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阵营的人虽然磨擦不断，但都还没有撕破脸，流氓捣乱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曹延正他们的活动好像也是处在半公开的状态。搬运工们已经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会在每天半夜之前进行巡逻，发现成群的流氓，就紧跟着他们。那些经常出现的流氓也被大家认熟，他们也没有了藏身之处，只得从弹子石撤走了，另外的一些陌生人出现了，他们只是冷眼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并不采取任何的行动。
乌烟瘴气的弹子石又平静了下来，晚上从王家沱顺着石级上到弹子石也不用担心遇到流氓，这片完全修建在石坝滩的街道变得宁静而祥和，那些分散在各处的曹延正的朋友们，研究工作再晚，也敢一个人独自回家了。
因为有了曹延正及他的那些朋友的帮助与教育，搬运工们比原来更团结了，以前分成的几伙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在与雇主的谈判中也变得有章可循，和和气气，但绝不让步。一旦接下工作，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把事情圆满地完成，任何个人对工作的不负责任，都将受到大家一致的斥责。有几个人还经常聚在一起，读读曹延正出的报纸，说说实事新闻。我曾经听说过朱熹在教育他的学生时曾要求他们对学业要正心诚意，这这群下力汉这里，我也看到了这话的作用，因为大家总是关注着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居然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到个人的一些欲望上，那几个以前经常到呼归石那方棚屋里玩的人，已经差不多不再去那些地方，而是专心地围在那几个核心人物或者曹延正本人的身边，听他们讲天下的大事或者人类的未来。现在，住在棚屋队里所有的人都会亲热地叫曹延正一声“曹老师”，曹延正很亲切点着头，但更瘦了，但精神却更好了。
也许是斗争的结果，形势突然就变好了，曹延正的那些朋友们回到了山城主城，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弹子石这个地方所有的工作，都留到了曹延正的身上，虽然他寄以厚望的我并没有加入他的组织，但是，他的手下已经有了好几个人，他们精力旺盛，白天辛苦的劳动，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在晚上的工作。他们在曹延正的周围，不但是他的同事、战友，更是他的保护神，我反而无事可做，没事就躺在床上，或者到河边吹吹夜风，静听江水“汩汩”流动的声音，呆呆地目送拉着气笛缓缓而行的小火轮，看上面的昏暗灯光与浓浓的黑烟。我似乎再次回到了自己所喜欢的静止状态，我真希望世界能永远这样，没有精英，没有争端，更没有争斗，一切都向东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一样，静静地，按照自己的规则流动，哪怕再不相同，但走一段后，就完全地溶合在了一起，再分不出彼此。
漳国鬼子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八年抗战不是我的预测，而是历史事实，我推算了一下时间，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接下来，曹延正一定会接受严峻的考验，此时，我并不知道曹延正的命运，但我知道，他要能度过这一关，实在太难。
抗战胜利的那天终于到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突然，从山城里传来鞭炮声，声音很小，很孤单，但没过多久，各个地方的鞭炮声一起炸响，等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去听去看时，整个城里到处都是响声，再听江北与南岸，就像回音一样，虽然细弱，但一样此起彼伏，变成了大合唱。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十几分钟后，声音已经分不出东南西北，在那几乎不能分辨的间歇里，我们已经明显听得出敲锣打鼓的声音。
很多居住在我们身后的弹子石的民众都涌到了河边，等着轮渡将他们接到朝天门去，他们要到精神堡垒那里去欢庆胜利。
曹延正带着笑来到了河边，见到搬运工就说，“我们胜利了，鬼子投降了。”
他对我也不例外，他还要拉我一起到山城里去，他要去看看他的那些房产，因为被大火烧后一直都没有去看过。他告诉我，以后，如果有了钱，他一定要把那个地方重建，修一座大型学校，教育更多的孩子，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与国家有更加明确的认识，还要从小培养他们更强的民族意识。
我没有跟着他去，因为我觉得这些对于我这个未来的人来说，并不具备太大的意义，曹延正与他所发展的同志丢下挑子去了。本来，我想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但是我怕我的这种行为引起别人太多的关注，于是只好像他们一样放下挑子，只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现在回想起来，在对待这件事上，我似乎表现得过于冷漠，对于当时的人，对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来说，这个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是所有民族的儿女们用生命鲜血与信念换来的。但我却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过多的内斗，这场悲剧本来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外部力是的帮助，严重的内斗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把我们这个民族征服。现在的胜利，当然也有我们努力的结果，但是，真正的功劳却并不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的胜利被各方面大肆宣扬，好像除了自己，其它各方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击中拖着民族的后腿，功劳只属于他们，结果，胜利也成了斗争的武器。这将是一场多么可笑的战斗啊，造成这一切的都是那些精英们，在他们那时，不管是国家也好，民族也好，人民也罢，都是拿来巩固自己，打击对手的工具。这一切，我已经见多了，不可能激起我的兴趣，因为无论有多光鲜，我总能透过那些东西，看到一具具丑恶的灵魂，正是他们，把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搞得一团糟，总是难以摆脱危机。
到下午的时候，弹子石几乎空无一人，那两艘轮渡把所有的人都免费拉到了城里，山城所有的废墟上都站满了人。人们都在欢庆胜利，但是，他们是否知道，真正的胜利并不属于他们，他们永远都无法逃脱充当苦力与棋子的命运。
山城里的鞭炮声一直没有停过，鼓乐与高音喇叭的声音紧贴着江面传过来，显得像一块扁平的光彩的丝绸。
