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生活着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传说是天上玄鸟（也就是燕子）的后代。他们历经磨难，辗转迁徙，到了成汤之世，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这时正逢夏朝的统治者桀荒淫无道，昆吾作乱。成汤王在谋臣伊尹的辅佐之下，手执铜钺，先征昆吾，后伐夏桀，建立了商王朝，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的事情。
商王朝传国凡六百载，特别是到了商代中期，成汤的第九世孙盘庚即位，把都城迁到了殷，即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一带。自此以后，商朝疆域广袤，势力强大，也非常好战。据甲骨卜辞记载，商王的中央军队以师建置，左、中、右各一师。后来到了商代晚期的武乙、文丁称帝时，扩充为六师。在作战形式上，除了传统的步战外，出现了车战，这标志着一个新兵种——战车兵诞生了！从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墓葬的发掘资料看，当时的战车为双轮独车舟（辕）式，方形车舆（车厢），舆后开门，一般的车舟下驾二马（只有殷墟宫殿区的一座墓中随葬的战车为四匹马驾挽）。车上乘一个驭手，还有一个或两个作战的将士。他们各自有自己适用的武器，作战时各司其职。
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所以在两周之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乃至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青铜文化、青铜冶铸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的青铜冶铸作坊，铸造出许多青铜重器。如商代中期的郑州南关外炼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附近不远杜岭铜器窖藏出土了两件大方鼎，一件重86.4千克，一件重64.25千克，可视为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代表。商代晚期的殷墟，铸铜作坊在小屯宫殿区东南，总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殷墟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冠，它高133厘米，重达875千克。在冶铸工艺方面，已进入了先用矿石冶炼成纯铜、锡、铅，再用纯铜、锡、铅融铸青铜器的阶段。能用复杂的合范技术，铸造出各种青铜器。
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为商代青铜兵器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提供了可能。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商代中期以后，兵器已明显地分成了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三大类。
远射兵器以弓、箭为主，根据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金文资料，当时已使用性能优良的商代铜族（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复合弓了。弓长1.6米左右，两端装有玉制弓弭。这些弓弭往往雕刻各种花纹，非常美观。弭上有刻槽（契），以供挂弦之用。张弓时，弓干呈连续双弧形。当弓不用时，常把弓弦卸下来，称弛弓，弛弓时弓干朝反向弯转。商代的箭与弓一样，有机质的部件早已朽毁。据殷墟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资料，一支箭全长80～87厘米，由箭头（镞）、箭杆和箭羽复合制作而成。由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箭上已普遍装配了青铜箭镞。这时的铜镞大量的是二里头文化所见那种较先进的圆铤凸脊双翼有倒刺的形式，但两翼的夹角更大，倒刺更尖，并在两翼上磨出了血槽。这种镞射中人体后，受创面大，很难拔出，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他形式的青铜镞尚有平头式，平头有箍式和三棱式，但使用都不普遍。商代的箭镞除了青铜制作的之外，还使用骨、角、蚌、石镞。值得一提的是，商代的骨镞除了用兽骨外，也用人骨制作。郑州紫荆山有一处商代早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了千余件骨器半成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人骨制作的箭镞和其他器物，奴隶制的野蛮与残酷在这里暴露得一览无遗。
为了便于携带，这些箭多放在箭菔（箭囊）之中，箭菔用藤条或竹篾编制，一侧有提手，菔内并排放十支箭。商代的射手射箭时，为了控弦方便，右手拇指上往往戴扳指。河南殷墟出土过一件，玉质，上雕花纹，扳指的一侧已被弓弦磨出了深深的凹槽。
