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将史可法绑于多铎面前，多铎敬重史可法，相待如宾，口中直呼先生：“现在先生已经尽了做臣子的忠心，不为叛国了。如果能为我收拾江南，定当不惜以重任相委。”史可法回答：“我身为朝廷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早从先帝于地下。”多铎仍不死心，又说：“君不见洪承畴的榜样么？”史可法以蔑视的口吻回答说：“承畴身受先帝厚恩，而不能死节，实属不忠之极，我怎能跟他学！”这时，杨遇蕃这个动摇分子也来给多铎帮腔了，他劝史可法暂且不死，以救百姓。史可法厉声怒斥这个胆小鬼，越说越动火。多铎见亲自诱降仍不成，恼羞成怒，马上露出了征服者的凶残嘴脸，他拔出佩刀便朝史可法砍来，史可法迎着刀锋，巍然挺立不动。多铎被这大无畏的气概镇住了，他倒退数步，连呼“好男子！”
多铎又想玩弄诱降把戏，而史可法态度愈益严厉。多铎绝望之余，狠狠地说：“你既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的名节！”史可法坦然回答说：“我早就下定了城亡与亡的决心，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万不可杀戮。”说罢，他慨然就义于南城楼上，时年44岁。史可法与扬州全城军民的心连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尸体也混在一起，至今扬州梅花岭下葬钓乃是他生前服用过的衣冠--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垛”。
史可法在怒斥多铎、壮烈殉国之时，全城军民正与敌人进行着浴血巷战。仅文武官员，壮烈牺牲的就达二百人以上，一时奋战而死的军民，多至无法统计。这是清军进攻南明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它开了后来嘉定、江阴全城奋起抗清的先声。多铎将全部仇恨都倾泻到扬州百姓的身上，他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民之后，才行“封刀”。
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二十天，多铎进入南京，弘光逃走被俘，后与潞王朱常涝、所谓“北来太子”一道，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一场加速弘光小朝廷覆亡步伐的无聊官司，至此彻底了结。而在史可法牺牲后的一个星期，李自成为英王阿济格所率清军击败，在通山九宫山区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历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史可法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精神与宁死不屈的气节，鼓舞和感召着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嗣三吴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竞借其声相慰奋。”而农民军将领们则与继起的南明政权联合起来，在更为广阔的地域里，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
史可法的复书，受到清统治者的赞扬。清乾隆皇帝曾作御批：“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卒再一读，惜可法之孤忠，之叹福王之慧，有如此臣而不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并将史公与宋代的文天祥相提并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即史可法就义一百三十年，乾隆帝赐其谥“公正”，并派人为史可法建祀立碑，题像赋诗，赞辞颇佳。“节秉清刚，心存于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史可法，这位明朝的孤臣赤子，在朝时未得重用，死于清军之手，而死后却获得清朝皇帝的如此礼遇，可见其忠义之举感人之深。
史可法历经了神、光、熹、思及弘光五朝，以一介书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秋。从政十七载，由推官逐步升为南京兵部尚书，直到南明首辅，官位至极，无不以其功德获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避艰难，屡次上疏诤谏，与高弘图、姜曰广协心戮力，同辅弘光，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然弘光帝不思进取，昏庸至极，奸臣当道，灾歉频繁，民心已失，士气堕落，南明政权已是风中之烛，无御敌之力。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良力量单薄，孤掌难鸣，无法挽回亡国之势。史公最终以身殉国，真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其气浩然长存于天地之间。
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一杯土，梅花冷艳伴孤忠。古城扬州，庄严肃穆的史公祠内，楹联款款，道出了人们对明末忠相史可法的不尽哀思。“人生自古谁无死”，史可法凭借着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慷慨悲壮的最后一幕。从此，伟大祖国的历史画廊里，又多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塑像。
马士英
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出生于公元1591年。公元1619年，28岁的马士英中进士被授南京户部主事，其后他一直官运亨通，升迂到了右佥都御史要职。
逐步掌权
马士英原本姓陈，家居广西腾县，和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是同乡。5岁那年，他被一个姓马的槟榔贩子收为养子，从此就改为马姓了。马土英自幼家境贫寒，备受富家子弟歧视凌辱。因此，年轻时他发奋读书，立誓要当大官，挣大钱，改变自己的穷酸地位。现在虽然达到了目的，但马士英仍嫌官小权轻，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多次挪用府库公款贿赂朝贵。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马士英鸡飞蛋打，不但未见升迁，反而丢官削职，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阮大铖。
阮大铖公元1621年任给事中职。他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盛为流行，深受时人赏识。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整日碌碌忙于拍马溜须、投机钻营。他先是倚重同乡、时为御史的东林党人左光斗，后来依附大宦官魏忠贤，成为阉党的一员。提起魏忠贤及其控制的阉党，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魏忠贤是河间府肃宁县人。他被选入宫当了太监后，千方百计巴结权贵和皇帝，逐步把持了内廷大权，并随着权势的扩张，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肆意构陷，屡兴冤狱，残酷打击迫害一度掌权的东林党人士，并血腥镇压其他政治反对派。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及至崇祯帝即位后，才被严厉镇压。《钦定逆案》一书颁布后，魏忠贤和阉党便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阉党当权时，阮大铖积极参与制造丁“封疆案”、“六君子案”等一系列冤案，所以在魏忠贤被诛杀后，感觉到自己有灭顶之灾，于是立即赶写了两封上疏。一封是专门弹劫崔呈秀、魏忠贤的；一封则是对天启皇帝执政的七年政事进行“合算”。天启四年（1624年）以后乱政者是魏忠贤，同党崔呈秀，天启四年以前乱政者是王安，以东林党为羽翼。他把两封上疏同时火速寄给杨淮垣，指示他说，如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则呈递弹劫崔、魏的上疏；如果情况未定，则上“合算疏”。