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史坚如是清末革命党人刺杀清廷要员第一人的话，那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无疑是清末革命党暗杀团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暗杀付诸实施的第一次。这次暗杀，不仅仅是万福华的个人行为，而是革命党人有计划有组织的暗杀行为，是革命党人秘密组织的暗杀团主动策划的结果。
革命党人组织的暗杀团从何而来？它是怎样创建起来的？
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在日本发起的横滨暗杀团，是革命党人组织的最早的暗杀团体。这个暗杀团体的诞生，与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密切相关。
1903年春，为了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由于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暗中与沙俄政府签订卖国密约，致使沙俄霸占中国东北迟迟不肯撤兵。4月29日，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二百多人召开大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敌”，其中包括黄兴、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几天以后，上海《苏报》就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这封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
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二百余名拒俄义勇队成员改组，改为学生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开赴东北抗俄。驻日公使蔡钧对此极为恐慌，认定这些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革命，因而横加干涉，并与日本政府私下交易。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出面强令解散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
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后，黄兴等人将其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汲取中国秘密会党的经验，建立起严密的组织，自制了圆形镍币徽章。这种徽章，一面刻有轩辕黄帝头像，一面镌有如下誓语：“帝制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我服。”明白地显示出恢复中华之宏志。
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明确提出运用鼓吹、起义和暗杀三种方式，进行反清革命。该会成员近二百人，秘密聘请俄国、日本武师教习格斗、爆炸、刺杀技能，同时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派遣“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在各地组织革命暗杀团体。
该会骨干成员苏鹏后来回忆说：军国民教育会“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清朝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
1903年夏秋之交，为了进行暗杀活动，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成员杨笃生、苏鹏、何海樵、周来苏、胡晴厓、汤重希六人，在日本秘密发起成立了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从属机构。暗杀团通过冯自由介绍，与在横滨的梁慕光取得联系，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都是制造炸药的行家，先后研制出十余种炸药。
这个暗杀团，就是史书上所称的“横滨暗杀团”。
这个暗杀团的规模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在日本、上海等地吸收了张继、蔡元培、王小徐、孙毓筠、刘师培、章士钊、陈独秀、钟宪鬯、俞子夷等革命志士参加。他们除了在日本各地秘密开展活动之外，还派人到上海、北京等地秘密联络，秘密试验炸药，研制炸弹，以谋刺杀清廷政要。
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入会须拜祭华夏始祖黄帝，杀鸡饮血，与中国传统秘密会党非常相像。
横滨暗杀团成立后，杨笃生、张继、何海樵、周来苏等人首先将暗杀目标锁定在此时正在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身上，以期通过刺杀这位强权人物，震动天下人之耳目。对于暗杀慈禧太后的举动，正在日本的梁启超及保皇党人是支持的。他们在经济上给予暗杀团以资助。暗杀团则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得到一笔活动经费，决定潜入国内进行暗杀。
杨笃生等人从日本携带炸药秘密运到天津，设立联络据点。随后，他们潜入北京，并邀请革命党人张继从湖南长沙抵京，请何海樵从上海抵京。他们在北京草头胡同赁屋而居，拟在紫禁城皇宫内或在颐和园附近炸毙慈禧太后。然而，由于清廷戒备森严，防范严密，他们在数月之内无从下手，川资告罄，只好失意而归，南返上海。
刺杀慈禧太后的计划被迫取消后，横滨暗杀团密切关注清廷动向，寻找刺杀清朝大吏的机会。
1904年夏，横滨暗杀团决定再次采取实际行动，并将暗杀目标确定在清廷户部侍郎、陆军大臣铁良身上。
