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天才，普利策除了对新闻业有巨大贡献外，在政治上也是一位以民主卫士著称的巨人。
普利策始终不仅以民主代言人、民众代言人自居，还落实在行动上。这表现在他用自己的报纸为民众疾苦呼吁，为公平呐喊。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普利策的《世界报》开张之始，就宣称自己的报纸具有民主精神，为人民利益斗争。仅仅一周时间，《世界报》兑现诺言，宣布了自己对社会的10项主张，扶贫抑富，强调社会公平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普利策的报纸一直坚持十数年为之努力，这10项主张中有9项已由普利策生前体现、落实在美国的法律中，这9项主张是：
1.对奢侈品征税；
2.对遗产征税；
3.对高收入征税；
4.对垄断征税；
5.对有特权的公司征税；
6.改革公务员制度；
7.惩办贪官污吏；
8.惩办贿赂选举；
9.对强迫职工参加选举的雇主处以惩罚。
普利策改革社会秩序的另一项大行动是同美国的石油集团作斗争，坚决反对资源垄断、反对资本垄断。当时，美国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石油集团几乎控制了美国的石油业。“美孚石油公司”是当时的石油霸主。为数极少的几个财团竟然控制了美国的能源命脉，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垄断。同时，钢铁、铁路、机械制造、银行等也正在向大托拉斯发展，这种大托拉斯一旦形成，行业垄断就不可避免，普利策认为，这是同美国的民主、平等、自由竞争的基本原则相悖的。于是，他从洛克菲勒财团的石油公司开刀，列数垄断危害，呼吁从法律上禁止垄断，反对托拉斯垄断联盟的形成。在普利策的巨大舆论攻势下，也经过其他法律人士的努力，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然而，使普利策真正具有民主卫士形像的一件大事是他成功地发起一场全国捐款行动，将自由女神像从法国迎接到纽约落户。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人民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的敬意，捐资数十万美元，准备建造一座象征民主自由的女神像送给美国。1884年7月4日，组成自由女神像的钢板已交给美国驻法国公使，而早在1874年，自由女神16英尺高的高举火炬的手就已在费城纪念会上展出，高达17英尺的女神头部也曾于1878年在巴黎博览会上展出。然而，法国捐赠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却因资金无法落实而无法来到美国。
此时，只要任何一家纽约报纸意识到这一事件是在丢美国人的脸，并以此发动捐款拯救自由，都肯定会成功。但是，这事也让普利策占尽了先机。以他本人的财力，他个人完全可以出资完成这一善举，但他却以此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募捐运动。《世界报》在头版刊登如下精彩的感人言辞：
法国赠送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礼物，可是我们却让她至今无处安身。这对纽约市、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女神并挽回我们的耻辱，那就是我们必须尽快筹款。
“《世界报》是人民的报纸，它现在向人民呼吁，请求人民捐助资金……我们不要期待百万富翁出这笔钱，自由女神不是法国百万富翁送给美国富翁的礼物，而是全体法国人民送给全体美国人民的礼物。”
如此激动人心的言辞，怎不打动美国人民的心，不久，《世界报》为自由女神募得了3101091美元，12万美国人参与了捐款，从孩子的5美分到普利策本人捐出的250美元不等。此时，钱的多少也居次要，这已成为一种美国荣誉的象征。1885年6月，自由女神分作210箱组件抵达纽约。《世界报》名声大振，普利策也以自由民主卫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心目中。
然而，普利策作为凡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普利策以平民的代言人对贫富不均呐喊，他的报纸时常攻击贵族、富豪们奢侈无度的挥霍和矫揉造作的作风。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普利策夫妇却正是过着比贵族还气派的生活。他们在纽约东73街有一座4层楼的深宅大院。他拥有17个仆人。他在缅因州巴尔港、乔治岛、法属里维埃拉等地拥有多处豪华度假别墅。普利策在纽约的社交活动中，与他不断鞭挞的富豪们混得火热。从来不与他捍卫的工人阶级、平民接触。
普利策的这种行为是多方面的。他对政府和公司的保密做法义愤填膺，可是他在自己的事务中却保密得近乎疯狂。他主张新闻要高尚，但是一旦他的报纸受到挑战和威胁时，他会不择手段，包括无中生有，制造新闻。比如，为了利润，普利策雇佣记者内利·布莱在《世界报》上制造新闻，每天绘声绘色地报道打破一项环游世界80天的奇迹，他的“黄孩子”恶作剧漫画，引起一股轻松活泼的办报风格，但后来“黄色报纸”、“黄色新闻”走向耸人听闻和低级下流。与对手竞争，为打垮赫斯特的《晨报》，他可以鼓励职工不择手段，使用不准确的、有倾向性的、夸大其辞、甚至是完全捏造的新闻。其中最不光彩的就是《世界报》对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起义的报道，煽动全国的反西班牙情绪，说西班牙出卖朋友，敌视美国，炸毁美国军舰，对古巴人犯下滔天罪行。普利策甚至亲自发表署名社论，要求美国进攻西班牙殖民地。最终，美国国会终于在全国反西班牙情绪的压力下对西班牙宣战。然而，这一切有关西班牙的报道，绝大部分是编造的、夸大的。这是普利策为击败新闻对手，争夺报纸发行量而进行的业务竞争。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由新闻界掀起的真正战争。这也是后代史学家认定的普利策的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
普利策还是一个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的人。他倡导法制，也研究法律，但本人却无视法律，为所欲为。尽管瘦弱不堪的普利策不太可能在动武时占便宜，可是他因天性中有攻击性却不时像在他的报纸上一样，主动攻击别人。当兵时，他就因一位军官嘲笑他的长相而对此人施以拳脚。在《西方邮报》时，竟然开枪打中一位承包商，此人因普利策的报道经济受损而对普利策口出秽语。1882年普利策手下的一位干将开枪杀人，他竟全力庇护，指鹿为马，杀人者无罪开释。在《世界报》名声大起，处于多方竞争之中时，普利策已是一个难于接近的神经病患者了。他怒不可遏时，直接以职工为发泄对象。有一次，竟与一位手下的记者扭打一团，并且对妻子凯特也抱以老拳。这些在普利策夫人的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因此，在有些西方传记学家的笔下，普利策有时被描绘为“自大狂”、“病态的人”、“强迫症患者”、“亵渎”、“自怜”、“狂郁症患者”。
是的，普利策不是神，是一个凡人。从各种资料来看，他确实有精神障碍。他在为人处事中常有自我中心的极端行为。但是，做为一个新闻斗士，他是伟大的。他始终不屈不挠地鞭挞政治上的腐化和商业中的卑劣行径。在很大程度上，他起用舆论监督使政府清廉，运用舆论推进社会改革；他对反托拉斯法的贡献超过任何人，这一法律约束了美国商界的放肆行为。他揭露了大量的丑闻。他敢于面对罗斯福总统、洛克菲勒、摩根等巨人，并击败联邦政府对他的控告，为新闻自由开了最好的先例。他对报业的影响之大，无人能比。
“现代新闻之父”的称誉，普利策当之无愧。
今天，普利策新闻奖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奥斯卡奖；普利策文学奖已经成为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
（执笔：吴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