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淫盗之所以为恶名者，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以女子为一己所私有，故禁他人之淫，而以犯淫者为罪恶；以财产为一己所私有，故禁他人之盗，而以盗物者为罪恶；岂知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之首恶。何则？中国自古以来，位愈尊者妻愈众，近则贵显之民亦恒蓄妾，使多数之妇女屈服深闺之中，防范之严，有若囚虏，又爱憎由己，宠幸靡恒。久闭之女，安能禁其无情欲之私？又既寡之妇，守贞之女，虽当青年，亦禁再嫁，稍逾防检，安能遽斥其不贞？又婚姻之权，非己身所克操，强迫之余，奚能必其敦睦？或男女情欲既萌，而两姓固展其婚期，以是之故，则女有外遇，或偶犯旁淫，亦事理所必然。”
周作人能设身处地站在女子角度说话，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有外遇，或偶犯旁淫，亦事理所必然”。只要我们学会像周作人这样换位思考，我们也能像他那样通人情晓物理。
《磨盾馀谈》写刘太夫人轶事，有一节云：
“出言多名论，发前人所未发。尝谓倡伎天下皆以为贱，然彼所以致此者，多鬻自父母耳，为人子者至自鬻以养父母，其境可悲，其心更可悲，吾特以为皆孝女之一端也。故平素于嫡庶问待妾必以礼，谓凡为妾为婢者皆能尽孝于亲而更得其正者，我时对之有愧，敢不爱而敬之乎。每见人之凌侮妾婢者，曰，是皆不能设身处地以思也。”
由此可知，能如周作人那样“设身处地以思”也并非易事。
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的《爱的成年》，周作人评价甚高。此书第四章论女子的自由，周作人认为其中两句最好：
“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卖买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
“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依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现在女子力求经济独立，原是好景象，也是现时必要的事；可是单靠这一件，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因为在为母的时候，最需帮助；女子在那时，却正不能自己去做活赚钱。”
霭理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民种的生殖，是社会的职务（a social function ）。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不能自己养活，社会应该供养她。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于将来全群利害，极有关系，全群的人对于她，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古时孕妇有特权，可以随意进园圃去摘食蔬果，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现。”
以上几句话，周作人认为“都十分切要”，他说：“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
凯本德关于女子解放的看法，周作人终生服膺。
《结婚的爱》（Married Love）的作者是斯妥布思女士（Marie Stopes）。周作人说，这本书是他所见“最好的书籍之一”。
心理学认为，男女性欲是有差别的，男子是平衡的，女子是间歇的。《结婚的爱》就是要解决这种差异带来的纠葛。解决的办法就是，主张两性关系应是女子本位的。
周作人认为，本书第五章《相互的调节》写的最好。周作人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这章的要点：
“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的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牲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
男子一味纵欲，把女子当成泄欲工具，一则侮辱了女性；二则，放纵欲望也会伤及自身，可谓与人无益对己不利。而男子若适当节欲，尊重了女性，和谐了家庭，还把自己的与动物无异的“欲”升华为人类特有的“爱”，既然两全其美，那么何乐不为呢？
