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即位后，最讨他欢心的就是刘瑾。刘瑾，陕西兴平人，从小在东宫服侍太子，每天为武宗安排宫女歌舞、倡优杂剧、角斗游戏，因此得到宠信，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进而掌管了守卫京师军队的兵权。刘瑾等八大宦官借势广结党羽，排除异己，成为朝中的一股恶势力。而刘瑾弄权就是凭借代武宗“批红”，即批复奏章。刘瑾为把持朝政，每次都专等武宗玩在兴头的时候取出奏章让武宗看，武宗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麻烦我，要你干什么用？”以后，刘瑾就不用再请示武宗，直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了，而武宗完全成了一个挂名的皇帝。刘瑾窃用皇权，拉帮结派，广开贿赂，打击陷害反对他们的官员。当为孝宗托孤辅政的刘健、谢迁等重臣也被排挤出朝后，朝中更无人敢言，武宗则更毫无顾忌，索性丢掉皇帝身份玩耍。开始，他令宦官们仿效京城街市，在后宫开设店铺，与他们一起穿上平民衣服假装做买卖，还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后来，又让宦官们开酒店，让宫女在其中弹唱，让斗鸡耍狗的人来表演，喝得大醉的武宗就住在店中。更过分的是，还建起了“豹房”，在里面放入虎、豹等珍禽异兽，让勇士与猛兽搏斗，以观赏寻求刺激。后来，武宗干脆以豹房为家，不进后宫，更无暇理政。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最终病死在豹房之中，结束了他荒淫的一生。
求仙误国
正德十六年，荒唐皇帝朱厚照死于豹房，可惜这位风流一世的年轻皇帝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而且，因为朱厚照本就是孝宗的一棵独苗，所以他连亲弟弟都没有。那么，谁来继承皇位呢？国不可一日无君，终于在大家的商议之下决定按长幼、亲疏排序，让兴献王的长子、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帝，庙号世宗。但这位千挑万选的帝王，不仅没有像众人所寄予的把明朝重新带上发展正轨，而且以他的荒谬、自私、执拗和虚荣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衰落。
嘉靖帝朱厚熜是一位备受争议的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是历史上临朝最久的皇帝之一，他执政的前期与后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即位之初，十余岁的嘉靖显示出强硬的政治手腕。在“大礼议”之争中，他血溅左顺门，将反对他追封已故的父亲为皇帝的群臣或逮捕或待罪，仅此一举，就扭转了自己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群臣面前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又在朱元璋的洪武祖制基础上除旧布新。嘉靖朝初期，田赋收入比前面的正德朝要多，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长三角地带还新增了不少城市。但因从小受其父兴献王的熏染，崇信道教，在其统治后期完全沉迷其中，并异想天开地想要修养成仙，对长生不老之术的寻求已经达到一种痴迷不化的程度。为讨世宗欢心，一些道士、方士用女子经血、童男童女尿和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制成各种药丸进献给皇帝，嘉靖帝竟来者不拒，一概服用。这下，可苦了后宫的宫女们，她们成了嘉靖帝乞求长生的牺牲品，很多宫女忍受耻辱任人采取经血，稍有不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有的被逼服用大量活血药，这也有丧命的危险。嘉靖帝本来就刻薄寡恩，加上他服食丹药后，燥热难当，变得更加喜怒无常，虐待后妃、宫女的事屡见不鲜，几乎成了一个迫害狂。宫女们受迫害程度严重，竟然引发了一场宫女对皇帝的谋杀。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一天深夜，十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悄悄来到嘉靖帝的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然后七手八脚地一起上，有的用布堵嘴，有的骑在身上勒绳子，想趁嘉靖熟睡之机杀死他。但这些女孩子还是有些胆怯，慌乱之中把活扣打成了死扣，套住世宗脖子的绳套怎么也拉不紧。声音传到门外，方皇后带人赶到，将十六名宫女抓获，后来一律被处斩，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嘉靖当时被折腾得几乎断了气，已不能说话。太医院使许绅冒死救治，过了几个小时，嘉靖终于吐出一股紫血，缓过气来。大难不死，按说应该吸取教训。但嘉靖帝一向执拗顽固，依然迷恋道教，继续服食丹药，害人如故，以致最终因长期服药慢性中毒而死。
崇信道教同时也使嘉靖帝无心政事，而迎合皇帝欢心的奸臣就大有可趁之机了。于是，一位遗臭万年的著名历史人物就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内，他就是严嵩。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自幼聪颖，经过多年苦读，考中进士。世宗时，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正统地位，一意孤行的嘉靖要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父，也就是使自己的父亲得到皇帝的称呼，而改称孝宗为伯皇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因为按照传统的古制礼仪，这就等于破坏了祖宗大法。嘉靖帝不惜做出于朝堂上棒打群臣的事，用高压政策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当时的“大礼议”之争。