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伦一直很清介，醇朴、谨慎。因为信佛，相信因果，曾经在盛夏之时坐在室中，任凭蚊虫叮咬。有照顾他的童仆拿着扇子来赶蚊子，他就将童仆斥退。沈伦期望用这种行为祈福。他在相位时，也曾赶上“岁饥”，闹饥荒，乡里人有向他借粮的，他都给予，最后的数目达到“千斛”。“斛”乃是容量单位，以前一斛十斗，约合今一百二十斤；宋时改为五斗，约合今六十斤。“千斛”，就是六万斤。这在宋代不是个小数目，对任何人家而言，都是一笔“财产”，但沈伦将粮食借出后，到了年底，把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
但沈伦道义上有一事不免有“惭德”。
他还在不知名时，曾娶阎氏，无子。后又纳田氏生儿子沈继宗。等到他富贵时，原配阎氏觉得自己无子，有愧，就多次将朝廷封赏给她的封邑让给田氏。沈伦的做法是：答应了，并开始为田氏营建府邸，于是正式由田氏做了正室。
这件事，“搢绅非之”，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沈伦不对。
我也认为沈伦不对，待阎氏不公。
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宋琪则是另一类型的宰辅。
他本来是幽州蓟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此地属于契丹。契丹也开科举，宋琪举进士及第，曾经做契丹王子的侍读。契丹侵略中原，灭后晋，宋琪跟着，并留在了中原。后汉、后周，他都在做官，曾有辨别冤狱的记录。于是太祖时，提拔他为开封府推官，负责京师刑狱工作。当时太宗赵光义为开封尹。但太宗看到他与赵普等人过从甚密，那是结党营私的节奏，因此不喜欢他，就跟太祖说，将他从开封调走，到外地做官。一直到太宗践祚，还是不喜欢他，史称“抑琪久不得调”，压抑宋琪好久不得升调。
太平兴国三年（978），授宋琪为太子洗马，这是皇子的侍从文官。但太宗在给他职官之前，召见他，为他此前与人勾结朋党之事，批评了他。宋琪拜谢，愿意悔过自新。正在他一步步升迁时，又遭到卢多逊的抑制。卢多逊败，宋琪才得到机会。后来做到尚书，成为宰辅大臣。但太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就特意对他说：
“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世上的治理乱世乱局，在于赏罚分明，赏就应符合他的功，罚就应符合他的罪。这样，就没有不能大治的。假如将刑赏当作发泄自己喜怒的工具，那就没有不乱的。爱卿等人要慎之又慎。
但宋琪并不谨慎，他在“晋邸”时，就曾经因为“结党”，被当时的晋王赵光义鄙视，但还是不能改掉这类习惯。有一次，太宗很诚恳地对宋琪等人说：
“过去，帝王们大多因为居于九五之尊，颜色态度很严厉，弄得左右没有人敢说真话。朕与爱卿等在一起，一直很平易，尽量和缓颜色，商榷时事，就为能通达上下之情，不要有拥塞窒碍。爱卿等尽管直道而行，不要有所顾忌避讳。”太宗这一番话，事实上是期待言论自由之下的太平治世。
广开言路，这个国策，太宗一朝堪称一以贯之。
雍熙元年（984）九月，太宗对宋琪等人说：
“今岁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无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当与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今年秋熟，四方都有丰收，人民也没有什么疾患疫情，这都是上天垂佑我们大宋所致。朕当与爱卿等做更多好事，来报答上天恩典。
然后说：“昔楚文王得茹黄之狗，苑路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返。保申谏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趋出请死，王召而谢之，杀狗折矰，务治国事，并国三十九。朕观书至此，未尝不嗟赏数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虽有直臣，亦无以行其道。”
太宗这话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补足前后语意和来龙去脉，大意如下：
过去，楚文王得到茹黄那地方的猎狗、苑路那地方的好箭，就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得到丹那个地方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一年不理朝政。大臣保申劝谏他，说：“先王让我做太保，按规定，您这样表现应该受到鞭打。”楚王说：“我从小生在富贵中，请改变刑罚，不要鞭打我。”保申说：“我承受先王之命，不能废弃这个规定。”楚文王只好接受，趴在席子上，保申拿了五十支一束的箭（一说荆条），跪着放到楚王的后背上，几次这样。就算象征性的鞭打了。楚王说：“反正我也有了受鞭刑的名，还是真实地打我一顿吧。”保申说：“对君子，要使他内心感到羞耻，如果羞耻都不能改变，皮肉受苦又有何用？”说罢，匆匆离开王宫，自己流放到沼泽之地，并请求给他死罪。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申有什么罪？”于是，楚王召回保申，杀了茹黄的猎狗，折断苑路的名箭，放走丹地的美女，改正了以前的过错。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变得强大。这是保申极言劝谏才有的结果。朕读书至此，往往要叹息不已。自古君臣，如果不是以道相合，怎么能做到这样。如果君不能守信用，即使有直言之臣，也没有办法通行正道啊！
宋琪听后，为太宗的博学感到很惊讶，就说：
“这事，百年来，人君很少有知道的。如果不是陛下博览群书，哪能得到这种鉴戒。但是臣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愿陛下勉励啊！”
这是宋琪最大胆的一次言说。
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但宋琪，偶然会有的那种鄙陋，暴露了他们庸人的一面，不仅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赵普不同，即使与“清介醇谨”的薛相、李昉比较也有距离，甚至与沈伦比较，似也缺少一点信仰中的坚守。他看中了卢多逊的大宅子，就与同列柴禹锡串通，由柴禹锡向皇上吹风，要将卢宅转移给宋琪。广州那边转运使王延范试图“偏霸一方”的大案中，柴禹锡与宋琪也在为之辩护，让太宗不得不猜忌他们的“结党”行为。如果他们的“结党”如仁宗时的范仲淹为天下计，那将是另外一种性质。现在，为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王延范，为了得到卢多逊的大宅子，就这样叽叽喳喳，确实有失大臣风范。
