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大婶立即满足听众们的好奇心，报出我的名字。虽然她不认识我的名，念了白字，可我还是感觉大家的目光“嗖”的一下聚焦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脑袋轰的一下涨大了，脸发烧，心跳加速，身体竟至不听指挥地发起抖来。好像我真的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在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面前无所遁逃。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大陆去香港定居之前——我从来不肯在任何一张表格上如实填写“香港”这一出生地。十二岁那年填写报考中学的表格，我就自作主张，在出生地这一栏填上了“北京”。那种在革命群众雪亮目光面前颤抖的体验太可怕了。
母亲后来也默认了我的选择。她看到了我篡改后的表格，并没有把它改回来。事实上，我这样做是受到了她的启示。自从我们离开了大兴安岭，她就对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三舅妈和长沙所有的亲友隐瞒了父亲的右派身份。理由是：你爸爸是遭人陷害的。好在大部分表格只有“政治面貌”这一栏。“右派分子”总不能算一种政治面貌吧？她便指导我们用“群众”一词搪塞。所以母亲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算是装傻。而我的行为，就有欺骗之嫌了。
我曾经为我擅自改动出生地这种欺骗行为而不安吗？回答是：当然。不过不是因为懊悔，而是因为恐惧，害怕这种行为给人发现。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周遭空气中阶级斗争火药味日益浓烈，我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越来越为自己的欺骗行为庆幸。初一时，一位高二女生被派作我们班的辅导员，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说一口带广东腔的普通话。为人非常热情友善。我们都把她当作大姐姐，特喜欢她。但是到初二时，调换了另一位女孩来做辅导员了。同学们私下里对这一撤换议论纷纷，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是因为她父母在香港。政治上不可靠。
“那为什么之前没认为她不可靠呢？”我问。
“因为之前她说她父母在印度尼西亚，”同学告诉我，“现在她要申请入团，才只好说了真话。”
“好在我没写入团申请书！”我心里想。
其实就在不久以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找我谈过入团问题。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倒不数一数二，只是作文常拿高分，还得到过全校作文比赛年级第一。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自然就对我另眼相看，想培养我入团。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谈了整整一堂课，引导我写入团申请书。真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了。但他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那种冷漠与阴沉，跟他的诚恳热情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连我自己都觉得变态。老师不可能不奇怪。他当然不会想到我这样貌似怯懦的女孩，竟然会在学生情况登记表上做手脚。他说得口干舌燥，我仍一脸无动于衷。班主任是位特有修养的老师，最后，他只好将长篇大论的革命道理简化成一个简单疑问句：
“你到底想不想入团呢？”
当然不能说不想。在当时，不想入团就意味着“不求进步”，“不求进步”就等同于对党没有感情，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从功利的角度看，我其实有着强烈的入团愿望。我明白入团对前途有利。党团员证的种种优惠价值，那时还不像如今这样清楚，不过从传到我耳中的有关升学的信息中，我已确然知道，如若我成为共青团员，便意味着朝着我一心向往的大学之门，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我的问题在于那张表。
如何应付那份要命的入团申请表呢？
如果说我之前对于出生地的那项篡改，还可以以年幼无知搪塞过去的话，现在，作为一个有了入团资格的先进青年，再那么填写，便有刻意欺骗组织之嫌了。但我肯定是不能照实填的。因为即算这位老师对香港的诠释比那个粮店大婶高明，谁知道我那班革命兼无知的同学会怎么看呢？谁知道我家的那项更加非同小可的秘密——父亲的右派身份——会不会从这个缺口泄露了出来呢？
百感交集之中，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我……我肚子痛。”说罢，转身就逃出了办公室。
