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孔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子路
子路即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年）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但人需要有个性，伉直好勇恰恰是子路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重友朋、讲义气，以及在卫国动乱中勇于喊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从而为主人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有这些，皆与其伉直好勇性格息息相通。
曾皙
曾皙，名曾点，字皙，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曾皙是禹的后代鄫国太子巫的曾孙。禹的第五代孙少康封他的小儿子曲烈于鄫地，建立鄫国。鄫国故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原名“缯邑”，以当地多产丝织品而得名。公元前567年（鲁襄公六年）邻近的莒国灭掉了鄫国，鄫太子巫无家可归，在远离莒国的鲁国南武城居住下来。
曾皙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狂者，即敢说敢为，不拘小节。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死时，曾皙曾“依门而歌”，被称为鲁之狂士。有一次，曾皙和子路、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问他们的志向，曾皙说：“晚春的时候，穿上春天的服装，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走回来。”描绘出了一个升平祥和的大同世界，因而孔子表示赞同。
冉有
冉氏，名求，字子有，春秋时儒者。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少孔子二十九岁。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公元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家臣。孔子称其“可使治赋”。冉有帮助季氏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孔子对此极为不满，声称冉求不再是他的学生，要弟子“鸣鼓而攻之”。
实际上，孔子也是很欣赏冉有的。《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
《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公西华
公西赤，姓公西，名赤，字子华，亦称公西华，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小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娴宾主之仪。曾言其志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认为他很谦虚。
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公西赤以长于祭祀之礼、宾客之礼著称，且善于交际，曾“乘肥马，衣轻裘”，到齐国活动。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他为“邵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钜野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公西子”。
《论语》命名的意义和由来
《论语》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
《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论语》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主张，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以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来评定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