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政治暗杀与武装暴动作为两种革命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所认同，并在吴樾之后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清革命高潮。
这场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与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密不可分。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高潮的新起点，是推翻清朝王朝的重要事件。同盟会，是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兴中会、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及刘静庵等人领导的日知会等众多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清革命政党。
20世纪初，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集结，民主革命的发展形势要求将众多革命的小团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众望所归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担起了这一重大使命。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赶到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汇集的日本东京。他向各革命团体中肯地分析了过去分散起义的种种弱点，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导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合成大团”，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适应反清革命总体战略的需要。7月28日，经程家柽介绍，宋教仁、陈天华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晤面。陈天华向孙中山介绍了华兴会在湖南长沙起事的情形，及介绍了东京革命党人的活动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大势，及各省革命团体联合的必要性。
翌日，华兴会主要成员在东京黄兴寓所聚会，讨论是否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进行联合，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主张暂时先不加入。由于意见分歧很大，终未能够确定，“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7月30日，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即将成立的同盟会会章。8月13日，陈天华参加了留日学界在东京富士见楼召开的欢迎孙中山大会，盛赞孙中山“实为世界之大人物”，是中国“四万万人之代表”，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使众多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愿意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中。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由黄兴宣读了会章草案。同盟会成立后，接受《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称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中国同盟会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政党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把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认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是对这场民主革命的内容和目标的集中概括，堪称为完整的、自觉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二是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消除了传统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习气，具有了近代新式政党的形态。
三是同盟会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除设同盟会本部外，还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遂使同盟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
四是同盟会制定了比较完整的革命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成为革命党人在反清革命斗争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同盟会的建立，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起点，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如果说他以前还认为革命的成功是遥遥无期的话，那么，此刻他则确信：“革命大业可及身成矣！”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堪称“革命之中枢”。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和动员更多的留日学生加入到反清革命运动中，积极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同时辅以暗杀手段加以配合。黄兴、刘道一等人联合哥老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规模和影响甚大的反清武装暴动。
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革命势力扩展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十九号文令，即《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和取缔。留日学生不堪其辱，相约举行罢课，以示抗议。日本各报则肆意嘲讽，讥为“乌合之众”，《朝日新闻》公然将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丑诋为“放纵卑劣”，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公愤，决定罢学回国。