宋琪本来是燕人，对契丹形势很熟悉，他曾经给太宗上表，长篇大论讨论攻取契丹的谋略，有大而无当之处，也有切合实际之处，太宗曾有选择地采纳过他的意见。后来在攻取西夏时，他也有可取的意见贡献。
与薛相、李昉比较，沈伦、宋琪这两个宰辅少一点“大人”气象。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吕蒙正，在宰辅中比较特殊。
他是正式科班出身，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头一场科举，他获进士第一，“释褐”授绶将作监丞，通判升州（今江苏南京）。
吕蒙正很顺利做到参知政事。最初，他的父亲好“内宠”，与妻子刘氏不睦，于是休了妻子，吕蒙正跟着母亲一块被扫地出门，生活很窘迫。但他像后来的范仲淹一样，越是困窘越是努力，终于一举中第，朝廷赐给府邸一座，于是接父亲母亲来住，但刘氏仍不与前夫来往，二人同堂异室，吕蒙正仍然恭谨伺候父母，没有怨言，直到吕蒙正父亲去世。
吕蒙正气量很大。参知政事是国务工作最有实权的宰辅职务，他第一次进入朝堂时，被朝士轻视，其中一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啊？”吕蒙正假装没听到走过去。同列人不能替他咽这口气，回头就问是谁这么大胆口吐狂言。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不必不必。若果一旦知道此人姓名，恐怕终生不能忘。不如不知道为好。”此事传出，时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太宗对这位新科状元有期待，对他说：
“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虽言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一般士大夫还没有发达时，往往看到当世政务有悖于义理的地方，就内心不快；现在你已经位列朝臣，有机会可以批评时政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贡献有益于政制的意见，要尽所能有的智慧。即使某一个意见未必精当，也应当群策之际有所变更，使适用的意见有益于正道。朕是不会自恃地位崇高而让人不敢说话的。
不久，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这就从副总理往国务总理又迈进一步。在宰辅期间，吕蒙正为政重内涵，不重形式，务行宽大，有简易之风。这是宰辅的正经品质。因此不久就获得士林“重望”。吕蒙正也更以正道自持。他记住了太宗的一番嘱咐，遇事敢言，每一次议论时政，有不精允的地方，他一定要争论，要求趋于精允。太宗很欣赏他这种“无隐”的工作风格。赵普也欣赏他。
吕相的敢言，是薛相、李昉、沈伦、宋琪做不到的。
淳化年间，太宗检讨此前的历代征伐，有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头。他说：
“朕以前征讨北汉、契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民除暴。如果我要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天下恐怕早就被战火烧光了。”
这番话说的是实情。如果战争一味求胜，不计一切代价，也许会有另外的战绩，但那样一来，天下恐怕就会出现杜甫《兵车行》中的场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如此“武功”，是太宗，乃至于大宋王朝十八帝都不愿意看到的风景。惜民力、重民生，是大宋与其他王朝比较，很突出的“特色”。
但吕蒙正还不满意，他进一步敲打皇上说：
“隋唐数十年间，四次征伐辽东，那时人没有法子承受王朝命令。隋炀帝乃至于全军覆没，唐太宗则自己都运送土木去攻城，最后还是没有法子成功。说起来，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做到这一点，则远人自会来归，国家也可以因此自然导致安静。”
显然，“修德以来远人”，也是吕蒙正的关键词。就此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主和派”。
有一次晚上张灯设宴，乘舆之外，士庶云集，都在看皇上。吕相与太宗在一起。太宗再一次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有了飘飘然的自诩。他对吕相说：
“五代之际，生灵凋敝，丧亡太多。周太祖郭威，从河北南归，士庶都担心大军剽掠。那时候，下面是火灾，头顶则是彗星，看到的人都很恐怖。朕当时亲历那个乱世，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但现在朕亲揽庶政，到今天，已经做到万事粗粗理顺。朕就经常想，感恩上天的赐予，让我大宋如此繁盛。于是朕知道：治理乱世，在人。”
吕蒙正避席，一本正经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是因为陛下的车驾所在，士庶都聚集来看，所以繁盛如此。臣曾经在京师城外不几里地的地方，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所以‘繁盛’不一定都是这样。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这是苍生的幸运啊！”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变了脸色，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史称“同列多其直谅”，同列僚属们事后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实，有意味的是“同列多其直谅”。大宋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敢于同君权博弈，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乃至于这种倾向到了仁宗一朝，有了精英们越是被贬黜，越是光荣的风尚。