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领域异常自由和活跃的时期，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1.社会大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有了极大发展，特别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大推动了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的进步。与此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由于荒地的大量开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田不断增加，周代的井田制逐渐废弛，土地私有制产生并逐渐巩固。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意味着鲁国井田制的废除和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化。各诸侯为了适应竞争的形势，维持自己的统治，也都先后进行了不同的改革。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财货交流，城市繁华，各诸侯国之间宗族的藩篱逐渐被冲破，尊卑贵贱有严格规定的礼制日趋崩溃。随着封建制关系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谓“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都是这种变化的反映。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以上种种，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2.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各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魏之李悝，楚之吴起，秦之商鞅，赵之武灵王，韩之申不害，都是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的著名代表人物。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新的统治阶级还未有绝对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任何条框的束缚和制约，尽可以畅所欲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就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
环境的宽松和对人才的重视，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诸子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不仅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而且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时，各学术团体与政治权势是相对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后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私学的兴起
在思想文化上，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兴办私学，评论时局，寻求恢复社会秩序的良方，把本来只保存在贵族社会中的知识带到民间。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无不以吏为师。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礼坏乐崩”之后，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在西周时被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同时也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讲学风气的盛行，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4.士阶层的崛起
春秋以前，有一种受过礼、乐、书、射、御、数所谓“六艺”教育，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具有相对稳定性收入的人，作为低级贵族，统称之为“士”。《汉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春秋战国之际，各阶级在斗争中重新分化、组合，士阶层逐渐崛起。士这一阶层较为复杂，有贵族没落降而为士的，也有自下层而上升为士的。士的流品也颇不纯，大体上包括武士、文士、策士和食客。食客之中，流品最杂，甚至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流。处在时代运动的旋涡之中的士，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之上，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或用舌与笔，或用刀和剑，或两者并用，不愧为当时叱咤风云的豪杰。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断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慧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赵简主、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养士的数目成百上千。除诸侯之外，高官贵人也普遍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每人养士数千人，秦国的吕不韦养士也多达三千人。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有些有眼光的君主和权贵，他们不以权势骄人，主动或自觉地与士人交朋友，拜士人为师，待以上宾。还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雎，“敬执宾主之礼”；邹衍“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屈身拜请侯嬴、毛公、薛公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