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
王世贞（1526年～1590年），明代文学家。字元美，号凤州，□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自幼有才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初任刑部主事，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屡迁员外郎、郎中。为官正直，不附权贵。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又代杨妻写申疏，杨死又备棺殓尸，严嵩对此十分嫉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出为山东副使。其父王□以泺河失事，被严嵩构陷下狱。王世贞与其弟世懋日伏严嵩门外求宽免，而王□终被处死。兄弟号泣扶柩归。隆庆初，兄弟伏阙讼父冤。其后官至刑部尚书，病逝乡里。
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王世贞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的“涵星砚”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即《□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又传奇戏曲《鸣凤记》，一说为王世贞所作。也有人疑此剧是王的门生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及时地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自《鸣凤记》始。贯串全剧的矛盾冲突是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手下的狐群狗党趋炎附势、凶残横暴。《严嵩庆寿》、《端阳游赏》、《文华祭海》等出，都有生动刻画。同时，作者又着意渲染杨继盛等人不畏权□、不惧牺牲的精神。《灯前修本》、《夫妇死节》等出，不仅塑造了刚烈忠臣杨继盛，而且还表现了深明大义的杨夫人。为作品内容所决定，此剧在艺术上突破了以生旦悲欢离合贯串全剧的惯套。但剧作将矛盾的解决寄托给嘉靖皇帝，亦表现了一定的局限。剧作结构有些松散，人物纷繁，且多数缺乏性格特征，是其弱点。
王世贞十分熟悉明代典故、史事。他的《□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记述盛事奇事、首相传略、朝野轶闻，均是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其中有一些颇涉谈谐、文笔清新的小品散文。著有《□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山堂别集》100卷，《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觚不觚录》1卷，《读书后》8卷；还编纂《画苑》10卷，《王氏书苑》10卷。
曹学佺
曹学佺（1574年～1646年），字能始，号雁泽，又号石仓居士、西峰居士，侯官县洪塘乡（今福州市区）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为南京添注大理寺左寺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任四川右参政。时四川灾荒，奏准发放三百万赈济款。四川旧有行、坐两税，人民因灾荒逃亡，坐税无所出，学佺以历年行税盈余抵坐税，使人民免受追比之苦。蜀王府火灾，蜀王要地方官筹款70万两修复，学佺根据宗藩条例，予以拒绝。又集资修桥铺路，后被蜀王中伤，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削职归里。在乡筑石仓园，藏书万卷。与诗人徐 、赵世显等结社唱和；又创剧社“儒林班”。天启二年（1622年），学佺被起任广西右参议。桂林宗室骄横不法，倚仗宗室势力，私铸钱币，学佺皆以法究治，逮捕问罪。钱局舞弊营私，学佺订立制度，严加整顿，一年就获利五千金。当地少数民族甚多，经不起官吏和驻军的骚扰，学佺申明约束，并将一些军队他调，使局势安定。天启六年（1626年）秋，升任陕西副布政使，尚未赴任，魏忠贤党羽齐廷之劾学佺所著《野史纪略》是“私撰国史，淆乱是非”，学佺遂被免职，《野史纪略》书版也被毁。崇祯元年（1628年），起用为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当时，福建海盗猖獗，学佺建议朝廷在闽江口外的梅花、双龟一带，屯兵建堡，与民共守；又条陈九事，皆予采纳，海盗逐渐敛迹。学佺曾筹资疏浚城内外河道和西湖，并建造洪山、万安、桐口三桥，乡人在洪山桥头立祠以祀。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自杀，清兵入关；次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嗣帝位，改元隆武，授学佺为太常寺卿，进礼部尚书，命与大学士黄道周共参国政。隆武二年（1646年），他力主隆武帝亲征，收复失地。因年迈不能从行，捐银万两助饷。九月十七日清兵攻陷福州，学佺自缢于西峰里府第。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追谥“忠节”。学佺罢官家居20余年，著述30余种，诗文总名《石仓全集》，已佚，其中《石仓十二代诗选》收录福州文人遗诗甚多，清代被编入《四库全书》。
冯梦龙
冯梦龙（1574年～1646年），明代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词奴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兄梦桂，善画。弟梦熊，太学生，曾从冯梦龙治《春秋》，有诗传世。他们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
冯梦龙少年时即有才情。博学多识，为同辈所钦服。为人旷达，治学不拘一格，行动也每每不受名教束缚。曾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结社作文。在嘉定侯氏西堂读书时，与侯峒曾兄弟及其他名士，卷帙过从，文章往还。熊廷弼督学南京时，曾把冯梦龙视为隽才宿学，予以甄拔。但他自早年进学之后，屡考科举不中，久困诸生间，落魄奔走，曾以坐馆教书为生。万历末，冯梦龙应麻城田姓邀请，去讲授《春秋》。天启元年（1621年），冯梦龙宦游在外，次年因言论得罪上司，归居乡里。天启六年，阉党逮捕周顺昌，冯梦龙也在被迫害之列。就在缇骑横行时，冯梦龙发愤著书，完成《喻世明言》（旧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工作和《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的评纂工作。崇祯三年（1630年）取得贡生资格，任丹徒县训导，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任职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康熙《寿宁县志·循吏传》），曾编修《寿宁待志》。十一年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晚年仍孜孜不倦，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整理研究工作。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冯梦龙站在封建正统立场悲痛欲绝，他怀着中兴希望编了《甲申纪事》一书。清兵南下，他怀念故国，辗转于浙闽之间，刊行《中兴伟略》诸书，宣传抗清。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又有说是被清兵所杀。
冯梦龙生平酷爱李卓吾文学主张，奉为蓍蔡，深受其影响。他明确地指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凡事从道理上去做的必勉强，只有出自至情者才真切。于是公开主张“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反对用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传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上，冯梦龙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一种是出自田夫野□之口的真文学，一种是荐绅学士乐道的假文学。只有自然地发于中情的文学，才算真文学，才能表达人的性情。《诗经》是善达性情者，而自六朝以来，诗被用以“见才”、“取士”和“讲学”，便流于陈腐，不能再很好地表达人的性情了，于是演变为词，词增损为曲，套数，曲浸淫而为杂剧、传奇戏曲。文学的发展，文体的变化，“固亦性情之所必至也”（《步雪新声序》）。如曲不足以表达人的性情时，也“势必再变而是《粉红莲》、《打枣竿》矣”（《太霞新奏序》）。在冯梦龙看来，文学应该发于人的中情，表达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最为活跃，是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力量，某种文学一旦成了说教工具，它就会僵化，而被另一种足以表达性情的文学所取代。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表达人的性情的文学思想，打破了以封建道统为衡量品评文学的原则，对御用、消遣和帮闲文学，无疑是一种批判和否定。至于认为文学有真假两种，提倡真文学，反对假文学，认为文学更迭过程就是田夫野□不断创新、新兴的活文学取代陈腐的死文学的过程，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卓见。冯梦龙就是在这种进步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从事各项文学活动的。
在通俗小说方面，冯梦龙也是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这说明冯梦龙已意识到通俗文学在广大没有文化的市民和农民中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艺术影响，他提倡通俗文学，就是为使小说从单纯地供少数“文心”者思辨、阅读和消闲中解脱出来，而去适应广大“里耳”者的审美趣味。冯梦龙收藏了很多古今通俗小说。在天启年间，择其可以“嘉惠里耳者”百二十篇，分三次刊行。此即为人们所共知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