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1）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2）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3）。牺牲既成，粢盛（4）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章句下》
【注释】
（1）社：土神。稷，谷神。社稷，古代帝王建国，祭祀土神和谷神，意指国家。
（2）丘民：众民。
（3）变置：改立。
（4）粢盛：在祭祀器皿中的祭品。
【译文】
孟子说：“百姓是最重要的，土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戴的人就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信任就能做大夫。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诸侯。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祭祀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发生旱灾和水灾，那就另立土谷之神。”
【述评】
“大逆不道”的话
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强调了人民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作用的。孟子的许多政治观念中，人民都处于核心位置，这使得孟子的思想带有民主的朦胧意识，也是我国政治哲学的宝贵财富。
其实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在孟子的许多篇章中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论证过，他在《离娄章句上》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为政之道，一方面要发政施仁，保民而王，一方面则要推己及人，重视民心向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统治稳固，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安宁。
在《万章章句上》中，孟子又提出了重视民意的理念。孟子认为舜继尧为帝，不是尧禅让的结果，而是“天与之”，同时他又引述了《尚书》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说人民的意愿其实就是上天的意愿。既然天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那么影响它的民意就是第一位的东西了。
如果说孟子的这些言论还是有点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在这一章中的言论就显得有点刺耳了。在这里，孟子开诚布公地说人民是最重要的，土谷之神次之，国君最轻。
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提出过“诛一夫”的说法，对待独夫民贼，无论其身居何位，必须诛之而后快。这里他继续发挥了这一观念，认为要能得全民的拥戴，才能做天子。如果诸侯国君无道，那最好是滚蛋。许多的说法是神权高于君权，君权高于民权，在孟子这里没有了市场，孟子不单对君权的合理变置作了肯定，还对神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假使祭祀的牛羊肥壮，祭祀的饭食也很清洁，并且按时举行了祭祀，而土谷之神却不能保佑人民，还是水旱之灾，那么我们祭祀的神就有了问题，最好推倒重立新的土谷之神进行祭祀。
孟子的观念在这里有点激进的意味，这让许多高居上位的统治者如坐针毡，很不舒服。对孟子的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反映最为强烈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孟子的言论在他那里好像是飞进他喉咙的苍蝇，让他感到难受，于是他搞了一场文化史上著名的孟子思想的清洁运动。
朱元璋出身农民，传说还当过和尚，长得不怎么样，心眼却不少，其中不少还是小心眼。虽然他对自己曾经身处的阶层了解比较全面，深知大众的疾苦，立国之后做了许多惠民的好事，但他身上强烈的小农意识却没有因为做了皇帝而得到消解。这种小农意识和他的小心眼集中体现在他对政权的强烈欲望上面。为了让朱家的江山有更为安全的保障，他当皇帝之后就开始“清君侧”，对曾经跟自己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臣们痛下杀手，杀来杀去，满手血腥，连当时的皇太子也看不过眼了，就去劝朱元璋罢手。在这个农民的眼里，自己这个锦衣玉食的儿子在政治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为了教育儿子，有一天，这位农民皇帝找来了一根布满刺的棒子扔到了大殿上，对皇太子说：“你去把这东西拿过来。”皇太子看着棒子上的那些刺面露难色，心想：“搞什么搞啊，老爸你想扎死我啊？”朱元璋看儿子犹豫的样子，扬扬自得地说：“皇儿啊，咱现在的国家就像这个棒子一样啊，父皇给你把这些刺都修理平了，那你拿着就顺手了。”没想到皇太子没有领情，还拿出一些什么仁义之类的话来反驳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大怒，在大殿里追着自己的儿子痛打了一顿。
