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
我哒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
1989年7月18日，我提着一个人造革小包，包里装着我的香港出生纸，从深圳罗湖过关，移居香港。我年近不惑，不但家庭崩离，事业无成，还欠债四千。不过，小包里装着我刚写好的两篇小说，另外还有朋友铁夫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他说这位杨先生曾将他两篇小说发到了港台刊物，
也许有在香港投稿的途径，你可去找找他。
杨先生是新移民，70年代末从福建移民香港，在老家他是中学语文教师。香港不承认内地学历和内地教师资格，所以他来港后一直在工厂打工。业余时间他依然关注文学。尤为奇特的是，他自己虽不写作，但热切关心大陆港台三地的文学杂志和三地作家作品的沟通。铁夫的小说就是他在内地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因喜欢，便自告奋勇，将那篇小说投到香港一家杂志发表。与铁夫联系上之后，又将其另一篇小说寄去台湾一份报纸发表了。所以我到了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杨先生家，把我那两篇小说拿给他看。
那天的场景历历如在眼前：我坐在杨先生那间位于香港北角的斗室，屋子里很暗，白天也得开灯，我和这位刚结识的文学发烧友对坐在一张小方桌旁，他生就一副笑弥勒似的慈眉善目，开口便带三分笑，令有社交恐惧症的我，冒昧上门的忐忑之感顿消。杨先生一听我说明来意，二话不说，戴上副老花眼镜便凑到台灯下看我的小说，我则宾至如归般安坐在他对面，浏览着茶几上的书报杂志，默默等待。
“写得不错。”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道，“我给你拿去《明报月刊》发表吧。”
听上去就好像他是《明报月刊》老板似的，其实他与该刊的关系也就是他家住在其编辑部所在大厦的附近而已。不过他的“拿去”倒真的是立即落实。当下他就将那两篇稿装入一个信封，收信人处写上“编辑先生收”，寄信人处写上他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名，拿上它走到对面那座大厦，请传达室阿伯交给《明报月刊》的编辑先生。
大约一星期后，我接到杨先生的电话，“《明报月刊》一位黄编辑来电话了，说这期先发那篇《过客》，另外一篇留用。”
“哦，谢谢你！”我道。口气与杨先生无独有偶，如此的平静淡定，好像我早已是名作家，在任何报刊发表作品皆乃寻常事耳。而事实却是，我直到今天也还是默默无闻的一名作者，往很多报刊投稿仍只能写“编辑先生收”。在当时，更属无名小卒，发表的作品总共不到二十篇，还得把那些报屁股文章也算上。
《过客》在我的小说中从来没人注意，但我私心总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大约因为它是我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它前面的那句题诗，好像是我与香港这个城市之间关系的写照。还有，那笔五百二十元的稿费，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收入。平均每千字八十元，比内地当时文学刊物的稿费多出了好几倍。我那尸骨流落在大兴安岭的奶奶说得对，香港真好！
我奶奶一向不正眼看我，她认为家中所有灾难都是我八字不好所致，可1959年初她临终前的一天，把我叫到了跟前说话。那是大兴安岭严冬中最冷的一天，外面的气温零下四十度。家中火炕怎么烧也烧不热。印象中，自从我们从北京到了大兴安岭，奶奶就一直躺在这张炕上。这天，我却看见她坐了起来朝我招呼。
“来……来……”她颤巍巍地唤道。
我吓呆了。这不仅因为我向来怕奶奶，主要是因为，她那张骤然呈现在炕头的面孔惨白如鬼。
“妈！妈！”我四下张望着叫道，这才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奶奶那双呆滞的老眼望定的就是我，她的确在对住我一个人说话。
“来，来！”她道。
我别无选择，只有上前去扶住她那摇摇欲倒的身子。这时我才发现，奶奶的目光并没对准我，而是越过我的肩头，对着那扇冰封雪冻的窗户，那双被皱纹挤逼得缩成一条缝的眼睛，此时闪闪发光。
“奶奶你看什么呐！”
“树，树，香……香港……多……”她说。
奶奶还说了一些话，那些话断断续续颠三倒四，我都忘了，我只记住了这几个字眼。所以后来母亲问我奶奶跟我说了什么，我讷讷地说不清楚。处于弥留状态的奶奶，真的说出“香港”这两个字了吗？我自己也怀疑起来。我甚至怀疑，奶奶的这句话，是否出自我的想象呢？我是自小就有将想象与现实混为一谈的毛病的。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们一家老小跟随他流放到大兴安岭之后，奶奶的确常把香港挂在嘴上：