1989年我移居香港，并没有用到那张卡介苗接种卡。70年代末，大陆与香港之间来往刚刚解禁，父亲老友宋伯伯便在北京找到了父亲，他见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其事地交给他。那是我的香港出生纸。原来宋伯母后来去医院领取与我同一日生的那个女儿的出生纸时，将我的出生纸也一起领了回来，并将之保留至今。
“‘文革’那些年我们听说你人已经不在了，”宋伯伯对父亲解说，“但我还是一直留着这张纸。我想，说不定哪一天对这孩子有用。”
十年之后，我果然用这张纸移居到了香港。在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那打素医院那张蓝色的小卡片被证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但我还是没把它丢掉。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淘汰掉了无数贵重物品、心爱的书，这张蓝色的卡片却至今留存。
1993年，我在香港纽约剧院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从头至尾，我一直在颤抖。那些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被窗外每一阵风吹草动从噩梦中惊醒的岁月，随着电影那阴森恐怖的音乐和画面，又回到了心里。突然之间我理解了母亲当初为何销毁了一切，独独留下了那张卡片。那是一根救命稻草！那是一个自知对保护女儿已经无能为力的母亲，对一个可能给予女儿庇护的安全之所的遥望。就像电影中那些把儿女搂在她正在冷却的怀中的犹太母亲一样，那是她能够给予儿女的最后一线生机，明知希望微乎其微，却也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抓牢。不过，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令我发生顿悟的，还不是这绝望的母爱，而是那种贯穿全片的沉默，铺天盖地的沉默。即使空荡走廊上施暴者的皮靴声响彻心扉，那沉默，依然地久天长地延续着。
一张张麻木的面孔，一双双惊恐的眼睛，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他们都呆呆坐在那里，在窗外皮鞭的呼啸声中、在受难者的惨叫声中，在行凶者的咆哮声中，沉默着。
还有一件与香港有点瓜葛的陈年往事似可一提。
1967年的一天，一帮红卫兵跑到我们巷子里六号的胡娭毑家抄家。胡娭毑是个孤寡老人，不过她有个在北京当国家干部的女儿，女儿从没来看过她，但每月都给她寄来四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了，足以让她衣食无忧。但胡娭毑还是每天到处捡破烂，大家都说她因思念1949年去了台湾的儿子，已经疯了。
六号院是我们巷子里最高档的小院，那座带个小花园的洋楼里，共有四间房子，住了三家人。胡娭毑住了其中的一间。不过，据她邻居投诉，她把那间房变成了垃圾屋，里面的垃圾堆起半人高，她自己就睡在垃圾之中的一张藤躺椅上。街道干部们不止一次想要对这有碍卫生的情况予以治理，都被胡娭毑挡了回来。胡娭毑的对策就是不管谁来，就往房门口一躺，哇哇乱叫，想进去的话就得从她身上跨过。谁能跟一个疯老人斗呢？胡娭毑成了街道卫生钉子户。
到了1966年，我猜就是那些街道干部之中的某人想出了这个毒招，要借红卫兵之力将这一钉子户拔除。那些“全无敌”的红卫兵，果然了得，他们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千钧棒，一个疯老人如何抵挡得了。他们抬起躺倒在房门口的胡娭毑往院子里一扔，就冲进了屋子。可疯子就是疯子，胡娭毑面对这伙凶神恶煞毫不畏惧，她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屋里冲，但她哪里是革命小将的对手，不到一分钟，她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胡娭毑是被当场打死的。
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傍晚发生的事，我记得那冲腾在六号院子上空的火光，还有空气中刺鼻的焦煳味，我家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但还是不时传来一阵吼叫或是吆喝声。突然之间，传来一声长嗥，我的心一下子猛地抖颤起来，就在我快要忍不住、拉开房门要去外面看个究竟时，嗥叫声戛然而止。“胡娭毑死了！”母亲脱口而出。在巷子里，她是少数几名跟胡娭毑有过交流的人之一。胡娭毑大概也曾风闻我们家与香港的瓜葛，有时候，她在街上碰到母亲，便要拉住她神神道道地问一句：“你在香港看到过我仔吧？”
当阶级斗争的风雨还不那么猛烈时，母亲还会敷衍她两句，“没看到过。”“我怎么会认识你仔。”等等。有时，还试图跟她解释，“我们一解放就从香港回来了。再说，香港离台湾远得很呢。”
1965年以后，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就不再搭胡娭毑的腔了。每次在街上碰到她回来，还会余悸未消地对我们抱怨：“我真的怕了她，她哪壶不开提哪壶。”
可是，当母亲从那声嗥叫推测胡娭毑可能遭到了不测时，她是拉开房门打算冲出去看看的，“可怜呐！”她说。
这一回，是我把她拉住了，“你干什么？”
