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3节169年：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李膺）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实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徒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169年。
——黄仁宇
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对于立国已有368年的汉帝国来说，公元166年便是这样一个多事之秋。
这年4月，洛阳、亳县发生饥荒，近一半的百姓饿死；7月，鲜卑、乌桓、南匈奴数万联军侵攻边防重镇；同年，桓帝刘志以鲜卑势强难制，封王许亲，希望重塑“友好关系”，鲜卑不受，反而更加抄掠汉地，又自分鲜卑为三部：从今河北丰润至今辽宁辽阳为东部；从河北丰润以西至今甘肃敦煌为西部，时刻威胁汉廷的国防边境。
对35岁的刘志来说，国家多事，固然令人头疼，但这还不足以扰乱他的心绪，让他寝食难安的其实是宫中那些看似没用的家伙——宦官。要树立天下从之的威望，势必要铲除这些如同蝙蝠一样的人物，但是要想坐稳皇位，却不得不笼络依靠他们。黄仁宇先生所言“存在很多潜在的冲突”的现实，让刘志终其一生都在无奈与悲凉中寻找生存的平衡点。他想做个埋首沙漠的鸵鸟，但浮出水面的争斗却打破了他的梦想。
野王县令张朔是“宦官头子”张让的弟弟，朝中有人好做官，更持张让权倾朝野，张朔俨然成了一个生活于“秩序之外”的自由人。此人有个特殊爱好，就是喜欢杀孕妇，这成了他获得快乐的不二途径。司隶校尉李膺听说后，全国通缉张硕，张硕只得躲到京城张让的家中，以为能避祸于此。显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都憋足了一口气，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张让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出鬼主意却是相当内行。他给他的弟弟找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安全的藏匿之所——“合柱”。简而言之就是将柱子掏空，把人放到里面。如此一来，即使你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不可能找到想找的人。但是李膺的一双眼睛粉碎了张让的精心布谋，张硕被从柱子里拖出。黄仁宇先生论其结果“刚一询问，立即处死”，丝毫不给张让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面子。因为皇帝本人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黄仁宇先生这样描述当中情景：“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示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延迟。”
李膺的一番话让刘志无以辩驳，这时的他，可能连剥其皮、噬其肉的心都有，但是李膺声名显重，假如置他死罪，显得自己这个皇帝没有度量，听不进忠言。冒了所谓道德上的风险。刘志的脑筋转的很快，他对张让说：“是你弟弟有错在先，司隶校尉秉公办事而已。”
据说在这以后，宫内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桓帝感到奇怪，宦官叩头向桓帝哭诉说“畏李校尉”。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畏而生怨，怨而生恨。事实上，以“宦官头子”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将“李膺”这个名字如生肉般在嘴里撕咬过无数次。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惹毛宦官。
我们说李膺是天生的宦官对头、坏人克星，未免过于“戏剧化”或“故事性”，这就好像事后总结某人在某轮股市行情中赚得盆满钵满，是因为关联方建老鼠仓一样，有点站着说话的味道。假如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论，李膺实际上冒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汉桓帝实际为精神领袖，而执行者为宫内掌事太监。黄仁宇先生引《后汉书》，指出他们“宾客求让者，车桓数百千辆”。天下舆论为他们所控制，天下百姓自然也被他们所蒙蔽，当然，除了少数清醒独世者。但“少数派”往往预示着被误解、被损害的命运，李膺却为此而奋斗不止，除了可敬就只有可佩了。
8年前，也就是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掌管洛阳及其附近21个县。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政一把手。此地有一大姓羊元群，为宦官党羽。羊元群有个见不得人的爱好，就是喜欢贪小便宜，即便是厕所，只要有精巧的小玩物，也会抠出来带回家，加上鱼肉百姓，名声很臭。属于“人人得而诛之”的类型。李膺联合农业部高官与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惩治了这位羊大官人，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羊主人不干了，在精神领袖面前进行诬告，李膺等人被罚做苦工，后经人求情才免罪。
皮肉受了点皮，但却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敬仰，太学生称其为“天下楷模”。他成了青年学子的心中偶像，以被李膺看一眼，握个手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若是能为他赶个车，和他说句话，那更是做噩梦都会笑出声来的大喜事。
自由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假货不会因为真货的存在，而自动退出流通领域。个体需求决定质与量。说的深一点，依旧以经济学概念而言，就是“信息不对称”。宦官是皇帝的眼睛与手脚，对宫中事情一清二楚，也能对皇帝心思猜出个子丑寅某，而良臣如李膺，虽一心一意为刘家办事，却远离宫阙，与皇帝不能随时进行有效沟通，使宦官成为唯一的对外窗口，导致皇帝因宦官一面之词而对他采取不利手段。
宦官之所以在张硕被诛后没有及时出手，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暗地磨牙，伺机反扑。机会终于被他们逮到了。166年的年底，方士张成掐指一算，认为不久将天下大赦，故让儿子随便杀人，没多久果然应验，但李膺不管这一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处死了张成之子。
张成是宦官党羽（大到一方强霸羊元群，小到迷信产业从业者张成皆为其党羽，可知宦官势力已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宦官便让其向皇帝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黄仁宇先生所讲的“宦官与名士的对决”正式爆发。包括李膺在内的部级高官悉数被捕下狱、替他们求情的也被免去官职。
党人见多识广，对敌斗争很有策略。因是宦官审讯，他们便编排一些“故事”，故意说宦官子弟及家属也参与了这项“反政府行动”。宦官怕皇帝听到的一面之词变成两面之词，于己不利，便没在往下深入，加上刘志的老丈人出来替李膺等人说话，汉桓帝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于次年下令释放了党人，但终身罢黜，不得任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时隔两年，李膺及其支持者却再无这样的幸运，我们或许可以“不良之心”来揣测——宦官及他们的代理人汉桓帝刘志已没有耐心陪这些人继续玩下去。黄先生说张让是“玩世不恭”之人，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按牌理出牌，从“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来说，正人君子似乎永远都不是龌龊小人的对手。道理很简单，玩阳的斗不过玩阴的。于是，悲剧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黄仁宇先生指出：“（李膺）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实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徒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169年。”
说到灵帝，有句“名言”让人印象深刻：“张常侍乃我父。 ”他与宦官的亲密关系不仅超过了其父，更让后世之明朝皇帝汗颜。天灾人祸似乎也更钟情于这样的帝王，河水泛滥，外族入侵联袂登场。他唯一还算善政的就是在184年解除了对党人的禁锢，但这是为了防止党人与当年起事的黄巾军勾连。愚昧者往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大算盘却不知如何操作。“党锢之祸”表面上如黄先生所言，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皇帝似乎置身事外，乐在逍遥，但对皇帝来说，这却是最大的不作为。蝗虫多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吃蝗虫的益鸟全数捕光。由此而言，输家不是宦官，更不是忠良之士，而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他的江山，
是他谋杀了自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