“香港多好，从来不用穿棉袄。”
“香港天天有面包吃。”
“在香港你爸一个月赚七百块钱呢！”
对比我们眼下住在这冰天雪地中一破屋、天天吃苞米子、父亲月薪五十多元的现实生活，香港的确是个引起美好想象的地方。所以我才执着地相信，奶奶临终前念叨的不是她的老家安徽，而是她只做了两年过客的香港吧。
1972年，我和父亲曾去那个名叫西尼气的大兴安岭林区小镇寻找奶奶的坟。父亲说，如果找到了，就把奶奶的遗骨带回安徽老家。
“那还不如带去香港呢。”我心里想。
想当初，奶奶当着我们怀念香港时，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他一定把奶奶的话当作对他的责难了。父亲和母亲，往往会在奶奶对香港的怀恋声中吵起来：
“都是你，”母亲说，“人家都往外面跑你往里面跑，好像人家缺你一粒豆豉就打不成汤似的。现在可好，给弄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了。”
“事后诸葛亮。”父亲反唇相讥，“那时候不是你一天到晚老念叨上海好香港不好吗？”
“我念叨的不是上海，是工作。我在上海那工作多好，我以为回来了就可以重新参加工作。哪里晓得会这样……”
“好了好了。”父亲息事宁人道，一边朝装有夹层玻璃的窗户猛眨眼，神色诡异。这一招挺有效，脾气火暴的母亲见到他这副神色，便立即收住话头，偃旗息鼓。
起初，我是在褪色的家庭照片中认识香港的。那些照片都是父亲用老式相机拍下的黑白照。父亲摄影技术实在无法恭维，那些相片，不是因曝光不足而太黑，就是曝光过度而泛白。有些还因焦距没对准而模模糊糊。好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父亲用钢笔字标写的说明，例如：
大妹三个月沙田刘家大屋门前
大妹与刘姥姥孙儿秋仔
大妹一岁筲箕湾家中
二妹两个月，沙田。
大妹是我姐姐，二妹即是我。我被母亲允许翻看这些相片时，还不到上学年龄，不识字，母亲在旁边为我念照片说明，并做一些补充讲解。那时我们还住在北京，母亲的讲解客观而含蓄，只是告诉我们沙田那房子是租的，门前菜园是房东刘家的，沙田在香港的郊区新界；而筲箕湾房子则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在港岛市区，等等。奶奶去世以后，在窗外呼啸的北风声中，她对相片做讲解时的口气，便有奶奶之风了：
“沙田空气多好，房子多大！”
“刘姥姥人真好，哪里像个房东！到底是吃斋的人。”
“你爸爸那时是《星岛日报》记者，首席记者咧，回大陆的那年，工资涨到了八百块。”
“那他干吗回来？”我问。
“因为爱国啰。”
“哦，香港是外国。”
“不是，不是。”
“那是中国啰？”
“也不……”母亲焦躁地摆摆手，“哎呀，跟你们小孩子说不清楚。”
1995年，我申请父亲来香港探亲，住在我位于北角的出租屋里。一天他突然说：“我带你们去沙田看看。”
“你？带我们？”我与十三岁的儿子面面相觑。那时我都定居香港六年了，儿子也来了四年多，他每天换三次巴士从北角去赤柱上学，我们对香港的交通怎么着也比离开香港四十多年的父亲熟悉。还用得着他带？
父亲当年的沙田，只不过是个郊野小村，据说只有一条小巴线路可达，而且只有白天才开。
“做报馆的人老是上夜班，”母亲曾告诉我，“你爸爸下班时小巴早没有了，要坐出租车回家。”
而现在，沙田是香港最繁华的新市镇之一，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皆可到达。我建议先坐巴士到红墈，然后换乘东铁。父亲却说，他已打听到香港仔有一路巴士可直达沙田新城市广场。
“那不好，两程都是巴士，慢极了。”我道。
但父亲坚持，“坐巴士可以看风景。”
我们只好先乘巴士到香港仔，再从那里转去沙田的巴士。历时几达三小时。但父亲一路上始终兴致勃勃。我们坐的是上层第一排座位，在摇晃的巴士上我最易打盹，便嘱咐儿子：“快到了叫我。”父亲却道：“放心，我叫你。”
那天我在巴士上梦见了奶奶没有？是否我与她临终前那番对话便是在巴士游的梦境里看到的？我无法断言。活到我今天这把年纪，许多往事都无法断言了，真情往往与梦境混杂在一起，但父亲那天一直对住前方窗外凝望的侧影，却是印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定格，磨灭不了。而他与儿子的对话却像是怀旧影片里的画外音，幽远绵长：
“看那里！”
“什么？”
“那里！”
“哪里？”
兴奋的苍老声音与慵懒的童稚声音，对我来说，皆有振聋发聩之效。可睁开眼睛一看，看到的却都是寻常风景：车水马龙的街道，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熙来攘往的行人，层层叠叠的高楼广厦，香港人管它们叫“石屎森林”，我却觉得它们像一道道刀山，直刺天宇。想到自己也存活于其中的某一格，那种感觉，绝非三言两语了得。