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较大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罢学回国，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眼见留日学生界意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同盟会骨干陈天华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12月8日，陈天华留下遗书，毅然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其母早逝，父陈善，字宝卿，在本乡私塾任教，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陈天华自幼聪慧好学，性喜阅读历史典籍和传奇小说，尤其酷爱民间流传的话本弹词。这为他此后从事革命的通俗文字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稍长，陈天华愤恨清朝官场之腐败，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寄予深厚的同情。1895年，陈天华得到族人周济的资助，入资江书院求学，愈益发愤自励。他将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1898年，陈天华考入新化实学堂，博览中西史志，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大志趣。1900年后，陈天华先后入长沙岳麓书院、长沙师范馆学习。
1903年3月，陈天华考取湖南官费生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拒俄运动爆发后，陈天华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召开的拒俄大会和“拒俄义勇队”，加紧军事训练，决心开赴东北前线，以雪国耻。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撰写了《敬告湖南人》一文，号召湖南志士群起抗俄救亡。
陈天华激于对清政府的愤恨和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气愤，挥毫撰写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部小册子，以冀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实行反清革命。两书均用白话文撰成，通俗易懂，字字血泪，感人肺腑，在广大民众中广为流传。
陈天华很快以反清革命的通俗宣传家闻名于世，被时人赞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1903年10月，沙俄增调重兵侵入我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大为悲恸，“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唯紧握友人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寄回国内，备述亡国惨祸，号召国人预备死战”。
11月4日，黄兴、刘揆一等十二位革命志士在湖南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陈天华此时也回到湖南，襄助黄兴等人开展革命活动。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并决定在湖南发动长沙起义，乘慈禧太后70岁生日之际，“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考虑到华兴会员多属学界分子，恐与会党接洽多有隔阂，黄兴等人另创“同仇会”，作为专门联络洪会机关。陈天华加入华兴会后，参与组织联络活动，并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
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距华兴会起义计划日期临近，湖南浏阳普迹市沿例举行牛马交易大会。哥老会拟将此日作为开堂拜盟的日子。黄兴命刘揆一、陈天华秘密会晤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该地。陈天华化名郑浩然，自吉安来醴，会同刘揆一等人前往浏阳普迹市。刘揆一代表黄兴赠给马福益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开堂拜盟的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哥老会员相继入“同仇会”者甚众。由于马福益的开堂拜盟仪式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接着便有会党中的败类向清政府告密，黄兴等人策划的与哥老会合作发动的长沙起义事泄。陈天华闻讯，绕道江西来到上海，与先期从长沙逃往沪上的黄兴、刘揆一等会合，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召开会议，总结教训，拟策动鄂、宁等地起义。
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陈天华等人策划的起义复告中辍。不仅如此，他和黄兴等人也相继被捕入狱。陈天华正襟危坐地对巡捕说：“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次日，狱外的蔡元培等人积极营救，加以保释，并劝陈天华赶快出狱。他才与其他同志一起，从容束装，航海东渡。
这样，1904年底，陈天华第三次抵达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
陈天华来到东京后，因图谋反清起义屡遭挫折，心境抑郁。
同盟会成立后，陈天华率先加入同盟会。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后，中国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实行总罢课，反对《取缔规则》，陈天华闻之，初担心事体重大，颇不赞成；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留日学生在罢学归国问题上意见参差，而当时留日学生总会领导人又不愿切实负起责任。陈天华认为，既然各校同心，不谋而合，就应该全体一致，务期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本人以口实。
陈天华忧时感事，悲愤不能自解，遂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戕。投海前一日，他奋笔疾书《绝命辞》，沉痛陈述祖国岌岌可危的窘境，申言自己并非徒为《取缔规则》而死，乃是对日本报刊肆意对留日学生轻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
他在《绝命辞》中写道：“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勿忘鄙人今日所言。”
陈天华蹈海“尸谏”的噩耗传出，三湘震动，四海同悲。东京留日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于途。陈天华的好友宁调元、姚宏业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接纳归国学生，继续策划反清革命活动。
宁调元（1883—1913），湖南东富人，字仙霞，号太一，曾化名林士逸，幼受业于刘师陶，稍长入渌江书院，从院长吴德襄习训诂、考据。1903年7月，入长沙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受教师黄兴、周震鳞、张继等人的影响，加入黄兴等组织的革命团体“大成会”、“华兴会”。1904年9月，华兴会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返回醴陵，倡办渌江中学。次年夏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反对日本对清国留学生颁布《取缔规则》，主张留日学生回国，以示抗议，被选为文牍干事，起草了大量宣传品。
