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4节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黄仁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年，离光绪帝殡天已去4年，离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已过去了3个多月。当清帝国的孤儿寡母坐上如针毡一般的龙椅时，他们不会想到，祖宗开创的基业会败在自己手中，他们更想不到，帝国崩溃的速度竟如此之快，而自己号令天下的时间却如此之短。
如果帝国的孤儿寡母“有幸”听到流传在陕西的一首民谣，或许他们内心的波澜会趋于平复——原来一切皆有定数。这首民谣是这样唱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相对的，革命的胜利对孙中山来说也是一种意外。黄先生说：“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十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孙中山当时身在美国，并不知道起义爆发并且获得成功。事后孙中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不过无论怎么说，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来到了人们的面前。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的年轻人减去了为外国人嘲笑为“猪尾巴”的辫子，激进分子开始在各类报纸上全盘否定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加之普通民众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本能不满，随着自由空气的弥漫，各种各样宣示“三民主义”的游行在新生的民国遍地开花。
此时的中国如黄先生所言，如同一个万花筒。这是一个难得的景象，因为国人素来含蓄、谨慎而内敛，从不，或者不习惯在外人面前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这一回不同，这当中虽然社会的中坚分子占了绝大多数，但对一般民众而言，终究也算是值得高兴的事，毕竟，官员出门不用下跪了，女人不用裹脚了。
当然，没有永远的阴天，也没有永远的晴天，快乐与悲伤总是相对而存在，国家之事很多时候也会死如此。黄先生说：“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这当中不得不提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黄先生指出其实为“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不管袁大头本身事后在各类媒体上做怎样的辩解，都难以消去“奸佞小人”的标签，都说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造就什么样的成长轨迹，袁世凯以他的方式为这句话做了准确的注脚。
1915年12月，袁大头在北京当上皇帝，至1916年6月6日死，如黄先生所言：“他的皇帝只做了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销。”1年以后，张勋又在同一座城市复辟，他长期在袁大头手下效力，也有忠诚之名，见原上司自己做皇帝不成，便扶末帝溥仪上位，但“这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
旧思想已不能适应新时代，这个喧嚷的时代需要全新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头颅与手脚。于是在动荡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进步便成了民国初期的主题词。虽然我们有时也可以说，这种急欲求变求变的心理是出于一种被迫——国家新生，军阀混战，乱相层叠，北京政府又肆意出卖国家权力而换取自身的保护和稳定，黄先生指出其中的荒谬：“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理应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不是用卑微的笑脸换取他国的豪夺。中国的精英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便在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30分的时候，以13所大学、3000名学生代表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绝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游行过程中，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有32人被拘捕。
此事一经媒体登载，多米诺骨牌效应顿时爆发，先是新闻界群起相助，对学生的斗争予以正面的声援，随后工人也参与进来，实行罢工罢市，最后以群体的力量赢得最终的胜利。与武昌起义使孙中山感到意外一样，5月4日的学生运动也出人意料的演变为一场文化的全新洗礼。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场文化的洗礼比学生运动要早两年，参与者有本土知识分子也有留学归来的新派，他们中多为大学教授，以论文抨击当局，以小说改造民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示威与呐喊，使有志的青年看清了这个国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已经占领了它应该占据的高地。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更多的普通百姓开始意识到，国家求一幅全新的面容并不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连最偏僻的乡村，农人除了下地耕种外，在饭食之余也会谈论一下最近的新事，这些新事会使他们在跟城里人打交道时得到一些好处，也显出除了种地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如果家有富裕，他们也不特别限制女孩的求学之路，新时代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年轻的毛泽东就是这股浪潮的受益者。黄仁宇先生指出：“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21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接触到这类新鲜事物，是他走出了僻居的乡村，来到长沙求学于湖南一师。时代给予了这个青年全新的机会，只要他能把握，他就能创造奇迹，事实证明，他没有错失这一馈赠。
黄仁宇先生认为，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虽然还未完全建立，但它的种子正在发芽，正因为房子尚未建造，设计师在空旷的图纸上才有更多创造不朽作品的可能。当然，对于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这个国家深入地越深，内心的烦恼就会越多。黄先生指出李大钊的例子，他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后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但这并不妨碍有志青年去寻找国家富强的秘方，人人都将自己视为诊疗国家的华佗，进而担负起社会中坚的责任，这对一向被称为“软骨文人”的读书人来说，是难得一见的。这其实也透出一个信息：城市当中的新兴阶层正在快速成长，中国的现代化正在缓慢却又稳健地进行当中。民国初年的景象便是在乱中取静，静中寻动中引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向前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