当然，朱元璋的愿望最后实现了，国家这个棒子被他修理得光滑了，许多有才能的大臣死的死，亡的亡，整个朝廷一片宁静。后来燕王朱棣在燕京造反，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南京城，颠覆了当时正统的朝廷。朱元璋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
我们还得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朱元璋是一个农民，杀伐征战，推翻了大元，武功赫赫，但说到文治就稍欠火候。朱元璋是个聪明人，知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这一点他比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要强一些（顺便提一下，朱元璋有个贤德的老婆马皇后，刘邦却有个权欲熏心的老婆吕皇后，这也是朱元璋的一个优势。我们看，同样是出身草莽，差距还是有的）。于是，朱元璋便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附庸风雅一番。
他最先做的是学写作文。像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样，朱元璋也想勒石铭功，昭示后人，于是就将自己的丰功伟绩写成了一篇短文，想把它刻在石碑上，炫耀自己的武功至伟。结果这位基本上处于半文盲状态的皇帝，在自己的碑文里出现了多处的错别字。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中，任何的政权都是权力与文化的操控者。朱元璋的政权也不例外，这位尚需补习文化课的老兄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之后，也急切想介入文化的控制。
要控制文化，首先得有文化。于是朱元璋便补文化课，好像临时抱佛脚而学习又不好的考生。
朱元璋必须从基础抓起，于是开始读书，读的当然是圣贤之书。他好像走进了一个儒家的西瓜地，东摸摸，西碰碰，触摸到的都是儒家的成熟的思想之瓜。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块瓜地里，还有儒家先哲孟子埋下的地雷。
那是在洪武三年，也许是一个午后，退朝之后的朱元璋品着香茗，悠闲地翻着亚圣的著作，听侍讲官在那里讲解孟子的要义，显得无比惬意。当他听到“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弒君也”，朱元璋好像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中打了一个冷战，也许是他想到了自己对于和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的不义，他好像感觉到锋芒在背。当侍讲官朗声念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这位草莽英雄不禁暴跳如雷。“这哪是什么圣人应该说的，简直是大逆不道的鬼话。”朱元璋心里想着，不禁破口大骂：“假如这个糟老头子生在我大明王朝，我一定会治他的罪。”
其实许多统治者对孟老夫子的这些忤逆之言都心存芥蒂，只不过因为孟子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孔子的儒家的精神领袖，面子上还是应该过得去的。但朱元璋可不管这一套，大有试一试文字狱的想法，不过他是想从孟子那里开刀。
如果孟子地下有知，一定会额手相庆，道一句“好险啊，幸亏我早生了一千七百多年。”不过孟子也会窃笑：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有能耐来阎王殿找我啊！
阎王殿朱元璋是去不了的，也不想去，所以对孟子也无计可施，这让他非常郁闷。这时，恰巧有个官员来报告关于祭孔大典的事情，于是朱元璋豁然开朗，下命令说：“派几个人去，把孟子的牌位给我撤了，把这个糟老头子赶出孔庙，看他还怎么神气。”朱元璋的命令颁布下去，立即引来了朝野的哗然。有个儒家学子立即上书谏阻，表示愿意替孟子去死，还说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朱元璋很聪明，没有让他光荣。
说来凑巧，命令颁布的第二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就慌里慌张地跑来报告说：“皇上不好了，昨晚我睡不着觉，夜观天象时发现了天空出现了异象，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老天爷生气了啊！”这个官员是不是瞎掰，是不是变相劝谏，这已经说不清楚了，不过他比那个迂腐的儒生聪明多了。朱元璋能够在人世间对自己憎恶的人格杀勿论，对死去的人开棺戮尸，但是还不敢得罪老天爷，于是乖乖地把孟子的牌位给请了回去。
但是朱元璋对孟子却始终耿耿于怀，时间过去了二十四年，朱元璋突然又想起了这些陈年旧事。于是召来当时的大学士刘三吾，命令他主持一项对孟子思想的清洁运动。这个刘三吾从名字上看也是一个支支吾吾唯唯诺诺的人，没有先前那个儒生的勇气，也没有那个天象官的智慧，只好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但刘三吾是个思想砍伐者的有力帮凶，对待自己的精神导师毫不手软，大刀阔斧地把三万来字的《孟子》删去了85章，出版了一本钦定的《孟子节文》，全本被列为禁书，科举不以之取士，考试不依之命题，孟子的精神被暂时打入了政治冷宫。
但政治的洪水淹没不了思想的高山，今天《孟子》全本依然流传，而那个所谓的《节文》早已湮没无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