1906年春，宁调元与姚宏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接纳从日本回国的留日学生。不久，宁调元回湖南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校务，暗中与洪江会首领李香阁、龚春台联络，从事反清革命活动。4月6日，姚宏业效法陈天华，投江自杀。宁调元在醴陵听到这个噩耗之后，迅速赶到长沙，与革命党人禹之谟等人商量，决定为陈天华、姚宏业二位烈士举行盛大的公葬。5月6日，宁调元由革命党人易本羲主盟，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
5月20日，长沙各界近千人在左宗棠祠为陈、姚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当场议决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此事遭到湖南劣绅王先谦、孔宪教等人的百般阻挠，他们向湖南巡抚庞鸿书告状。原先支持公葬两位烈士的谭延闿等人受到反动势力的压迫，思想上有所动摇，准备改变原议。但宁调元、禹之谟等人意志坚决，毅然坚持为两位烈士公葬。
23日，长沙万余学生上街送葬。一队由禹之谟领头，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一队由宁调元领头，抬着姚宏业的灵柩。两队均穿白衣，擎白旗，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绕市行进。到达岳麓山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宁调元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公葬陈、姚两位烈士，是湖南反清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盛大的政治示威活动。湖南省学务处出面，张贴布告，指责各学堂学生“纷纷扰动，任意出堂，游行街市，开会喧嚣”，限令将陈、姚二烈士灵柩克日迁葬。布告声言：“如有违抗之人，严拿到案惩办。”
面对清政府的政治高压，宁调元、禹之谟等人刚强不屈，连日在长沙天心阁等处集会抗议。于是，学务处再次布告，宣称除将著名痞徒访拿究办外，明令禁止开会演说、停课、聚众喧哗、私送传单等所谓“恶习”，并杀气腾腾地表示：“害马不去，稂莠不除，欲其保全美质，又乌可得！”
清政府开始举起手中的屠刀，残暴地砍向湖南革命党人。
禹之谟因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被湖南巡抚下令逮捕入狱。宁调元闻讯之后，在革命党人的掩护下离开长沙，被迫逃亡上海。
宁调元来到上海后，正巧孙中山自越南的西贡赴日本途中，船泊上海吴淞口。宁调元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秋瑾等人登船，拜见孙中山，汇报国内革命情况，谋划今后的革命大计。随后，宁调元与傅熊湘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洞庭波》杂志（后易名《汉帜》）。宁调元以屈魂、仙霞、辟支等笔名，发表多篇诗文，针砭时政，宣传革命，在当时舆论界颇有影响。其中，他撰写的《仇满横议》，揭露了清朝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径，批判了保皇党人梁启超“革命可以召瓜分”等谬论，主张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封建帝制。
宁调元的这些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此时刚刚从湖南巡抚升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再次对宁调元发出通缉令，加以缉捕。
宁调元闻讯，再次逃亡日本，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干事。
禹之谟逮捕入狱、宁调元出走之后，湖南革命势力受到清政府的强力压制，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尽管此时湖南的哥老会继续进行秘密反清活动，图谋重举义旗，但缺乏革命党人的支持和政治领导，难以会聚成强大的反清力量。
远在日本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决定派著名革命党人刘揆一的弟弟、同盟会骨干刘道一回国，负责联络会党，策划湖南新军，发动萍浏醴起义。
刘道一（1884—1906），湖南省湘潭县人，少时读私塾，后就读湘潭益智学堂和长沙修业学堂，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受新学启迪，萌发了民族革命思想，暗中联络会党，策划武装反清的革命活动。1904年参加了华兴会，受黄兴派遣，与会党成员万武从长沙回到湘潭，劝说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与革命党人合作，陈说反清革命道理。他能说会党行话，能言善辩，晓以革命大义，使马福益折服，慨然相许参加革命。
1905年3月，刘道一以优异成绩取得官费留日资格，就学东京清华学校，与秋瑾、龚宝铨等十人秘密组织“十人团”，与秋瑾加入冯自由等人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草鞋”(将军)。1905年7月，参加由孙中山召集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先后担任书记、干事等职。他精通英、日两国语言，还熟谙国内许多方言，故在东京留学生和革命党人中联系颇广，被黄兴视为将来外交绝好人物。
1906年秋，刘道一受黄兴委派秘密回国，拟在湖南发动武装起义。
刘道一与蔡绍南化装成富商，潜往江西萍乡，会晤会党头目龚春台，商讨武装起义事宜。不久，他们回到长沙，密约蒋翊武等数十人，传达黄兴的指示，要求迅速发动军队和会党，于1906年农历年底在浏阳、醴陵发动起义，会攻长沙，然后取得各省响应。会议结束后，他留驻长沙，统筹起义全局。
由于萍、浏、醴各地会党相继暴露，武装起义被迫提前。
12月4日，龚春台率领会党首先发动起义，以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都督名义号召天下：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有平等之利益，获得自由之幸福。为迎接各地起义军会攻长沙，刘道一筹划了开城响应之策，密电东京同盟会本部，请求立即派同盟会骨干回国襄助，在其他各省响应湖南的起义。
湖南起义声势浩大，战事比较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
刘道一组织的萍浏醴起义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后，孙中山、黄兴等人立即派同盟会骨干宁调元、杨卓林、李发群、孙毓筠和胡瑛等人回国支援。宁调元到上海后，与陈其美、秋瑾等人磋商，决定分头动员长江一带的会党，相机响应。当宁调元从上海秘密返回长沙参与湖南起义途中，不幸在湖南岳州为清军水师营缉捕，押往长沙，被判处监禁。他虽身陷囹圄，却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重建湘支部的建议。
杨卓林、李发群等人从日本回国后不久，萍浏醴起义因仓促发难，准备不周，很快陷入失败。刘道一往返长沙与衡阳之间秘密运动新军、联络革命力量时，其行踪被清兵发觉，不幸被捕。
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在长沙浏阳门外壮烈就义，年仅22岁。
刘道一是同盟会会员中为中国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志士。刘揆一闻听弟弟遇难的消息后，痛不欲生，挥泪撰写了八首哭弟诗在《民报》上发表。
黄兴所作的悼诗，表达了革命党人的共同心声：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