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搬迁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有在册人数，然而，时过境迁，企业关停并转、破产、重组、转产，不少企事业单位已面目全非。有的企业还“活着”，职工从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也有减裁冗员的企业，人数从几百上千人变成了几十人，但人还在，这些人算不算是移民，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
比如说，大中专学生读书，小伙子参军，娶进嫁出，犯人劳改等等，所在地的户口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没准儿以上列举的这些移民，户口一迁走，就不是移民，可大中专学生读完书又回家乡，参军后复原回家，劳改犯刑期满回到原籍等等人群，以前户口在本地就是移民，户口一转走又不是移民，现在户口转回来，你说他们还是不是移民？
2006年7月24日，我在丰都县移民局了解移民身份情况，李忠德科长告诉我说，丰都三个移民乡镇有刑满释放人员9人。这些人，有的被判3年，有的被判两年，他们以前是移民，被判刑后又不是移民，现在回来了，又变成了移民，我们都安置了。如果加上读大中专、参军、复员、婚进婚出、生老病死等因素，就可以想象移民人数的变化震荡之频繁。
由此可见，移民人数的增减，长期都在变化着、运动着。而统计尺度不同，移民人数就大不相同。移民身份、移民人数为什么会成为库区最为复杂、最头痛的问题？其实，只要想一想人口普查时，政府机关人员倾巢而出，白天登记，晚上敲门统计，还会有“漏登漏统”的人，移民人数调查，则远比人口普查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
前几年，经常有人问我，移民局一天都在昏忙，三峡到底移民多少人？现在移了多少？还有多少没移？将来移民是多少人？国家常常拿钱支持库区，库区是不是一个无底洞？
斗胆妄言：移民身份、移民人数在很多年后，仍将是三峡库区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到库区的丰都、忠县、奉节、开县、巫山等县调查发现，几乎天天都有人为移民身份和补偿问题找政府和移民局。
国家政府对百万移民承诺的八个字是“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允许出点误差，移民人数却不能出误差，少一个漏一个都不行，就算你不去找移民，移民就会登门造访，找你讨个说法。移民的道理很简单，我的地被淹了，房也淹了，我说补偿少了，你也不会多给，但总得给我补偿吧，后期扶持，谁敢少我一份？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子工业并不发达，计算机在当时的库区政府还是稀罕之物。如果当时能在库区上下都建立一整套的电子档案，不管移民身份如何变化，今天对移民人数的确认和管理就不会太犯难。
2006年5月，国家高层透露一个数据，三峡工程产生的移民人数将会在140万人左右。
截至2006年3月21日，重庆库区经过几个月对移民身份的核实和清理，统计数据为113.8万人。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又十分不易的统计结果。
移民身份界定和移民人数的清理，是政府关注、移民关心、必须向纳税人说清楚的一件大事。“剪不断，理还乱，独自轻许几声怎么办？”我搞了6年多的移民工作，为何对移民人数成因的了解还是“半罐子水”？为何总体感觉上仍然是稀里糊涂，半醒半醉？苦笑之余，一副自嘲的对联倏地冒出脑海：
上联：前期补偿，前期是你找移民搬家；下联：后期扶持，后期是移民找你算账；横批：难得糊涂。
二、前清移民与三峡移民
移民，在我国也算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就有了较大规模的移民。从历史上看，三峡地区的移民活动在2000多年中从未停止过。但是，当代三峡百万移民时代背景、目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的移民运动，古时候的任何移民运动与今天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三峡地区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就是人们嘴里常唠叨的“湖广填四川”。当时的“湖广人”，泛指从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安徽、河南等地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
进入巴蜀地区的移民在移民运动的前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愿移民。当时的清政府组织移民进川垦荒，采取强迫措施，抓人入川，一抓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用绳索捆住手、拴住脚，像北京的冰糖葫芦一样连成一串，由扛着红缨枪、大刀的官兵押解入川。
被押送的移民途中大小便，要向押送的官兵报告，请求解掉捆手的绳索，叫“解手”，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这种叫法就沿袭了下来；至今，在四川和重庆，不管是农村院落的赤脚农家人，还是大城市西装革履的潇洒者，都习惯把大、小便称之为“解手”，而且有“解大手”和“解小手”之分。
当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移民们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走山路，蹚河流，历经千般辛苦、万般磨难才进入巴蜀地区。他们在官兵的督促下垦荒耕田，用智慧和力量，用血与泪、灵与肉，谱写出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史，为巴蜀的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清朝政府为何要开展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妨看看清政府移民的缘由。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十九年，清军连续37年与张献忠义军、吴三桂叛军，在巴蜀土地上进行围剿与反围剿。长时间残酷的拉锯战，使人口骤减。据史料记载，清军曾六次杀进成都，六次杀进重庆，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是福建入川的移民后裔。他在《我的童年》中记述了战争与移民的关系：“……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的移民……”
明末清初，战争、瘟疫、灾害恰似一胞孪生怪胎。由于战争异常残酷，致使尸骨横陈，蝇蚊遍地，瘟疫很快流行、蔓延起来。
顺治四年，巴蜀大地连续三年遭受罕见的大旱灾，烈日高悬，赤地千里，饿殍盈野，人口一下骤减到历史最低点。据史书记载，当时四川这个泱泱大省，仅仅只有60多万人口。
面对“有可耕之地，无可耕之人”的凄凉景象，清政府倡导、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入川运动。
移民运动之初，非自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湖广”和江西、广西、广东、河南、安徽等省督抚“奉旨行事”，不管你是否愿意，捆上双手就押解到四川。
日子久了，被强行押解进入巴蜀的移民越来越多。这些移民在经历远离故土的大悲大恸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无论多么艰难困苦，还得顽强地生存下去。
