1724～1797年）率领1．8万多人避战不出。这支部队被拿破仑的意大利方面军的部队团团围住。曼图亚是号称四方堡垒中最坚固的堡垒，奥方用其来控制意大利北部，这也是奥军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镇。作为谈判的部分条款，奥地利人要求允许其加强防卫，但该条款对法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谈判因此失败，双方准备兵戎相见。
奥军决定突围，加入意大利北部约瑟夫·奥尔温茨·冯·博尔布吕克率领的军队。奥尔温茨的部队已增加到5万人。拿破仑虽有5．5万人，但他的处境极其不利。首先，他需要分出1万人进行围攻，1万人遂行分散巡逻任务，这样，他只剩下3．4万人的野战部队，应对即将到来的作战行动。其次，拿破仑不知道奥尔温茨何时进攻以及从什么方向发动进攻。因此，他被迫进一步将军队分成3个独立的作战师，即皮埃尔·弗朗索瓦·查理·奥热罗（1757～1816年）率领近9000人在莱尼亚诺防守下阿迪戈，安德烈·马塞纳将军率领差不多规模的军队在维罗纳防守上阿迪戈，巴泰勒米·卡特林·茹贝尔（1769～1799年）将军率领1万人驻防在里沃利北部。鉴于军队数量的差距，以及有关奥地利人计划的情报缺失，拿破仑不可能展开进攻，但这3个师却能防守奥尔温茨可能撤出曼图亚的三条主要道路。
1月7日，拿破仑离开司令部，前往博洛尼亚处理一些关于6000名教皇军队抵达托斯坎纳的一些外交和军事问题。他看上去似乎认为奥地利人还没有能力发动解围战，因为不这样设想的话，他就不大可能此时离开司令部。但是，奥地利人实际上就是在那天展开军事行动的。奥军的计划是，奥尔曼茨本人率领的2．8万名主力自阿迪戈谷地北部南下，夺取里沃利附近群山中的狭窄的交通要道。此外，还有普热维罗和巴加里希将军率领的总共约1．5万人，执行牵制法军的任务。1月11日，尽管奥军进展缓慢，但是普热维罗和巴加里希率领的纵队与奥热罗的部队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同一天，奥尔温茨向南部的里沃利方向推进。消息传到拿破仑那里，他刚与托斯坎那大公签署完协议。拿破仑立即动身返回司令部，从那里前往维罗纳，发现马塞纳正遭受攻击。拿破仑还了解到里沃利北面茹贝尔率领的师在敌军凌厉的攻势前处于下风。拿破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用其全部兵力迎击敌人的进攻，尽管他确实将一些规模较小的外围部队予以调回。相反，他写信给茹贝尔，问他的这位指挥官是否能经受的住9000人以上敌军的攻击。
1月13日凌晨，拿破仑收到茹贝尔的信，得知奥地利人已大举进攻，迫使茹贝尔退往里沃利。拿破仑立即命令茹贝尔准备防守，并同时命令马塞纳火速派军增援里沃利。拿破仑本人于1月14日凌晨2点到达里沃利，并在一所教堂里找到茹贝尔，制定了第二天的作战命令。拿破仑决定立即发动攻击。
同时，奥地利人也已扎下大营，等待发动进攻。喜欢腓特烈式的高深莫测的机动战术的奥尔温茨，将军队划分成6个独立的进攻纵队——不幸的是，他的军队不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3个纵队分别由利普陶伊、克布勒什将军和奥克赛将军指挥，总共有1．2万人，攻击那个法军径直后撤的高地。还有两个纵队，总共1．5万人，由奎斯丹诺维奇和武卡索维奇将军指挥，沿着阿迪戈两岸前进，并试图越过峡谷攀上高地。最后，吕西农将军率领4500人的第六纵队，沿法军右翼作长距离机动，抵近拿破仑军队的后部，切断其退路。
拿破仑展开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