而此时的严嵩，见风使舵，率先提议尊兴献王为宗，并应称宗入太庙，又积极筹备大礼仪，帮助嘉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被封为太子太保。为了进一步邀宠，本来在诗文方面就颇有造诣的严嵩又开始附庸嘉靖的喜好大写“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祭祀仪式上写给上天的祝文，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而得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都令嘉靖十分满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很快进入内阁，并最终成为首辅，被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毫无原则的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嘉靖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嘉靖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严嵩等人。别的大臣都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嘉靖对此非常生气。唯有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在皇帝召见的日子，都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嘉靖见了，果然龙心大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入主内阁时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精神矍烁，老当益壮，日夜在西苑内阁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人称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对他恩宠有加。严嵩则假借皇权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广结党羽，侵吞军饷，收受贿赂，动辄就达千万。其间对严嵩进行弹劾的奏章不断，但都因皇帝的庇护，而对他奈何不得。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病故，这可给严嵩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古代的礼法，父母亡故，儿子必须回家守孝三年。但当时严嵩自己已经年迈而昏聩，对皇帝下达的旨意常常不能理解，必须依靠他的儿子严世蕃帮助处理。母亲死了，严世蕃本应回老家守葬，但严嵩以自己年迈，膝下别无他子为由，得到嘉靖帝的恩准，让他的孙子代行礼法，而将严世蕃留在了京城。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但他多方盘剥，大肆贪污受贿，并被前任首辅夏言弹劾。又因为此时，嘉靖帝又找到了一位更善于撰写青词的人徐阶，而对严嵩有所疏远。所以，严世蕃即使留在了京城，也不允许他代替严嵩批达奏折。于是，严世蕃整日在家中寻欢作乐，有时严嵩派人将皇帝的谕旨送去询问他，但他正沉醉于酒色之中而无法答复，严嵩无奈只能自己猜测着办理，这就难免出现很多不当之处，使得嘉靖帝对严嵩的不满加深了。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永寿宫大火，嘉靖帝想重建宫殿，征求严嵩意见。严嵩请嘉靖帝暂居南城离宫，而这里曾是英宗被困做太上皇时住的地方，嘉靖帝为此非常不高兴。而徐阶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主张重修永寿宫，次年竣工，改名为万寿宫。从此，皇帝有事更加不问严嵩了。更有一位方士蓝道行，在一次为嘉靖帝占卜时，借天意历数严嵩父子罪行，嘉靖帝因而动心。御史邹应龙得知此事后，在徐阶的支持下，上疏参奏严嵩父子不法行为。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罢官削籍为平民，严世蕃被判到边疆充军，查没家产时，从严府搜出白银二百余万两。两年后，严嵩病故。
纵观嘉靖朝，后宫内污秽迷乱，朝堂上奸佞当道，明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戚继光抗倭
十四世纪中叶，中国的近邻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占，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但那时明朝政府国力强蓬莱水城丹崖山的炮台大，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但到明世宗嘉靖时，因国势衰弱，海防破坏，浙江和福建海防的战船竟只剩下十之—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又猖獗起来。
正当倭患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朝军队中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六世祖戚祥曾随朱元璋的义军南征北讨，战死在云南。从此，戚家就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按照明朝制度，指挥佥事是正四品武官。戚继光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小就读书习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戚景通去世后袭职，年仅十八岁，可谓少年得志。但是，戚继光并不想躺在先人留下的资本上睡大觉，他要凭借自己真正的实力去实现自己更高的追求。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参加了山东举行的乡试，中了武举。