凯沙诺伐（现译：卡萨诺瓦）是十八世纪的一个风流成性，处处留情的荡子，但他说的一句话周作人很喜欢：“让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
周作人赞道，这个人懂得爱。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越是喜欢在大庭广众下津津乐道贞操，越有可能私底下行为龌龊，诚如周作人所说：“老流氓愈要求处女，多妻者亦愈重守节”
对青年来说，爱贞操应是一种自发行为，而不该是师长套在他（她）头上的紧箍咒。还是周作人说的好：“爱贞操，和爱清洁一样。”
莎士比亚说，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人，有时候叫祸水；有时候叫贱人，她们几乎没有争取到人的权利。正因如此，当周作人有了一个女儿后，不禁有了悲感。不过，即便周作人这样的文弱书生，为了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决心告别懦弱，振作起来，“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使得她们不像老辈妇女那样被侮辱被损害。他说：
“我苦心的教育她们；给她们人生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和谐而又独立地生活；养成她们道德的趣味，自发地爱贞操，和爱清洁一样；教她们知道恋爱只能自主地给予，不能卖买；希望她们幸福地只见一个丈夫，但也并不诅咒不幸而知道几个男子。我的计画是做到了，我祝福她们，放她们出去，去求生活。但是实际上却不能这样圆满。
她们尝过了人生的幸福和不幸，得到了她们各自的生活与恋爱，都是她们的自由以及责任，就是我们为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然而所谓社会却要来费心。他们比父亲丈夫更严厉地监督她们，他们造作谣言，随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谣言来加裁判。其实这些事即使是事实也用不着人家来管，并不算是什么事。我的长女是二十二岁了，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倘若她自己不是因为什么缘故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把她教养成就之后，这身体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我们更不须过问。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倘若真是受过教育的绅士，也决不会来问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真正的爱是信任，理解，宽容。
叔本华是历史上著名的憎女家之一。他曾对女性的形体恶意嘲讽，说：“只有那般为性欲所迷的男子，才把这一种短小的狭肩膀的，阔大腿的，短小腿的人种叫做优美的女性！”
在一部小说中，叔本华断言，那些能够断绝情欲，不与那“堕落的虚伪的恶毒的东西”交接的男子，真是幸福的人。
叔本华讥嘲女性的话，周作人听了大为不快，说：“这些思想并不怎么新奇。他说为性欲所迷，这实是平凡之至的话。生而为有性动物的人，有哪一件事不含有性欲的影响，就是看花，据赫孙（W.H.Hudson）霭理斯（Havelock Ellis）等人说，也有性的意味，花色之优劣以肉体联想为标准，花香则与性之气体等相近。人要不为她所迷，好似孙猴子想跳出我佛如来的掌心，有点不大容易。在我想来，涅槃之乐还不如喝一杯淡酒，读两首赞叹短小腿的人种的诗，不论古今，因为我是完全一个俗人。”
一位名叫勃洛赫医生（Dr .Bloch）听了叔本华憎女的话，更是勃然大怒，说：
“叔本华，斯忒林堡，华宁格耳等，完全与特煞特同一精神，著书宣传对于女性之轻蔑；这个种子遇见了现代青年却正落在肥地上了。那些年青的傻子便都鼓起了‘男性的傲慢’，觉得自己对于那劣性是‘精神的武士’了；那些满足清醒了的荡子们也来学时髦，说厌女，（当然都是暂时的，）聊以维持他们的自尊。倘若我们要说‘生理的低能’，让我们把这个名称加在这般讨厌的人们身上。正如乔治希耳特在《往自由的路》上所说，这样的男性的狂妄只是精神缺陷症的一种变化。”
周作人认为，勃洛赫医生这番话对平常读者十分有益，所以在文章里大加赞赏。
叔本华为何厌女，对此，周作人也有精准的剖析：
“叔本华的厌女哲学完全是由于性爱缺陷之反动，好像失恋者的责骂，说得好时可以得人家的同情，却不大能够说服人，除非是他的同病。叔本华和他母亲的关系大家大约是知道的，她虽然没有像拜伦老太太似的把他的脚拗跷，却也尽够不对了：这种情形据心理分析家说来是于子女有极大不幸的影响的。后来未必全然因为他的猫脸的关系吧，总之他没有娶妻，但冶游当然是常有的，所以终于患了梅毒，——这件事似乎使他更是深恶痛绝那可憎的女性了。”