商代的格斗兵器以戈、矛为主，还有少量的青铜钺和大刀。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戈相比，这一时期的戈有了很大改进。表现在戈头与戈的结合方面：其一是在直内戈的援和内相交部位增铸了一条上下都伸出戈身的“阑”，从而避免了戈头前后移动或脱出：其二是把曲内戈的内部减窄，并增加了曲内尾部的弯曲度；其三是把戈内中部铸成椭圆形銎孔，可以把戈牢固地插入銎中。在戈援的改革方面，主要是加大了戈援与戈的夹角，使戈援上昂。经过上述改革，戈更便于砍斫，而且在实战中随意挥斫钩啄而不易脱落，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到了商代末期，銎内戈和曲内戈几乎被淘汰，只剩下了直内戈。商末的青铜直内戈的显著特点，是下阑的前面出现了“胡”。所谓的“胡”，实际是戈的下阑前侧，援的下刃向下作弧形延伸的部分。胡的出现与加长，增加了戈头与结合部位的长度，它的上面往往开长条形“穿”，通过这些穿，可以把戈缚扎得更加牢固。商代末期最常使用的是短胡一穿戈，但也有中胡二穿者。陕西省城固还出土过一件长胡四穿戈。胡的加长与穿的增加，是商代以后青铜戈发展的趋势。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资料和铜器铭文，当时使用的是短柄式戈，一般长80～100厘米，相当于武士身高的一半左右。作战时武士一手挥戈，一手持盾。
商代的青铜戈，不但铸作精良，上面往往还装饰各种花纹，也是工艺高超的艺术品。1976年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出土了几件曲内戈，其中4件全为青铜质，长38.6厘米，有上下阑，内上设一圆穿。援的本部饰饕餮纹，援脊饰蛇纹，内的后端饰独角卷尾夔纹。在这些花纹之上还镶嵌上了绿松石。另一件是铜、玉复合戈，援本部和内部为青铜铸造，援本部铸饰饕餮纹，内的后部铸成勾喙歧冠鸟纹，花纹之上也用绿松石镶嵌。戈援的前端用一片灰黄色的玉磨制而成，援中脊棱突起，三角形前锋，靠近本部有一小圆穿。根据这几件戈的装饰情况分析，它们并不是实战兵器，而是一种仪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三件鸟纹戈，传出土于河北省保定，也有说出土于易县。三件戈分别长27.5厘米、27.6厘米、26.1厘米。它们的形制相似，都是直援短胡式，内的后端铸透雕钩喙歧冠卷尾鸟纹。戈援上分别有22、24、19字铭文。铭文倒置，内容是祖、父、兄的祖号。从铭文来看，这三件鸟纹戈也是仪仗用器，专为祭祀而特制。
在仪仗用戈中，还有一种玉戈被普遍使用。它们大多是直内戈。锐锋或三角形锋，援本部或内上有一小圆穿。这种玉戈早在二里头遗址就出土过，长30.2厘米，内上刻五组平行线纹。湖北黄陂盘龙城二号墓中出土一件玉戈，锐锋，援中起脊棱，近阑处开一小圆孔，通体光素，自锋尖到内端长达93厘米，可称玉戈之王。
在商代，矛是仅次于戈的第二种格斗兵器，装上矜（矛柄）使用，柄的末端还套有青铜镦。根据安阳大司空村出土铜矛的残痕观察，一般长1.4米左右，为步卒使用。在考古发掘资料中，矛的数量明显比戈要少。在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的发掘中，出土青铜戈230多件，而铜矛只有70件，只占铜戈数量的1/3弱。但在侯家庄1004号大墓中，一处就出土青铜矛700多支。这些铜矛10支为一束，捆扎后堆放在墓道之中。
青铜矛是从石矛、骨矛发展而来的兵器，最早发现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的遗址中，矛体呈柳叶形，中间脊棱突起，后面的胶截面作圆形或菱形。骰的两侧出半环形纽或突凸。这种柳叶形矛尚带有石矛、骨矛的遗风。商代中后期的矛一般都有较宽的矛叶，矛叶前聚成锋，矛叶的后面是长长的胶。的两侧有半环形纽，通过这两个纽可以把矛头牢固地缚扎在矛矜之上。还有一种短矛，的銎孔直伸入矛脊处，矛脊两侧伸出锋利的矛叶，矛叶前端聚成矛锋，中段内收，下段外展。在矛叶底部对称开两个圆孔，当为缚柄之用。与戈一样，矛柄的末端也装镦或（《礼记·曲礼》注云，锐底的叫，平底的叫镦）。商代的作渐细的筒形，或下端出一尖锥，一侧出一钩刺。河北藁城出土的一件，短圆筒下铸成倒置的牛头纹，牛头尖尖的双角可插入地中。
商代的青铜矛往往在上铸饰花纹，或在矛叶上铸文字。最为精美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商代后期青铜玉刃复合矛。矛的青铜满饰蕉叶纹、饕餮纹。两侧各出一半环形纽。骨交的上端渐扁而膨大，中间开口，像蛇头一样衔住玉质柳叶形矛叶。这件矛全长18.4厘米。
《诗经·商颂·长发》中，商人对先祖宏伟业绩的追颂道：“……汤王出兵伐夏后，锋利大斧拿在手，好比烈火熊熊燃，谁敢阻挡和我斗？”诗中提到的钺也是商代的一种青铜格斗兵器，用于厮杀砍斫。它还是一种象征权势威仪的仪仗，一种刑具。所以在各地发现的商代青铜钺大多铸造精良，华美中显露出威严摄人心魄的气息。
说起青铜钺，使人想起商代中期一位叱咤风云的女将，她叫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位嫔妃。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为武丁四处征集兵员，还担任过武丁大军先头部队的统帅，统兵13000人。她能征善战，曾率兵征伐夷、羌、土等方国，战功卓著。
