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延正回裕华街小学了一趟，因为这段时间敌机轰炸十分频繁，学校已经停课，那位住在他租借房里的负责印刷报纸的人也不知去向。
曹延正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来敲我的门，说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回家变卖田产。一听他的话，我马上觉得有了机会，所以我极力地劝阻他不用回乡，他受了伤，也生过一场大病，无法再次承受长途奔波，我完全可以代劳。他并没有想到我会使诈，于是就答应了，我们马上开始准备干粮。
正当我准备出发时，警报声响了，我还当成和以前一样，工友立即警告我们，说一定能避一避，这一个月里，敌的人轰炸已经不再局限于城里和工厂，只在有人的地方，都可能挨炸。我们只得和他们一道，跑到裕华纱厂里的一个石洞里躲避。
没多久，混合着心机的轰鸣，高射炮、机关枪一起怒吼着，但他们于敌人没有任何的作用，爆炸声一阵紧似一紧，连我们所在的洞子都开始震动起来。听工友们介绍，自从上次我们打死一个漳国特工和奸贼以后，敌人也懒得派特工来，他们的轰炸已经不分什么目标，只要逮到人多的地方，房屋集中的地方就绝不放过。现在，他们的炸弹比以前更加的厉害，只需要一枚，就能让一大片的房子烧成一片瓦砾，除了瓦砾，什么都不会留下。
轰炸的时间明显较原先要长，还好，这次他们并没有轰炸裕华纱厂，但当警报解除，我们走出洞子时，山城所展现出来的景象让所有的人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整个山城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而临江门那一片更是火光冲天，看来，曹延正那三五百的房子最多只能留一点地基了。
虽然我们有到城里救火的愿望，但是，江面上却没有一只可以将我们流过去的小船，我们只能望着斜对岸，看着熊熊大火将一幢幢的房屋吞噬。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历史上居然曾经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曾经，我很不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这样的恨漳国人，以他的年龄，不可能见过这场惨剧。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但是，这句话却仅局限于名言锦句的积累，不带任何的感*彩。在老师的眼中，山城大轰炸只能算是个考点，事实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也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真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连历史都只能算是一个个考点，那么，我们的前辈还能留给我们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的口是心非，老师为了让学生考更高的分，好能获得奖金，好能获得好的名声，好能在评职与工次晋级中占得先机，但是，前辈们流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教训就让它黯然失色吗？是谁让我们的教育如此功利，是老师吗？我想老师甚至连知识分子都可能算不上，怎么可能是他们呢？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艘小木船，于是我与曹延正一起挤了上去，我以为曹延正会非常担心他的房子，如果再受损失，那他简直就会疯掉，因为那笔他自己背起来的债，已经让他难以承担，如果让他再看到那三五百大洋化成了一堆瓦砾，对他又该是怎样的打击啊。
还没到朝天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热浪各令人作呕的肉体被烧焦的味道，朝天门前的河岸边，全是提着水桶正打水的人，换了一批又来一批，但是，对于满城的大火，那点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只能像孩子游戏一样，象征性地尽尽人事。当我们踏上岸才发现，在朝天门前的沙滩上，已经摆上了成片的尸体，很多尸体已经烧得不成人形。
我们接过那些已经跑得气喘吁吁的人手中的木桶，舀起一桶水，就泼泼洒洒地朝上跑，而桶的主人一点不在意，他也终于可以好好地喘上一口气。我猛然回头，发现曹延正正跟在我的身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到临江门看看，他告诉我，如果被烧就已经烧完了，去看也没用，还不如看这里有什么帮得上忙的。我一把夺过他手上的水桶，你他的读书人的体质，这一桶水，提到街上怕最多只能剩下半桶，看他现在的样子，仅仅跑了不足百米，气息已经完全乱掉了。我让他还是回去看看，因为他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他只喘了几口气，看一个背尸体的人从上面下来，身上的尸体四肢乱支着，就去帮忙扶着尸体。那具尸体已经被大火烧焦，他的手一碰，尸体上的肉就粘到了他的手上，他赶紧使劲地甩着手，再在衣服上使劲地擦着，但只一会儿，那具尸体的一只手臂掉了下来，他一狠心，紧跟两步，把手臂捡起来，等那人放下尸体，他才把手臂放到尸体相应的位置上。