很快，这些“湖广人”惊奇地发现，巴蜀大地原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正如官府宣传的一样：是一个富饶之乡，是天府之国。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回了老家。
于是，移民运动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的倡导下，在垦荒种粮、减免税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经商者、开发者、逃荒者、避祸者、避难者、避乱者、从军者，纷纷从各地如潮水般涌入巴蜀大地，摇身一变成了“川耗子”。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戏谑地称四川人、重庆人为“川耗子”，其实这也是移民文化的一种积淀。当年，由“湖广”地区迁入四川的移民返回老家探亲，因为来自三国时期的“蜀国”，不知姓名的当地人就称其“老蜀”，这位叫“张老蜀”，那位叫“王老蜀”，老蜀就是老鼠，声调平仄都一样，老鼠的俗名叫耗子，所以，四川人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川耗子”。
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历史和现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移民运动。这是清王朝政府为了全国的政治生态、人口生态、经济生态取得均衡的一场省际移民运动。而当代三峡百万移民，则是由共和国的头号工程项目--三峡工程的开发而产生的大规模省际移民运动。简言之，是一个项目开发性移民。它的直接目标，就是为国家的经济复兴奠定基础。“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挥泪远离故土，谁都不相信到了巴蜀地区会有好日子，谁都认为命运会从此“坠入地狱”。但作为清王朝来讲，进行这次大规模移民，实际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恢复生产的一次规模性的经济运动。
前清时期，清政府组织了10多个省区移民走进巴蜀大地。而三峡移民是大部分就近安家立业，政府组织一部分移民走出去，在10多个省区安家落户。古代移民从10多个省市来，当代移民又回10多个省市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清王朝的移民政策执行人主要是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自上而下，层层贯通，落实到基层就是州官、县官的职责。地方官员几乎包揽了赋税征解、治安教化、防灾赈荒、发展生产等事务，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移民具体工作中，州官、县官的身影无处不在。
由于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地方官是站在所辖的行政区划负责的角度看问题；而中央政府则是面对国家的统筹发展，从整体上综合考虑问题；很多时候会以一省一区的不平衡换取国家的大体平衡。
州县官员的身份更利于接近民间生活，更能体察民情，他们看到的问题是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真实的。因此，由州县官来负责移民工作是一种可以运行的体制。更何况有“天下之治始乎县”之说。
“湖广填四川”是清政府组织、倡导、并“一竿子插到底”的运行体制，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叫“政府行为”。三峡移民工作的运行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省（市）负责，县为基础。”重点突出了县一级政权的作用，这也是“政府行为”。
清王朝为搞好移民运动，要求州官、县官把解决移民的衣食住行当做主要任务，把是否妥善安置好移民，作为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前清时期，顺治、康熙、雍正几个皇帝，为鼓励从事“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官员，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办法。
康熙皇帝即位后，除遵照顺治制定的规定外，还对自督、抚至州、县、卫、所各官员许诺，如能加开垦土地者，则予以奖励。并对一年内无开垦者罚俸半年的处分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补充规定。
康熙七年，全国早已取消招移民授职，但康熙十分重视从史书上获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宽平公正，因时制宜“的治国方略，特准许巴蜀地方文武各官招移民复业，每一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两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
皇帝一倡导，地方官自然不甘落后，纷纷依据”中央政策“的框架，因地制宜出台了一系列助推移民运动开展的政策。
四川巡抚张德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的办法：“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张德地身为地方官员，深知移民垦荒的紧迫性。由于措施得当，成效显著，后被“中央政府”授予工部尚书头衔。
蔡毓荣在担任四川湖广总督五年间，由于招徕移民有功，在康熙十三年，以“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职。
此外，四川巡抚年羹尧，保举蓬溪知县徐缵功，因其在任内安插移民1200多户，功劳得到后人的认可。新津县知县常久经，原是陕西洋县进士，后任职于新津县，因其招徕移民垦荒，体恤民苦，民众称誉为有“真父母之铭”，因而以突出的政绩流传后世。
但是，随着移民政策的实施，大批移民进入了巴蜀地区之后，移民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就暴露了出来。康熙年间，一官员对“招民三百例即升官”的政策提出质疑，如果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只图虚报招民垦荒的成果，那么由此产生的沉重税赋最终会落到农民头上，其结果是官员得利百姓遭殃。当时，种种徇私舞弊、发移民财的官员不是少数。
清朝初期，全国各地开垦的荒地征收赋税均是“三年起科”。所谓的“起科”，就是征收新垦荒地的钱粮赋税的起始时间。到了康熙年间，下诏对入川移民实行“五年起科”；到了雍正元年，为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乾隆五年，皇帝又颁旨：“零星土地听民开垦，永免升科。”这几代皇帝所颁布的优惠赋税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充分调动了移民的积极性。
但是，这个政策也有负效应。不少移民进入巴蜀地区开荒之前，把老家的田产地亩悉数变卖，等到5年“起科”优惠政策期满之时，移民就回到湖广地区要回自己的房屋地产，由此而引起的争讼很快波及到湖广和四川省。官场有舞弊，移民也有不少人钻政策的空子，这两类情况相当普遍。
尽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出了不少问题，但清王朝对移民采取冷静而宽容的态度，以安定为本，以“抚绥而安全”为基本前提。但对“地方官吏，坐视百姓之远徙异乡，而不知轸念，断不可不加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