铁良（1863—1938），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早年曾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幕僚，协助处理军事事宜，颇受信任，后经举荐任职兵部，升右侍郎，会办京旗练兵事宜。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督办北洋新军。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因袁世凯权势日重，引起满族亲贵猜忌，清廷于是命铁良参与北洋练兵事宜，相继升任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成为满族将领中足以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之人物。
1903年10月，清政府以统一对新军的领导为名，设置总理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铁良潜心研究陆军，奉命去日本参观日本军事演习，自诩知兵善战，被时人视为满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
铁良是晚清满臣少壮派的中坚分子，对满汉之分维护最力，极力提拔像良弼这样优秀的满族青年将领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来掌管军事，以抵消袁世凯对北洋陆军的垄断。他的这些做法，既引起了清政府内部袁世凯为首的汉籍高级军政官员的不满，更成为力谋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党人的劲敌。
正因如此，横滨暗杀团首先将暗杀目标锁定在这位满洲干员身上。
当时，由于勇营制度的确立，军队的指挥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军权、政权和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中央空虚的局面。清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地方督抚的很大威胁。1904年夏，清政府为了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尖锐矛盾，派练兵处襄办大臣、户部侍郎、陆军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名，到江苏、上海等地考察，史称“铁良南下”。
铁良南下的秘密使命，就是要完成“划一营制”、夺取江南制造局，以及打破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
横滨暗杀团分析后认为，在北京刺杀慈禧太后及满族王公贵族是很困难的，但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南方各地刺杀则较易成功。铁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离京南下巡察军事财政，经过的路线是从北京沿津浦线南下，先到浦口，再渡江到南京下关。暗杀团决定利用铁良南下之机加以暗杀，给清廷以威慑。
经过周密计划，革命党人决定在南京下关码头埋伏，趁铁良过江下船之际，进行狙击。参加此次行动的暗杀团成员有章士钊、俞大纯、万福华、易本羲等人，刺杀的任务由易本羲具体担任。
易本羲（1887—1911），湖南湘乡人，1903年入长沙武备学堂，16岁便追随黄兴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深得黄兴器重。次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秘密成立反清革命团体时，17岁的易本羲毅然加入，成为华兴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在他们的影响下，明德、经正等学堂涌现了一大批同情革命的进步师生。易本羲与胡瑛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在经正学堂组织义勇队。但不慎为清政府侦知，危急之时避走武昌，入清军第八工程营当兵以掩护身份。不久，胡瑛与吕大森等人深感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行以促革命，就与宋教仁、易本羲、胡瑛、吕大森等人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以科学补习为名行革命之实。
黄兴组织长沙起义时，拟以刺杀配合起义，派易本羲刺杀张彪，王汉刺杀张之洞。惜起义过早事泄，黄兴被迫流亡日本，易本羲遁迹湖北草莽间。长沙起义受挫，使易本羲大受刺激，遂决定加入暗杀行列。当听说清朝的死硬派大臣铁良即将巡视南方的消息后，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就毛遂自荐，愿意承担刺杀铁良的重任。
俞大纯，字慎修，又字省羞、有羞，浙江绍兴人，出身名门世族，其父俞明震是曾国藩的孙婿，为晚清名臣，还是著名诗人。俞明震担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时，鲁迅是该学堂学生。鲁迅为人决绝，但对这位恩师却是独加青眼，没齿不忘、赞不绝口，因为正是这位“恪士师”的帮助，他得以赴日留学。当时与鲁迅一同赴日留学的，就有其恩师的长子俞大纯。俞大纯到日本留学后，秘密加入了暗杀团，与杨笃生、陈独秀等人一起研制炸药，参与到激烈的暗杀活动中。
章士钊、易本羲、俞大纯、万福华等人计议已决，先潜至南京下关码头，密作布置，守株待兔。章士钊、俞大纯两人具体负责资金调度、用品设置、射手之履帽服装、潜伏地及出入路线之防卫引导等事宜，力图做到万无一失。
正当他们秘密准备之时，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暗杀计划受阻。
南京为两江总督所在地，时两江总督李兴锐已年逾古稀，儿子早丧，仅两个孙子随侍。长孙李茂桢，次孙李春熙，皆倾向于反满革命，与章士钊等人关系很好。李茂桢获悉章士钊等人的刺杀计划后，深恐在南京暗杀铁良，会累及其祖父，遂力谏章士钊等人不可在南京下手。