大宋“敢言”，不仅仅是“胆儿大”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精英们有了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君王必得向此倾斜，否则就是“无道”，就要遭遇士大夫的“清议”批评。久之，以道义价值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否则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来自于王朝精英的“道义价值制衡”。一般来讲，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它在何时，以何方式，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老老实实，不敢挑战？个中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都需要更大篇幅来条分缕析。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相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会一直坚持，在跟太宗的“博弈”中，不胜出不罢休。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下旨告诉中书选人，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吕相提出了一个人选。太宗不许。第二天，太宗又问，吕相还是提这个人选。三问，吕相人选不变。太宗恼火，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上，道：“一定要换人，你怎么这么执拗？”吕相答：“不是臣执拗，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人都不及他。臣不愿意用‘媚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怕害了国家大事。”说罢，将举着的笏板错开，让出脸来，俯首，将奏章拾起，纳入怀中，徐徐而退。同列都屏住呼吸，替他害怕。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老家伙的气量，我不如。”后来就用了吕相推荐的这个人，果然很称职。太宗对他这种“不可夺之志”很赞赏。
吕相也确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举贤人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宰辅之后，外间对我有何议论？”儿子实话实说：“大人您做丞相，四方无事，蛮夷都向化本朝，很棒。但也有人说：吕相无能做事，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吕相说：“我确无能，但有一能，善于用人而已。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相有个“夹袋”，就是一个小布囊，里面有一小册子，常常随身带着。遇到新结识的某某人，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也即交接任免，他都要与人交谈，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以及对方所在之地有何特殊人才。客人走后，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都有分类。等到朝廷有这类型人才需要，他就随时找出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他年老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真宗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有一次还问他：“爱卿诸子哪个可以大用？”吕相回答：“诸子皆不可用。但有一个侄子吕夷简，正在出任颍州推官，这是一个宰相之才。”从此吕夷简浮出水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吕夷简成为仁宗一朝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富言，是吕蒙正的门客。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有个小儿子十来岁，想让他进入书院，可以干个小活。”蒙正答应。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大吃一惊，道：“这个小家伙，他日名位跟我差不多，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于是让富言的儿子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块学习，供给很丰厚。富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富弼。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王安石的风采，对各类误解，基本不辩解。
吕相四故实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有个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因为贪污事被免职。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张绅乃是西京洛阳的豪富，哪里肯接受赃物？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曾经向张绅求资助，未能如意，所以现在因此而锻炼成一场冤狱。”太宗听说，就恢复了张绅的官职。但吕蒙正并不解释，任人去东说西说。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罢相，他也不申辩。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得到了张绅过去事的实情，此人确有贪赃事，于是罢黜了他。而蒙正也再次复相。太宗对他说：“张绅果然是真的犯有贪赃事。”吕蒙正听了，给个耳朵而已，也不谢。
吕相故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