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物欲时代的精神症候：空虚、无聊
摆脱生存危机，解决温饱是人类始于原始社会时代的祈梦。这个追求一直激励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历史上总是被吃饭问题困扰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解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有不少人在为生存问题苦苦挣扎，许多人也还为衣食发愁。执政党及其政府也还在为扶贫问题、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面做出巨大努力。不少理论工作者也在为诸如贫困人口问题、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投入巨大的热忱进行研究。但要看到温饱问题从总体上已基本解决，社会总体用不着为生存问题而担忧。人类步入或正在步入后物欲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来临，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就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没有大规模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样就让人惊诧？这的确值得令人惊奇。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都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那么这对人类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如果你完全相信生命的真正价值，则这一远景至少为我们展示了从中获益的可能性。不过，那些经过无数代的培养，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在几十年内加以悉数抛弃，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是难乎其难的。因为这一点，我仍然不能不感到非常忧虑。因此，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359页。
正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当温饱问题猛然解决的时候，当最初的满足过后，我们会忽然觉得空虚，会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空虚无聊。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使得工作时间大为缩减和工作岗位减少，人们的空闲时间延长。这种空闲时间增多和温饱解决后的空虚与无聊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腐败堕落。毒品在西方社会中的泛滥，昭示着一个巨大的转折：空虚无聊已经压倒物质匮乏，成为今日西方和未来全人类的首要问题。
由于全人类曾经面临着的共同的难题——生存挣扎，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解决，适用于一切人的生活意义不复存在。每个人必须为自己寻找生活的意义，填补生活的空虚。弗兰克曾说：“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意义不能赋予，而必须被发现……意义总是具体情景中的具体意义。”弗兰克：《无意义生活之痛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25页。
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曾经率先降临在社会中的少数贵族头上，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腐败堕落，如清中后期的八旗子弟就是纨绔子弟的代名词。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无伤大体，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全体成员的温饱问题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困难与挑战。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
以中国古代先哲提出的人生观为例。孔子说：“君子居无求安，食无求饱。”（《论语·学而》）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章句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成语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句句箴言都离不开劳苦、艰难、忧患。即使社会上有少量贵族养尊处优、置身于艰难之外，但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严酷的生存挣扎。所以社会拿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人生观。
但是，今天这样的生活状况不存在或即将不存在，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新生代们出生伊始生活就不艰难，还能拿过去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你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们问：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这不是陷入悖论吗：人们通过艰苦的努力以及他所创造的生产力进步，使他渐渐脱离饥寒和苦难，而我们却又要说：苦难才是他成长和成功的基本条件，这不等于说他的成功将使他自己堕落和失败。西方大文豪萧伯纳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人生在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萧伯纳：《人与超人》，《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15卷），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20页。这种因空虚无聊而导致的行为失范、道德缺失和精神迷离在我国社会也日渐增多。
二、现代性与道德文化危机
尽管无聊和人类一样古老，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写道：“神感到无聊，所以创造了人类。亚当因独处而无聊，故而夏娃被创造出来。从那时起，无聊就进入了人类社会，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有着相应的扩张。”转引自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范品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但是无聊无疑和现代性有深切的关联。正如研究无聊现象的挪威人拉斯·史文森所说：“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快乐与愤怒是保持不变的，然而，无聊感看起来却是与日俱增，世界明星变得越来越无聊。在浪漫主义时代以前，无聊似乎只是边缘现象——只有僧侣和贵族才感到无聊。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聊是身份的象征，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无聊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故而它是上层社会的特权。随着无聊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已不再具有排他性。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无聊均匀地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转引自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范品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后物欲时代带来的意义真空其实是现代社会或者是现代性的一个内在困境。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性质和特征。社会整体结构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描述和分析，但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生产力等广义的制度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两大方面，现代性概念也因此而具有双重意蕴，即外在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
