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2节百日维新：书生围坐对枯棋
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黄仁宇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的情绪降到了自“百日维新”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昨晚，当他命谭嗣同拟好设立政事顾问官的圣旨后，他坚定地认为，面目慈祥，喜欢吃糕点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会像前几十天一样，对他立志图新，强国御外的措施鼎力支持。
事实上，当这个27岁的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昭》，宣布即日起推行新法后，“老佛爷”已凤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了，对光绪来说，这是将国事完全将与他的体现，慈禧对他是完全信任的。自新政以来，虽然慈禧依旧手握对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但设立什么顾问官这样的事，光绪完全可以自决，但处于对长辈的尊重，光绪还是于13日早晨赶到颐和园，去咨询慈禧的意见。
出宫时，光绪的脸上绽满笑容，如黄仁宇先生说的“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使他对自己主持的一切充满了无与伦比的信念。他曾受慈禧的严厉管教，但自“亲政”以来，他并有受太大的挫折。然而当亲近大臣看到皇帝噙满泪水的双眼，微微颤动的双手，心中已知，情势将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这个亲近大臣叫杨锐，乃铁杆的维新人士，与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交往甚笃，时任四品军机章京。“戊戌六君子”饱读诗书，对内外大事也有洞见，被黄仁宇先生称为“最显著领导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更以“公车上书”成为学林领袖，但这些优秀的社会中坚，多在传统体制下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出身，除眼界外，与当时一般士人无多大区别，本质仍不脱“书生”二字。
黄仁宇先生讲他们“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正是对这些当时最前沿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依旧存有传统读书人思维的写照。就像黄先生强调的，在他们看来，“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由道德产生凝聚力，进而维系自身的稳定，自“皇帝”出现以来，传统道德的最高代表即为那个被称为“真龙天子”的人。他的思想便是天下的思想，他的旨意便是天下的旨意。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读书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皇帝颁布的全部“诏令与批示”，会得到最为彻底地执行。
于是，我们看到，在紫禁城一排低矮的房舍内，几个身着单衣，额头冒汗的书生，正在为一项新的提案兴奋不已。他们派出最信任的代表，将提案呈送御前，皇帝点头后，遂拟定圣旨，昭告天下。借由这样的氛围，也借由他们“乾纲独揽”的鼓吹，光绪也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坚定，措施得力，天下臣工、百姓就能体会“朕”的苦衷。因此，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从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两百多件诏令与批示。”
由现在的眼光看，我们不能怀疑光绪图强革新的决心，更不能将几个读书人的满腔热血看作滑稽戏。黄先生提出，光绪帝“颇有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与其说光绪是皇帝，不如说其品性特质更接近于书生。一群书生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听曲，倒是情趣别然，但以言谈多于行动的书生意气来执革新的牛耳，则过于浪漫主义，以至于一遇没有料及的大事，就六神无主，只能徒呼奈何了。
1898年9月14日，光绪召见了杨锐，直言因变法一事，太后与他的关系已处水火，光绪很悲观，认为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他掏出早已写好的诏书交与杨锐，诏书上写：
“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杨锐出宫后将诏书示于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一时无计可施，唯有抱头痛哭。这一突发事件之后，众人才想起拉拢实力人物。他们想到的是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书生的一厢情愿以及不合时宜的浪漫情绪达到了极致。
他们只是听到袁世凯说过一些变法的好处，谈到过自己也想如此而为，就简单地认为，袁世凯是自己人。于是，万般危及之时，匆匆地找到袁世凯，将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个子不高，体态肥满的人身上，以至身在颐和园的慈禧，从心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口中得知消失后，立即回到紫禁城，在对愕然的光绪斥骂一番后，我们就看到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叙的情境：“皇帝被软禁，终生再未重享自由。六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
至此，“全部运动突然终止”，被黄仁宇先生形容为“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的慈禧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一切又恢复到1898年6月11日前的景况。
“戊戌六君子”死的可谓悲壮，尤其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革新之路任重道远，身为书生，维新人士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固有毛病——“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最终，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自然也是中国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