等我再次提着两个桶下到沙坝时，他已经在帮人抬尸体了，动作相当娴熟。
当朝天门片区的大火差不多熄灭时，有人来组织我们到较场口背尸体，我让曹延正继续留在这里，我随着那些人一起去。
我们穿过好多的火场，来到了较场口，那里的一个坪坝里，已经摆上了好几百具尸体，但是，在这个地方，居然看不到一个嚎啕大哭的人，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着，托运尸体，救护伤者。
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城里却如同白昼一般，因为很多地方的大火根本无法控制，只能任由它烧到炭尽为止。
今天除了早饭，我们不但没有吃饭，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到晚上，才有人义务送来一些馒头，开始时，很多人都不吃，因为看到眼前的惨状，怎么也无法下口。到后来，吃的人多了，大家才总算有了些胃口，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后，喝点冷水，抹抹嘴，便又干起来。
一晚上，我们都没有睡，不停地干着，虽然累点，但有人说，相对于这些死者来说，我们已经算是幸运多了，再累，也值得。
一向以来，我对所谓的自己的同胞都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现在，我却需要重新对他们加以认识。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甚至边普通人都算不上，他们只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比那些所谓的精英们更高的素质来，他们任劳任怨，毫无目的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自我标榜，只有对死者的同情与义务。
每次我前着尸体到江边都要找曹延正，但每次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会很细心地把尸体的肢体摆放整齐，就像在照顾病人一样，虽然他的行为被一些粗鲁的人斥责，因为他们觉得死人已经没有了感觉，哪里还用讲什么体面，但是他却一如既往地做着，甚至还带动了几名妇女。
我们在这里义务做了两天两夜，几乎没有休息，但是，我们一点也没有想要休息的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也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知觉，懵懵懂懂地走着、做着，我相信，只要一旦摔倒，我们就再也爬不起来。我真是亲眼见到过一个人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而他穿着草鞋的脚，早已经血肉模糊。这时，我们才关注起自己的脚来，我县是皮粗肉糙，没什么关系，其它的人的脚已经被废墟里的玻璃、瓦片、铁钉给割伤、刺破。
最后，我们坐着装尸体的木船准备回南岸时，居然就躲在尸体的旁边睡着了。当我们被叫醒时，尸体已经被搬运完，船就要回到朝天门去，原来，船上的人知道我们太过劳累，都不忍心叫醒我们。
我们就在河边洗了洗，回到棚屋里，一倒下就睡着了，当我们醒来时，已经是下半夜，我们走出屋子，看到山城里，仍然还有火光，这场大火，居然连烧了三天天夜才熄灭。
曹延正一直都没有回到临江门看一看，哪怕已经成了瓦砾也应当去凭吊一下，祖宗给我们产业毁掉了，是很可惜，但是，更可惜的却是我们居然不知道造成这一后果的真正原因，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处。
曹延正催为赶快动身，他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他那样，也许，就能更快地把鬼子打跑，让悲剧不再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我上路了，但是，不是到曹家湾，而是到县城，我要取回那笔钱，然后再到曹家大院，告诉曹仁江不必卖掉田产，我已经从朋友那里借到了足够的钱。
我已经没有了坐车的钱，所以只能全程步行，到了北碚后，山路逐渐多了起来，但这一路上，同我一路的人却不少，很多还是文化人，他们无法再在山城里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他们要到乡下，过上田园生活，说不定还能在那里找到生活的情趣与创作的灵感。这让我对这些文化人有了一种鄙夷，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的创作，会有生命力吗？他们除了为人大唱赞歌或者以为体味到了大自然的存在状态就是思想与艺术，那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更是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为断经常经历不幸的根源。本来，某些读书人有信念可坚持，但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信念，转而投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以为歌颂一下大自然就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其实，这是对个人社会责任的一种背叛。某些时候，读书人就像是根*，充血时坚硬异常，但一旦使血，便又小又软了，还渴望着能再次博起，殊不知那不应期实在太长，而那次打击所形成的阴影，令其终身都只能软答答的，他们甚至还会告诉别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物极必反，阳刚的结果就是永远不能博起，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血性，就有再次博起的机会。