从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层面来看，现代社会的特征无疑表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这“四化”无疑渊源于近代的启蒙理性，因而有韦伯所谓现代化就是合理化、现代性就是合理性的说法。从这个意义来看，现代性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合理性。现代性的合理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则是一种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可以说，在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现代社会的性质或现代性就表现为社会制度结构的理性化与形式化。
从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为现代人心灵秩序的感觉化趋势。市场经济所引起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是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而且更深刻的是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这一转化的实质是，启蒙运动致使传统的宗教性超越秩序解体，从而使现实秩序的支撑和根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而导致外在的社会秩序结构和内在心灵秩序结构的世俗化。外在的社会秩序结构世俗化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述的理性化、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立，而内在的心灵秩序世俗化的结果则是现代人精神气质的生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最大特征就是感性欲望的张扬。
因此，现代性具有双重意蕴，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前者以形式化的理性为原则，后者以感觉或感性为主；前者表现为社会性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而后者则呈现为个体感性欲望的伸张。在历史和现实中，两者具有相互勾连对抗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的大量论述，概而言之，也无外乎这两个方面。前者被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或理性化的现代性，而后者则被称为文化现代性。
“现代性”是以“现代性问题”的面貌而吸引思想学术界的全力关注的。现代社会问题太多，但是就现代性问题而言，就是价值理想的虚无化和人生的无意义感。现代人文社会学科文献中频频出现的主题就是生存意义问题，“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文化的危机。生存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因源于“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启蒙运动中断了超越性的价值源泉；理性化的现代性没能提供这种价值源；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则无异于釜底抽薪。
现代性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生成之前，人类生活秩序及其意义是由整体性的超越秩序所提供和保障的。无论是“上帝”、“真主”、“佛陀”、“天”或“理”，还是“天人合一”式的某种境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的整体：超越感性、超越个体、超越有限，而趋归于无限的整体。这种超越性的整体，不仅是现实社会秩序的根据，而且是人心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是有限人生种种活动被赋予意义的终极关切。启蒙运动导致超越世界和超越秩序的逐渐消退，因此而成为现代性的开端：超越性的价值秩序根本性地位移至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但是，超越性的价值源头消解之后，现代性自身似乎并未产生和提供其有效的替代物。
从外在的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来看，它以工具化、形式化的理性为建构原则。它关联的主要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价值理性与社会理想的萎缩。这种理性原则在有效地改造自然、建构社会制度等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它的沙文主义式的扩张，无疑也是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在这种理性原则所建构的世界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理性化的现代性是这样，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更是这样。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现代性以感性和感觉为主导，道德上的善恶价值被归结为感觉上的快乐和痛苦，现代的货币经济特别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更加促使感觉至上成为人生的主导原则。虽然感性和感觉欲望的满足对于人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将人生意义归结为感觉，实际上是消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如果完全沉溺于感官世界，人就不能超越自然的直接性而形成人的意义与价值世界。“倘若人不能……做到比在感觉经验条件下更充分地实现他自己的话，生活必将丧失一切意义与价值。”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在感觉至上的情况下，“不仅宗教在劫难逃，一切道德和正义也同样要毁灭”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由上可见，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文化危机，而其最深刻的表现则是现代人心灵秩序的感觉化。感觉化的趋势是从感觉走向肉体，从肉体走向色情，它一再地冲击着人类的道德底线。这不仅表现在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思想文化层面上，而且表现在人们从追求感觉欲望的满足到沉溺于色情的现实生活层面上。西方社会如是，市场经济所引起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亦如是。由于缺乏超验的、整体的、终极的价值支撑，这种感觉欲望的追求必然导致心灵的空虚和无聊。艾略特的一首诗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人生活的单调及意义之匮乏。
我们都是空虚的人，
我们都是浮夸自负
实际上无足轻重的人。
相互依赖着，
哎呀！头壳充满了的
尽是无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一起耳语时，
声音都是干涩的，
好像干草上的风，
单调、无意义；
不然，就像——
在我们干涸的酒窖中
踩在破玻璃上的
老鼠的双足；
形状无形式，色度无色彩；
力量麻痹了，姿态缺乏动作。转引自李维：《现代世界的预言者》，谭振球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现代社会之所以弥漫无聊，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工业的标准化、流水作业、细致的分工使大部分人的工作单调、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