可见阮大铖是一个极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奸滑政客。但阮大铖名挂逆案，难脱干系，终被削去了官职，诏令“终身不得录用”。他流寓到南京后，恰遇官场失意的马士英。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于是整日推杯把盏，互诉苦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阮大铖依附阉党，臭名昭著，在南京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白天，南京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声讨阮大铖的布告；晚上，则时不时有恐吓他的纸团飞进屋子，吓得阮大铖闭门谢客，不敢轻易抛头露面。只有马士英整日陪伴他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士英的命运却很快发生了转机。公元1641年，因逆案被削职的权奸周延儒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内召为内阁首辅。这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阮大铖闻讯后欣喜若狂，赶忙携带巨款，前往拜访，满心希望捞得一官半职。他在周延儒面前大骂东林党如何卑劣，诉说钦定逆案不公平。可是阮大铖拍马屁偏偏拍到了马腿上。周延儒只好以实情相告：“我这次升迁，全仗着东林党人出力，可是你的名字还挂在皇帝定下的逆案里，不好办哪！”阮大铖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亏得他在官场里混了多年，马上将话锋一转：“其实我个人得失进退是次要的，但有一个人却不可埋没，”阮大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瑶草（马士英的字）怎么样？”周延儒贪图阮大铖那一大堆白花花的银两，不好推辞，便答应有机会就给马士英封官。说来也凑巧，第二年凤阳总督高斗光在与张献忠农民军决战过程中，连失五城，被逮捕治罪。周延儒乘机替马士英说情，让他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风阳等处军务。马士英对阮大铖可谓感激涕零，发誓日后握有大权时一定要提拔他。
马土英官场上再度得势，而明朝的统治却无可挽救地在迅速崩溃。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媒山上吊身亡，长达270多年的明朝统治覆亡了。马士英感觉到自己刚刚拥有的一切很快又要离他而去了，终日恐慌不安，如坐针毡。他天天派人四出打探消息，揣度着时局的走向。
明朝覆亡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恐慌。为继承明统，他们决定拥立新君，重建中央政权。但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南京各派官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有人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有入主张拥立潞王朱常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马士英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他预感到自己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士英毫不犹豫地卷入这场政治争斗。
这场争斗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为主导，一派以马士英为核心。东林党人翰林院詹事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的潞王朱常芳。他们认为福王虽系神宗亲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会重提“国本”、“梃击”、“移宫”等旧案，引用奸邪，与己不利。因为东林党曾经逼迫福王父亲朱常洛到洛阳就封，福王与东林党结下了世仇。而且，东林党参与三案争斗，久为政敌所忌恨。假如皇帝重翻老帐，再如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进行攻击，东林党的日子就难过了。
风阳总督马士英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力主按伦序继统，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如此卖力地维护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封建继承制度，当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福王是一个昏庸无能、只知玩乐享受的宗王。马士英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可以为己所用。
狡猾的马士英表面上虚张声势，继续与东林党人争执辩论，暗中已在采取行动。他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了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事已至此，史可法等人也无可奈何，只好被迫放弃原议。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
马士英在与东林党人争斗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不觉颇为得意，福王只是我扶上皇位的一个傀儡，一切大事还不是我说了算。然而事情并不以马士英的意志为转移。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马士英则屈居史可法之下。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是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非常有才华。他青年时代就深受东林党影响，立志以国事为重。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史可法受命四处征剿，屡有战功。而且，他治军廉明有信，深得士兵爱戴。因此，他在朝廷内外享有很高威望。
史可法掌权引起马士英极度不满和恐慌。他连续召集心腹死党在家中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排挤史可法。有人提出应从东林党与福王关系上寻找突破口。这一下可提醒了马士英。他立即翻出一封史可法写给马士英的关于拥立福王“七不可”的亲笔信，连夜秘密地交给了福王。福王看了信后，当然很是不满，遂有意要调离史可法。马士英则趁机指使高杰、刘泽清等连连上疏，催逼史可法离开南京，督师淮、扬。掌握着内阁大权的东林党则一致加以抵制。弘光帝这下可为难了，既不想委屈马士英，又不敢得罪东林党，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由大臣们商量谁留在京师辅政，谁领命督师淮扬。会议一开始，马士英就不怀好意地说：“我现在年事已高，对于征战之事恐怕是难以胜任了。不过，宪之（史可法的字）向来治军有方，面且深得士兵和百姓爱戴。我看，这带兵防守之事，还是由宪之承担最为合适”。高杰、刘泽清等人立即随声附和。史可法心里十分清楚马士英的阴谋，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同意出镇淮扬。这样马士英遂得以留朝辅政，独揽了大权。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朝廷又连续追加马士英锦衣卫指挥佥事、建极殿大学士等一连串要职。一时伺，马士英可谓如日中天，炙手可热。
独挡一面
马士英独掌大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极力举荐其死党阮大铖。弘光政权建立伊始，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张慎言等一批名臣，四处招纳贤士，“引海内人望”，以图重振国威，东山再起。马士英也在四处为自己网罗“人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阮大铖网罗在自己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