他反对在南京暗杀铁良的理由是：一旦铁良在南京被刺，必然殃及两江总督李兴锐；一旦李兴锐获罪，则南京革命环境将会非常恶劣，影响革命党人在南方的反满活动，故在南京刺杀铁良是得不偿失的。
放弃，还是坚持？
章士钊、万福华等人为此激辩一夜，反复讨论利弊得失。最后，他们决定放弃在下关刺杀铁良的计划。
章士钊、万福华等人返回上海，静待更好的刺杀时机。
李茂桢所分析的情况，是很有道理的。
自洋务运动以来，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中思想开明者日不稀见，尤其在援引留学人才方面颇为积极。当时海外学成之优秀青年，虽常被清政府内的保守派斥为激进分子，却仍被各省督抚争相延揽，委以重任，如良弼之重用吴禄贞、李经羲之重用蔡锷、赵尔丰之重用尹昌衡等等，已成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蔡锷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李经羲就与赵尔巽、端方等人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最终李经羲胜出。而慈禧太后在中日间岛谈判之后，对撰写《间岛问题》一文的留日学生宋教仁赞不绝口，当即就要征他入朝为官。宋教仁经过慎重考虑后，婉转给予拒绝。
这种情况说明，办理新政的清朝当政者在使用像留学生这类新式知识分子方面，还是比较大胆的。
这些新式革命青年进入清政府的统治中枢后，不遗余力地在清军中灌输革命思想，进行反清排满宣传，策动军队起义，终于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武昌首义时，湖广总督瑞徵虽是保守派，但若追溯革命成功之远因，实与此前端方、张之洞等人在湖北编练新军、兴办新政有着莫大关系。
李茂桢的祖父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他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以军功起家，但人品一向受人敬重。当清军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烧杀掳掠，惨不忍睹，唯李兴锐有不忍之心，出资购买义冢一区，收埋满城尸骸。1870年，他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升任江西巡抚后，浚治鄱阳湖，导水入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在举办清末新政方面，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成果斐然。
1904年，李兴锐以77岁高龄就任两江总督，以其一贯开明作风及年老体衰等原因，对革命党之经营确有好处。若因刺杀之事而受连坐之殃，除却反清革命事业将会因小失大之外，对这位晚清名臣及其家人也会产生灭顶之灾。
正因如此，章士钊等人接受了李茂桢的请求，取消在南京下关刺杀铁良的行动。
下关行刺计划取消后，因华兴会此时正在策划长沙起义，故万福华等人匆匆赶赴湘省援助，拟于十月“万圣节”——慈禧太后寿辰，湖南大小文武官员集中庆贺时，突然在长沙万寿宫发难，抛掷炸弹作迅雷一击，以配合武装起义。但因革命党人云集长沙，人数已逾三千多人，引起了清廷的高度关注。湖南地方当局严加戒备，刺杀行动未能实现。湖南巡抚陆元鼎闻知华兴会在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在长沙大捕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闻讯，被迫离开长沙，逃亡上海。
黄兴等人密谋的长沙起义流产后，清政府在两湖地区四出搜捕所谓“下江来的”革命党人。此时，湖南革命党人仇鳌以长沙起义事败而潜至上海，在公共租界新闸路庆余里初见黄兴，为其磊落态度、雄伟气魄所感动，决心追随黄兴进行反满革命。
仇鳌（1879—1970），原名炳生，字亦山，晚年自号“半肺老人”，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归义乡一个佃农家庭。16岁开始入乡塾求学，20岁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岳麓书院求实学堂，22岁考中秀才。1904年，他赴日留学，始学师范，后修政法，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他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竭力协助仇亮在东京创办《民主报》，宣扬反清思想。
仇鳌因长沙起义失败在上海会见黄兴之后，立即受黄兴的指令返回长沙，集合潜伏的革命党人，与仇亮、赵缭等人利用开办湘阴师范学堂之机，鼓吹革命，并准备躬行暗杀。但因其制造炸弹技术不高明，难以制成有威力的炸弹，暗杀行动迟迟没有能够付诸行动。
此时，南下巡视军事财政的陆军大臣铁良，从江苏、江西先后到达湖南、湖北视察。仇鳌等人探知铁良将到长沙视察湖南新军，便与大力士易希谷商妥，决定由易希谷持杖当面狙杀。两人在长沙小吴门附近等候多时，预备突然跃出，给予铁良以迎头猛击。
遗憾的是，狡猾的铁良并没有从此地经过。这种效仿张良博浪沙奋力一击的古侠客式的暗杀，遂告落空。
仇鳌离开长沙来到日本东京，参加了华兴会，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发动组织“义葬陈姚”反清革命运动。1906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参与筹备萍浏醴起义，因有人告密被迫再次东渡日本，到东京做《民报》的编辑工作。
尽管仇鳌等人的刺杀行动未果，但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暗杀铁良的活动。当铁良从江西来到湖南、湖北巡察之时，张学济、苏鹏等横滨暗杀团成员也秘密来到汉口，与刘静庵、王汉、胡瑛领导的科学补习所一起，演出了一场王汉北上追杀铁良的革命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