“去找涂四爹管一管。”
涂四爹是我们街道上的治安小组长，几名街道干部中，他是为人比较厚道的一位，我妈平时有问题总是去找他。
“用得着你去找吗？”我阻止母亲道，“涂四爹他自己听不见吗？他们没把红卫兵引到咱们家来已经算好人了。你不记得上次你去找涂四爹他说了什么话吗？”
一听这话，母亲不响了。她当然记得涂四爹那天对她说了什么。本来那天她去找涂四爹，是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张证明上签字之类——那年头屁大的小事都要街道治安组长签字，以证明你并非阶级敌人，可以享受人的待遇。涂四爹平时对母亲还是挺客气的。那位老爹自己虽然“没文化”，但很尊敬“有文化”的人。可那天却板着脸对母亲说：
“以后你要签条去找居委会。我这里签不了你的条。”
母亲本来就心里有病，一听这话自然立即想到是否隐瞒多年的问题露了馅，但还是强自镇定地问：“为什么？”
“你们家是香港来的吧？香港那里尽是牛鬼蛇神。我这里负不了你们的责。”
母亲立即闭了嘴，毕竟心虚嘛。就算涂四爹对香港的认识存在偏差，母亲也不得不承认，涂四爹的阶级警惕性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家的确禁不住无产阶级专政的照妖镜来照。她要是跟涂四爹一争，把他惹恼了，反映到居委会，他们只消发张外调函到我父亲单位，我们就立即变成“地富反坏右”家属——牛鬼蛇神的同义词，那还不成红卫兵的下饭菜呀！母亲这么一想，便忍气吞声唯唯诺诺地退出了涂四爹的家。
母亲退回了房，仍旧跟我们一道从窗帘缝里窥测窗外风向。我们看见，从六号的院墙上空升腾起了一道火光和浓烟，四下里静悄悄的。终于，归于沉寂，无论是暴徒们的号叫还是胡娭毑的哀号，都沉寂了。所有那些在窗帘后面窥测的人们，都像我们一样，默默无言爬上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吗？
80年代初，胡娭毑的台湾儿子回来了，他到了我们巷子，说是要查找他母亲的骨灰。当然，他没有找到，谁会保留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疯老婆子的骨灰呢？离开长沙那天，他曾由一名街道干部和一名户籍警陪着，挨家挨户谢谢大家对他孤寡老母的照顾。那天我虽然在家，却把自己关在门后面没出来应门。我没有勇气面对他那张悲伤的面孔，跟大家一样，我也没有勇气告诉他真相。
选自《收获》2013年第1期
生于香港长于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移居香港，十余年后复归内地的女作家王璞，带着沉重的大陆记忆和在两地间游走所致的无根的恍惚感，以及身份无法定位的孤独感，书写出自己的“香港往事”。
小说写了生于香港的“我”，在1949年随父母回归大陆，在经历父亲被打成“右派”和“文革”中的种种身心恐惧后，终又回到香港的故事。小说描写的重点是，香港背景让家人遭受的身心折磨以及一家人的香港情结。
小说以小家庭写大时代，形成两个鲜明的故事层：外层是，1989年“我”带着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从大陆移居香港；内层是，1949年父母带着“我”从香港回归大陆，引出对“文革”记忆的书写。从叙事逻辑上看，内层故事是外层故事的“前因”，外层的“逃离”源自内层的“回归”。在“回归—逃离”的人生轨迹背后，是“心安—身安”的选择困惑。
对于回归的种种经历，若说父亲日记中的寥寥数语是“标准新闻记者式”的叙事的话，那么母亲的絮叨则是充满世俗情感的生活叙事，在两种具有不同感情色彩的讲述之中，隐藏的是有关“回归”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分歧。而更深一层，则是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回归到底是为了什么？何处才是家？
如果说回归是求心安，那么在笼罩着阶级意识，充满政治话语暴力的世界里，出生于香港这样一个事实，仿佛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成为一家人担惊受怕的来源，连本该处于无忧无虑的青春期的“我”，都在日日忧虑着有朝一日出身被人发现的后果。于是，在“文革”愈演愈烈的抄家风暴中，于极度的心里恐惧之下，母亲销毁了与香港、与过往有关的一切，却独独留下了“我”和姐姐在香港出生时，医院开具的卡介苗接种卡。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证明香港出生的卡介苗接种卡，既是让一家人恐惧的由头，又是假想中可能得到庇护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心安无法求的情势下，代表身安的香港成为可遥望的唯一寄托。于是，回归的结果带来的是逃离的渴望。原本想做“归人”，最后却成了“过客”。
带着沉重的过往记忆，带着逃离的渴望和对香港的情结，最终“我”拿着“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出生纸移居香港。可对于香港，我仍然是个无根的过客。在双重边缘之中，无法摆脱过往记忆的“我”就像一个孤独的旅人，心依旧无处安放。
归人抑或过客？
——评王璞的《香港往事》
张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