母爱匮乏，性爱缺席，这是叔本华憎女的根源。
几千年，中国妇女一直难逃被奴役的命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女人饱受屈辱，孩童也跟着倒霉。周作人用“远报在儿孙”和“男子之果报”来说明这层意思。他说：
“男子几千年来奴使妇女，使她在家庭社会受各种苛待，在当初或者觉得也颇快意，但到后来渐感到胜利之悲哀，从不平等待遇中养成的多少习性发露出来，身当其冲者不是别人，即是后世子孙，真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怪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若讲补救之方，只在莫再种因，再加上百十年的光阴淘洗，自然会有转机。”
在男权社会，女人虽是丈夫的奴仆，当牛做马，饱受摧残，但对孩子来说，母亲却是永远的天空。母亲愁云惨雾，孩子的天空就乌云翻滚。在阴霾的天空下，孩子能茁壮成长吗？女人在丈夫那里受的气，难免不发泄到孩子身上。男人摧残女人，女人折磨孩子。
女人的被奴役，导致了国民素质持续下降，可谓一蟹不如一蟹。难怪九斤老太整天唠叨，一代不如一代。是鲁迅赋予她一双慧眼，让她洞穿了历史的秘密。
男人不仅奴役妇女，也摧残比妇女更弱小的孩童。而当孩童受到野蛮对待时，“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不过，成人可别得意，你摧残了孩子，很快就会遭报应。
霭理斯某篇小说中，一个父亲抽了儿子一记耳光，儿子成了白痴，他自己也发疯了。小说里的一个医生讥讽道：“这个疯狂不是以父传子，而是自子至父的。”作者霭理斯讲完了这个故事，语重心长地对读者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你应该听听；这或者于你有益，因为你也是欢喜发怒的。”
听了作者的忠告，周作人憬然悔悟：“我们虽然不打小孩的嘴巴，但是日常无理的呵斥，无理的命令，以致无理的爱抚，不知无形中怎样的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在将来的性格上发生怎样的影响！”
男，石田吉藏，42岁，是酒楼的主人；女，阿部阿定，32岁，酒楼里的女招待。两人在某旅馆流连几天后，男的被绞死了，女的逃走了。而且，死者男根也被割去。
几天后，凶手阿定落网。原来，两人竟是一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苦命鸳鸯。警察问阿定为何要杀情郎，答曰：“我喜欢石田，喜欢得了不得。我不愿让别的女人用指头来碰他一下，我想将他绝对地成为我的所有物。所以把他杀了。”不仅杀了情郎，还把情郎命根子也割了随身携带，这显然是一种变态行为。
阿定做过妓女，她的变态行为与其职业密切相关。
伊凡勃洛赫（Iwan Bloch）在其《现时的性生活》中，有这样的话：“由长久继续的性欲过度而起的感觉木钝乃需要凶残之更强烈的刺激。正如在荡子或娼妇，这感觉的木钝发生一种他虐的倾向。”
阿定虽是凶手，但她不幸的身世也让人叹息。
当时，《读卖新闻》刊载的一篇小文，论述此事，在周作人看来，最为平正、公允：
“事件的内容既然明白，我想世间一般对于这女人大抵会原谅她吧。而且也会有人是这样看法，这是代表着对于猎奇求新不知厌足的男子之女性的危惧与不安，也即对于这事的女性的复仇吧。但是，这或者不如说是自然假手于这女人来复仇，更为正确亦未可知。
变态性这事因性质上的关系我们不大能够看到，但这在社会的底里流动着，使许多男女苦恼着，那正是事实。这虽是本能之病的表现，可是这也是事实，找寻刺激不知厌的有闲阶级的男性以及非以供给此项刺激求生存不可的女性，这两群的同时出现，更是异常的把变态性助长起来了。”
有寻欢作乐，欲壑难填的浪荡子，就有青楼卖笑，曲意逢迎的风尘女。生活所迫，一些底层女性只能走上“寄饮食于男女之中”的屈辱之路。正因如此，对凶手阿定，周作人心存悲悯，说：“阿定的确很有可以同情的地方，或者比那报道的新闻记者还不大可厌恶，——对于他们自然也找得到可以原谅之点，而这恰与阿定相同，就是他们是被不幸的职业与环境所害了。”
杀人凶手当然难逃法网，不过，倘若我们不追根朔源，挖掘出悲剧的深层根源，那么，这样的悲剧，会源源不绝。
日本《读卖新闻》曾刊登这样一则新闻：
“她是很急进的妓女，曾经以赤化的嫌疑至于受过神奈川县警察部的审问。十三日她在乡间的父亲还写信给下处的主人，说富美子感染赤化，请赐监督云云，甚至父母方面也被白眼。她大约深感到人世的苦辛，偶有共过一夜的男子提出死的劝诱，便应其请。据说十一日傍晚对人说出去寄信，飘然的走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