能中武举可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一般参加武举的人，能通过第一场“马上射”考试的仅十分之七，能通过第二场“步下射”的仅十分之三，再通过“策论”考试的就仅为二十分之—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为署都指挥佥事一职，成为正三品的官员。离京赴任前，戚继光曾赋诗一首，名为《马上作》。诗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后来的岁月，确如这首诗中所言，一生戎马倥偬。他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抵御倭寇，特别是在浙江和福建的抗倭战场上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戚继光来到浙江。当时，浙江沿海的倭寇非常猖獗，而明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明朝政府先后撤换了数位官员，又征调河北、山东、广西等地的客兵入浙江平倭。但是，客兵对于抗倭毫无积极性，往往临战奔逃，又趁机勒索抢夺平民，甚至还杀戮平民来冒功。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寇，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他就是胡宗宪。从嘉靖三十三年起，胡宗宪就参加了东南地区的御倭战争。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戚继光向胡宗宪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使胡宗宪对刚来浙江的戚继光非常赏识。在他的推荐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参将，镇守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三府靠近海滨，防倭任务艰巨。因此，这一任命，将戚继光推到了抗倭战争的风口浪尖上。
龙山所战役，戚继光初展才能。龙山所位于浙江慈溪县境内，它的东面是舟山群岛，倭寇频繁在此出没。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下旬，一支约有八百余人的倭寇窜入慈溪沿海，攻到了龙山所。当时，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兵前往迎敌。新近上任的戚继光也整军参战。猖狂惯了的倭寇丝毫不将素来孱弱的明军放在眼里。三个倭寇首领率众攻来，明军连连溃退。戚继光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跳上一个高处，张弓搭箭，一连三箭将三个倭寇首领射倒。这三箭，显示出戚继光高强的武艺，也稳住了明军的败势，开始向倭寇反攻。倭寇见没能讨到便宜，便立即撤退。这虽然只是一次小的战斗，但是戚继光的勇武，已经为众官兵所敬服。
但是，戚继光在这次战斗中也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弱点。于是他向胡宗宪提出训练新军的想法。胡宗宪等前任官员也曾多次试图编练新军，但都没有什么收效，但他最后还是同意让戚继光试试。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农民和矿工组成，组织严密，仅仅经过两个月的精心训练，便成为一支以一当百的劲旅，号称“戚家军”，明军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他们分兵十多处，以小股军队袭击宁海、奉化等地，大部队进犯台州。戚继光以集中兵力，先摧毁最大的敌人的方针在台州府配备必要兵力，命其坚守，自己则率领主力围剿侵扰台州府北面宁海县的倭寇。侵扰宁海的倭寇一得知“戚家军”来援，立即望风而逃。但此时，从台州府东面入侵的倭寇已经攻至距台州府城仅二里的花街，兵力薄弱的府城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戚家军已经断粮两日，但仍立即回援台州府，在花街与倭寇激战。戚家军利用火器对倭寇迎头痛击，仅用了几个小时，空腹作战的戚家军便取得了斩首三百零八级、生擒倭寇首领二人的战绩，而自己仅阵亡数人。据说，战役结束时，午饭刚好做熟。
这时，更多的倭寇在台州境内登陆。五月初一，从台州府东北面登陆的倭寇二千多人，竟然自毁其船，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想要一举夺取台州府城。当时，戚继光身边仅有一千五百名士兵，但他巧妙设伏，严密防守。双方对峙了三天，倭寇见毫无缝隙可乘，就决定绕过台州，进攻处州府。及时发现倭寇意图的戚继光当然不能让倭寇绕过自己的防区，于是赶在倭寇之前，在他们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伏，给倭寇以重创。余寇退到一座小山，负隅顽抗。戚继光命部下在山下竖起一面白旗，令人高呼：“投降者自己走到旗下的，可以免死。”一时间，就有数百人投降。剩余的倭寇则被戚家军以火攻全部烧死。台州会战，戚家军使用了火器、藤牌等武器，巧妙地运用了伏击、仰攻、鸳鸯阵等战术，一举歼灭倭寇一千四百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打击。正是因为戚继光准确判断，指挥有方，连战连捷，基本平息了浙江沿海的倭患，史称“台州大捷”。
后来，抗倭的前线又南移到了福建。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62～1564），戚继光先后在福建独自或者配合总兵俞大猷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大捷，又肃清了福建倭患。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立下赫赫战功，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也正是在戚继光等人的支撑下，明王朝的东南海防总算是得到了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