1976年这位巾帼英雄的墓葬在安阳小屯被发掘。墓中出土了各类青铜兵器近200件。出土兵器之多，在君权、父权、夫权统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那琳琅满目的兵器中，有四件青铜钺最引人关注。这四件青铜钺两大两小，两件大钺的形体非常相似，“风”字形钺身，圆弧形宽刃好像一眉新月，近本部开两个长方形穿，平肩，长方形短内。其中一件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达9千克。钺的上部靠近肩处饰双虎食人纹。猛虎阔口暴睛，上身直立，后腿蹲踞。那过大的头颅，纤细的四肢，卷曲的虎尾，使虎威顿减，却平添了几分稚拙之气。两虎口之间是一颗圆圆的人头。纹饰特征与司母戊大鼎鼎耳的纹饰相似。纹饰之下有“妇好”二字铭文。钺身两侧各有六个丁字形扉棱。另一件饰双身龙纹，也有“妇好”铭文。长39.3厘米，刃宽38.5厘米，重8.5千克。两件小青铜钺长约24厘米，重1.2千克。钺身呈风字形，一面饰夔龙纹，另一面有“亚启”二字铭文。如果从用途分析，这些分量重一千克左右的青铜钺才可能做兵器使用，而那种大钺只能用作仪仗。
商代的青铜钺几乎都是这种扁平身，圆弧刃的形式，只是钺身、内长短，以及花纹装饰有不同。湖北黄陂盘龙城2号商代前期墓出土的一件身略修长，中间开一大圆孔，饰夔龙纹。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墓出土的铜钺，钺身雕镂人面纹，大耳突睛，方齿森森，令人不寒而栗。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钺身镂空，如人张开的巨口，上下密排尖齿。一件銎内钺，钺身后接椭圆形銎，平肩下突出方耳，饰卷云纹和变形兽面纹。其他如陕西城固出土的龙纹钺、湖南征集的虎纹钺都展示了一种狞厉而神秘之美。
大刀也是商代所用的一种格斗兵器，但出土很少，使用并不广泛。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的一把最为华美，直背凸刃，身两侧饰夔龙纹，刀背透雕花饰扉棱，舌状短柄，长41.5厘米。看来是插装在其他质地的刀柄上使用的。河南安阳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土青铜大刀作另一种形制。这把刀直背平刃，刀尖上翘并向回钩折，刀身饰四条夔龙纹。刀背上有三个銎孔，长31厘米。这类大刀只有通过銎孔装上较长的木柄，方能用于劈砍厮杀。
此外，还有一些外形奇异的兵器，一般极罕见，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铜勾戟和异形剑等。
无论哪个时代，战争的参与者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和最有效的保护自己。在商代也是如此，每个武士除了配备格斗兵器外，还有护体的兵器和防护装具。当时的护体兵器是一种青铜短刀，通长30厘米左右。刀背凸起，刀刃内凹，短柄，柄首铸成兽头形或环形。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刀身与柄间有下阑，柄端铸成一条龙，龙身弯曲成环护住龙头。大司空村51号墓出土的柄端铸牛头，陕西绥德出土的柄端则铸马头。件件造型精巧，有着草原游牧民族的风格。由于这些青铜短刀体型短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双方近战肉搏时才用得上，所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在内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出土有铜短刀，也发现一些与青铜短刀长短相近的青铜短剑，为草原游牧民族用具，可能在生产、生活中的用途更多一些。
青铜胄、皮甲和盾牌是商代武士的主要防护装具。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墓道中，一次就出土青铜胄140余顶，还发现有皮甲残痕。青铜胄一般高约20厘米，重2～3千克。胄的正面往往铸饰一个大兽面纹，兽面圆鼻阔口，或暴睛长角，或环眼巨眉。中间一条突起的脊棱向上直贯胄顶。顶上立一短管，可作插装缨饰之用。胄的左右两侧及后部向下延展，以保护双耳和颈项。这些青铜胄都是合范铸造的，铸成后外部经悉心打磨，光洁如镜，而里面仍商代铜胄（左：牛纹，右：虎纹，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保持着粗糙的铸造痕迹。戴胄之前必须包上头巾或在胄里衬垫柔软的有机织物。形状相似的青铜胄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也出土过。而那些皮甲由于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早已腐烂，根据印在土上的残痕观察，一片直径约40厘米，是一种整片皮甲，上面还用红、黄、黑、白四色绘制了曲尺纹、卷云纹和连续菱形方格纹图案，颇为华美。
盾又称干，是一种单手执握的防护器具。从甲骨文、金文的象形文字上看，商代的盾一般呈长方形，下缘略宽，其长度大约相当于武士身高的一半。在安阳殷墟车马坑内出土过盾的实物，业已朽毁。经仔细观察分析，可知它是由四条木制的框边和蒙在上的皮革制成的，宽65～70厘米，高80厘米。盾面微隆，上髹棕色漆，并彩绘了两只相背的卷尾虎形。陕西贺家村商代晚期墓也出土过两面盾，一件出土时盾面向下盖在青铜簋之上，盾的有机物质已经腐朽，只剩下了青铜附件。这附件像一个正面俯冲而至的牛头，它的两只角又粗又大，暴睛突凸，两耳间距13.5厘米。附件背面还有供穿缚用的鼻纽。另一件也已朽毁，留下的青铜附件作人面形，圆眼弯眉，直鼻开口，露出两排牙齿，像一个人在嬉笑，意趣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