我们终于站到了地面，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型公交总站，眼前车道如织，川流着密密麻麻的巴士和人，在轰隆隆不绝于耳的车喧人闹声中，我听见父亲的叹息：
“全变了，全变了。”
我们在道风山下那片村屋中转来转去，父亲一马当先，我和儿子趿拉着脚步跟在后面，我不断地吁请父亲别转了别转了，到新城市广场找间食肆吃饭为要。
“麦当劳都可以啦。”儿子亦对我的提案表示着支持。
但父亲不理不睬，一直走一直走。
“难道你想找到刘姥姥？”我的话语中带几分挖苦了。
谁知父亲眼睛一亮，道：
“对了！刘姥姥的女儿若还在，一定会认得我的！她岁数跟我差不多，那时候老是往我们家跑，带着她那个女儿，名字叫秋仔。秋仔跟你姐姐一般大。”
我们当然没找到我们四十四年前曾经住过的老屋，其实父亲也明知不可能找到。他好像耽迷于这种知其寻不到而寻之的游戏：一去大兴安岭就要去寻找奶奶的坟，一到了香港就要来沙田寻找老屋。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从他的日记里得知，我们那次的寻找老屋之行，之前他至少已经搞过两次了。1985年他第一次重返香港，便邀集了四五位老友来沙田踏访。1987年又带着刚刚定居香港的姐姐来过一次。关于第一次踏访，他日记上只有两行字：
仍识车站旧地及车站对面山坡上的旧居园地，惟已是高楼拔地而起，完全无从寻旧迹了。
那么，他后来又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是想要找见些什么呢？
当我和儿子终于把他拉到一间食肆坐定，我曾半玩笑半认真地问他：“后悔了吧？”
“后悔什么？”
“不该回去啰。”
“谁说的？”父亲正色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有那时的想法。”
记忆所及，他从来没对自己当年的决定表示懊悔，就连在日记里提及此事，用的也是标准新闻记者式语言，这些日记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记到他去世的1996年，记在一些劣质笔记本甚至没封皮的手工装订草纸上，以下这一段是记在几张叠在一起的纸片上的：
四九年六月应上海《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邀请率全家乘英轮离港。
四九年七月因英轮在台湾海峡受阻，中途返港，继续供职于《星岛日报》。
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广州解放，率全家老小五口经深广赴上海应聘。
五年十一月八日接范长江自北京来电话，嘱即赴北京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社会晤范长江谈工作。
十二月一日长江同志介绍我与《人民日报》社资料室主任胡仲持等人到抗美援朝总会工作，任总会宣传部秘书。会长郭沫若，秘书长刘宁一、刘贯一。宣传部长罗隆基、廖盖隆。
这段经历在母亲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表述里，却是这样的：
那年你爸刚刚加了工资，我们刚刚把筲箕湾的房子顶下来（即现在的按揭），多好的房子！有一天，他就喜事一样跑回来说什么解放啦有个朋友叫他回国。我说人家老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当上了大官，当然说国内好啦，你连民主党派都不是，跑回去鬼理你。还是再看看吧。你爸哪里肯听，非说什么中国好不容易和平了，搞建设了，需要我们知识分子。他傻里吧叽连忙跑去报社辞了工，房子嘛三钱不值两钱转顶给了一个朋友——那人现在发达了——我们扶着你奶奶抱着你姐姐——那时还没有你——上了回国的船。谁知船开到半路不开了，说是国民党在前面的海里放了鱼雷。这不正好！我们又回了香港。《星岛日报》老板真是好人，明知你爸爸是亲共分子，还让你爸原职原薪回来工作。不过我们的房子收不回来了，只好在沙田租房子住。那房子远是远一点，空气多好，又便宜。要是我们安分守己在那里住下来，以后的罪也就不会遭了。你爸的朋友老宋，当时也是租屋住，现在都当编辑了，在九龙买了豪宅，四个孩子都在美国拿了博士。他家老二还是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在那打素医院的，现在在加拿大开公司。找了个丈夫也是吃了海水的博士。人家多么有眼光，你爸多没脑子！一次回不成还回第二次。水路走不成了走旱路。我们从罗湖过关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头：怎么这边过去的人这么少？那边过来的人这么多？唉，可惜已经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