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4节靖康耻腰斩了大宋繁华
和战之际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
——黄仁宇
北宋时期城市生活的繁华，从张择端的《清明山河图》中可见一斑。唐朝虽盛，却有坊市、夜禁制度，一入宋朝，已无特别管制，在主要城市，夜生活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方式，勾栏瓦肆，也就是表演各种娱乐节目的综合性戏院，以及饮食、旅店、医药、茶楼、浴室、仓储租赁、字画装裱等服务业也大为勃兴。伴随着这些异常活跃的经济活动，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灯箱广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京汴梁城水路运输的发达，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处于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字：
981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汴梁城的汴水运输量为4000000石；
995年，宋太宗至道初年，为5800000石；
宋仁宗时，汴水每年的运输量为8000000石；
水路运输的发达，显示着北宋内贸的来往频繁。关键一点是，北宋并非一城（汴梁）独大，而是均衡发展，除首都之外，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长沙、泉州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
与内贸繁荣相比对的还有外贸的勃兴，北宋政府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至北宋中期，每年的外贸收入达630000贯，相当于近300000000人民币。
城市效应的集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进而间接地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这在如今看来，也是相当了得的。事实上，将北宋冠之以“现代化国家”毫不为过。黄仁宇先生指出：“在物质生活上，12世纪的中国无疑地已领先世界各国。”
日子好过了，闲暇之余，才能做些其他事情，比如生孩子。口袋有钱，手中有粮，自然无需担心孩子生下来后没能力抚养。于是，北宋也成为我国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之一。1006年，北宋有7410000户，男丁为16280000余口，1066年，增为12910000户，男丁29090000余口。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户数又增为20880000，男丁达到46730000。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一同被宋徽宗继承的当然也包括上述所叙的全部内容，当然，时间跨入到1100年，也就是宋徽宗赵佶坐上龙椅的这一年，上述的数字已经发生了倍数的增长。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徽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堂堂皇皇的大家业，家大业大，管理起来有些难度，但终究是钟鸣鼎食之家，却突然在1127年呼啦啦大厦倾覆。这种“突然”是站在宋徽宗儿子宋钦宗赵桓的立场来说的——他原本以为老子把皇位交给自己，就万事大吉，坐享快活，帝国的似锦繁华允许他生出这样的愿望。但结果却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苦命的当然不止赵桓，他的老子赵佶恐怕更为自己的命运“伤悼不已”。1125年之前，他或许从没有为帝国的命运，或说自己的命运操过心，琴棋书画的艺术家生活足以让他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感到满足，加上宠臣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奇珍异宝，毫无疑问，关起门来，赵佶就是自己艺术世界的国王，对他来说，这个头衔是他全部的生命。但当金人的铁蹄叩响汴梁的城门时，这个“古今独此一人”的天才艺术家才恍如梦醒——原来，世界并不是全由红粉丹青组成的。
面对纷扰的局势，赵佶显得非常的无辜，他不明白，就在5年前，金人还和自己订立盟约，共伐辽国，如今却不顾国际惯例，竟然打起了盟友。赵佶能怎么做，手无缚鸡之力，京城眼看要破，干脆将烫手的皇位丢给儿子，一路向南奔逃，先是安徽的亳州，后又是江苏的镇江。一时间已无风雅模样，只剩狼狈不堪。
到了1126年（靖康元年），宋钦宗赵桓以金钱外交换取了极为短暂的形势缓和，赵佶以为大难已去，便前呼后拥地回到东京汴梁，准备以无限的丹青笔墨度过他的太上皇生活。但金人没有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黄仁宇先生诙谐地用“其实徽宗也未漏网”这句话概括了赵佶的后半生。皇帝被掳去了，太上皇也被掳去了，包括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也被掳去。
当日被掳人口，加上百姓、宫女自不在这个数字之内，两位宋朝的最高领导人及其家眷在往北押解途中及到达押所之后所受的凌辱自然也让时人和后世难以正视——宗室3千多人，到达金人国都燕京后，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有19人病倒。
宋人骂金人为狗辈，金人当然会以“狗辈”的行为对待他们。因此，烧寺庙、夺妇人、抢珍宝、杀无辜，几万间房舍被毁，数十万军民死难，将鲜花一样的汴梁城糟蹋得不堪入目，就完全是在料想之中的事了。这时的景象可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对，也许连草木都无存，只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堂皇之东京汴梁，已彻底告别繁华往昔，从阔小姐沦落为乞儿。
这是一座都市的悲剧，作为首善之地，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正如黄先生指出的那样，这出悲剧原本不应该发生，然而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当然只能是“耻”了。当日金军攻宋之汴梁，不过60000之众，而北宋政府从各地召来的勤王之师少算也有200000，却终究造成文臣遗子的千古惆怅，其原因，黄仁宇先生一针见血地道明，无非是“和战之际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
这一论断实际上也适用于南宋末年的悲剧事迹。直至走完它319年的岁月。就算1050年之后，常备军数量常在百万之上，就算直到南宋末年，国土丧失殆尽，抽江南之兵，仍可得600000，但时已至此，沉疴已久，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套用黄先生的一句话，北宋是一个“无法争取主动”的王朝，这是就其政治面貌、对外关系而言，也是对其国家性格的概括。外事不能强，则内事不能长。繁花胜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商品化进程”虽然已超越了其所在的时代，但滚滚的狼烟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吞噬的毒口。靖康耻，犹未雪，后人每每念及《满江红》，顶多也只能做慷慨激昂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