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很明显，政治力量成为左右一家之学是否兴盛的关键力量。武帝当政时期，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受到推崇。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地位尊崇，《穀梁》之学取代《公羊》之学的地位。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穀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成为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醒目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身分，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使会议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
董仲舒
明、章帝当政时期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学。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场面非常壮观。建初四年，章帝亲自主持，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详同异，一个月后才结束。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二）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经不得立。但同时今文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古文经学者中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经学大师，于是产生了今古文经之争。
今文经是用简明流畅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的区别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区别。
董仲舒对确立今文经学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要求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这就使他研究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在前进的路程上并非一帆风顺。
一是说经很繁琐，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望而却步。
二是迷信色彩很浓，宣扬呼风唤雨的法术，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
这二点都限制了今文经学者的眼界与视野，日益滋长其内部陈腐。汉哀帝时，刘歆批判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辍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越来越缺乏活力与生命力，甚至一辈子也不能研究明白一经，整日咬文嚼字、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顽固不化，不肯改变。尽管今文学派日渐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竭力打击、限制古文经学的发展。
汉景帝时在白虎观举行比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本是总结发展今文经学的有利时机。但今文学派缺乏才华卓越的博士和儒生。将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他写作了《白虎通》。在章帝时，皇帝下令让一些学者讲授《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授予学官的职位，但都给予了很高的待遇甚至封爵。这就大大提高了古文学者的地位。古文经学虽还不能超过今文经学的地位，但以上这两件事说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则相应地削弱。
东汉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他们在古文经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又不会拘泥于古文经学，而是有所突破。
郑兴、郑众、贾逵等经学大师
五、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汉朝传递消息的方式，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两种。
两汉时期，烽火通信设施已经非常完备。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长城遗址多处，这些设施分布长达2万多里，形成一道固若金汤的北境城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万里相望，于是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我们在往日的“丝绸之路”沿途，还可看到当时的这些军事设施的遗址：一座座烽火台巍然高耸，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
所谓“烽”、“燧”，都是点燃易燃物发出亮光的通信标志。汉代的烽火燧通信是军事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规定和检查制度，一般说来，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烽燧是系列军事设施的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烽燧，常常设在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便于瞭望的地方。
万里长城上的烽火台
烽火在实际运用中怎样通报敌情呢？汉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说，烽是指在五丈多高的土台上置一烽竿，类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缠上纺织品，平日放下，遇有敌情立即举起，称为“表”，通常为白色，比较醒目。夜晚看不见的时候，便点燃成火炬，称为“烽”。一般在烽火台旁总是有随时可用的燃放烟火的积薪。
通过现存的汉简，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烽火的信号。假如发现的是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要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0或1000名敌人来犯，就不仅要焚薪，还需举三烽。使用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迅速而准确地传递敌情，使自己的军队作必要的准备。
除以上的规定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如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若遇天气恶劣，大风大雨，无法施放烟火，就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将敌情报告上级。若是情况十分危急，或敌人已攻下烽火亭障，以致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后面的烽火台。
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还将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人用诗来形容当时信息传递之迅速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