我没有进县城，而是绕城到我藏钱的地方，取出钱后，立即朝曹家湾而去，还好，一直都没有碰到过我所认识的人。
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就到了曹家湾，曹仁江见到我也颇有些意外，但他似乎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很直接告诉我，他已经卖掉了几百亩地，凑了有接近一千块大洋。
“曹老爷，你怎么知道二少爷需要钱？”
“我能不知道吗？那面轰炸这么厉害，如果房子没被炸掉，那也得跌好多的价，兵荒马乱的，只有粮食值价，其它什么东西都管不了多少钱。”
“曹老爷，这件事不用你担心了，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我指了指背上的包裹，那里面的大洋正碰得“叮当”响。
“是延正借到的钱吗？”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曹仁江有些没把我放在眼里，只把我当个正人看待，语气有点重。
“反正你不用管就行了，我能帮延正搞定这件事。”这次，为了不让曹仁江再次把我当下人看，就故意把曹延正的名字叫得很亲热。
“这是我们曹家的事，不用外人操心。”
“我也姓曹，当然与我有关。”
想不到曹仁江居然不领我的情，我觉得也许是他把我当下人惯了，面子上接受不了，便不与他计较。
“我这就把钱带会去，但为了把事情办好，才来与你沟通一下，让你知道。如果延正问起，就说是你给他的钱，就行了。”
“笑话，曹家再不济，也不需要要人这样相帮，来历不明的钱，我们从来不会要的，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从延正回来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定了主意，担起这个责任，不留话给外人说。你先住一天，明天我就能凑齐一千个大洋，你带给延正，算是我们家已经尽力了。”
想不到老子与儿子一样的固执己见，不过，我倒是比较佩服这样的人，在利益面前，还能冷静地坚持原则，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那些房产卖掉了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告诉他实情，我不想这位绅粮再次为了这笔钱而焦头烂额。
“卖了！”
“卖了多少？”
“五百个大洋吧！”
“跟我的估计差不多，要是在平时，至少也能卖个五六千。还好，至少还没有被炸没了，多少还换了些钱。我明天把钱凑齐了，你拿上就走，不要耽搁，让延正尽快了了这件事，免得压在心头总是个事儿。钱去了可以再找，心病压在心头，永远都难过。”
第二天，我只好带着二千多大洋出发了，因为曹仁江怕出问题，就为我找来一挑大箩兜，把钱装在底下，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白白的大米。我一路挑着箩兜狂奔，果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前前后后五天的时间，我跑了一个来回。
进到我的棚屋，我点出一千五百个大洋，然后把多余的钱藏到了床下。
我把箩兜挑到了裕华街小学，找到了曹延正的房子，曹延正正在刻蜡纸，他要把这次轰炸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再印成油印小报，大面积地传播，激励人们更多地投入到建设国家与抗击漳国的斗争中来。
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回来，当他听说我去时，他父亲已经在着手为他筹备钱时，他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莫说他，就算是我以前也认为曹仁江是个不通情理的老古董，但是，没想到，在维护家族的荣誉与信誉时，竟然是那么原则分明，不惜一切代价，也不用别人的怜悯。
第二天，我们两人一起到军部组织处将一千五百大洋交了，由他们开了收条，然后曹延正写了一封信，把收条寄给了领导，请他帮忙公示。
这段时间里，因为经常都有大雾，所以已经好多天的时间里没有敌机来轰炸，于是，人们又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天王家沱码头上装货、卸货，忙得不分白天黑夜，因为如果不能把货及时地分散到各处，遇到漳国飞机的轰炸，那会非常危险。所有的搬运工似乎都只是一架架不知疲倦的机器，默默地工作着，不多说一句，也不多停一步，我们每天休息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五个小时。
曹延正也开始忙碌起来，白天，他要上课，教学生，晚上，他要写文章，刻蜡纸，除了分发报纸，他也很少到我这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