直到深夜，这声音才渐渐地淡去，但是，到五点钟，这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那些根本就没有回家的人，从大街的路面上，从各家商铺的门有，从住房的房檐下爬起来，立即投入到新一天的狂欢之中。他们可以不愁吃不愁喝，一方面有人免费的送，另一方面，不管哪家铺子的，大家一起围上去，没人敢阻止随便拿取。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压抑的情绪一旦得到发泄的机会，就会毫无节制，甚至可以用它来抵消本来与之无关的规则。我最反感过年与死人时放鞭炮，那声音，足以将人的耳膜吵破，有时，趁你不注意，那声音突然响起，你的三魂七魄，定将失去一半。更可笑的是那些放鞭炮的人，平日里，他们成天点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但此时，却有了如此的胆量，不怕有人反对，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理由，不是为自己。理由就是一枚定心丸，壮胆剂，有了他，天王老子都不怕，再是精英，也要有所避讳，所以，国人们所注重的多为理，而非规则，只要有理，做什么事都不会受惩罚，就算是规则，也可以置之不顾。
天已经大亮，我照例吃完早饭，来到了码头上，几个比我早到的人，正仰着头朝朝天门方向望，我们绝大多数的同事都到河对门去了，他们是狂欢的那群人中的一部分。我们一般都不叫山城叫城，只有乡下来的人才叫进城，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成了城里人，为了和乡下人区别，我们都习惯于叫山城为河对门，以表示我们跟山城主城离得很近，算是个城里人。
因为人员不齐，我们无法开工，只得回到家里歇着，最近一段时间，看书的习惯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从曹延正那里借了很多的书来看，当然，这些书都不是他所在乎的那些，他在乎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他不在乎，所以，有时，我借了他的书，他都懒得管我还。有时，他看到我看那些书，反而忍不住来教训我，说这些都是封建思想，看了只会毒害人，我也懒得理他，事实上，我所见的，怕是比他所有的朋友所见的总和还要多。
热情总有消退的时候，中午刚过，河对门的声音就渐渐小了，最后就消失了，你必须竖起耳朵静听，才能听到一些声音，但当你对这些声音进行分辨时，你又觉得那只是因为身处极为清静的地方而造成的幻听。记得二十来看后的一段时间，在农村时，一个人无聊，就望着墙上贴的那些比如《红灯照》《智取威武山》等样板戏的剧照时，我耳朵边总得听到唱戏的声音，虽然极为含混，但觉得绝对就是那种声音。
当我走出棚屋朝朝天门望时，看到了很我的人都涌到了江边，争着挤上轮渡，但因为轮渡实在太少，又太小，根本就挤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反而只能停在那里，不敢动弹，怕发生事故。时间一长，涌来的人更多，朝天门已经被黑黑的人头铺得满满的，船更不敢开动了。
突然，我发现小巷子里有人头晃了一下，但马上又不见了，很明显，这人相当的鬼祟。我怕这人是贼，因为太多的同事都到了河对门，他们的家虽然也有一道道门，但那不但防不了小人，连君子可能都防不谁，所以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当我走过去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巷子里躲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五个人，你只需看他们的样子，你就知道他们并非普通人，而是特务，因为他们的那身打扮，就跟流氓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那种气质，却又透着流氓所没有傲气。这里面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也许，他们之中也有人认识我，当看到我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居然有些吃惊，我站着不动，他们居然怕了，拍拍身子，溜了，下了几坡石级，上了一辆躲在暗处的车上，离开了。
我不太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如果是要监视或抓捕某人，但这里并没有几个人，而且据我所知，像我一样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实巴交，除了干活，为家里存钱，其它一概不会过问的人，他们对曹延正及其他的朋友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算起来，我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特工头目，但对于他们这样的行为，我还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现在，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胜利面前，大家总得克制一段时间吧，如果此时就开始内斗，那不是太过*了吗？像秦中书与朱润民这样的组织死对头都有合作的一天，更何况大家刚一起合作打跑了外来的强敌。
我回到屋里，才看了两页书，就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想来是轮渡终于正常行驶了，过了没一会儿，小巷里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转眼，就听到“啪”一声枪响，我冲出门去，一个人从我的门前快速地跑了过去，再开另一面，三五个人提着手枪，紧追不舍。那跑的，正是已经被曹延正吸收到组织里的我的同事，而那追的，是那几个刚才看到我，坐到车里的人，他们肯定是趁我回屋，又摸到棚屋巷子里来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也知道了他们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人，敌人打跑了，该清算自己人了。
我跨前一步，挡在了巷子里，巷子本来就仅能容一两个人并排走，我的体格健壮，当间一站，任谁也休想闯得过去。
那几个人到我离我七八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互相看看，一个人点了点头，几个人全都抬起枪来。现在，我绝不会对他们再抱任何的幻想，一个所谓的旱地拔葱，跃起有四五米高，已经大大超过了棚屋的高度。那几个人一看我飞了起来，连枪管都没有抬一下，居然就开起枪来。等他们明白过来，要把枪口指向我时，我在棚屋顶上再一纵，就到了他们的面前，手足并用，把几个人全都扫到地上。我捡起地上的枪，枪管对枪管，用力敲了那么几下，所有的枪都废掉了。我相信他们在我的大力的击打下，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有力气起来继续采取得动。
那名被我救下的人，立即对我大声喊：“快去救其他人。”
我跟在他的身后，转过几条巷子，发现已经有两人被特务架着，正要朝汽车所在的地方去。我们也采取了伏击的办法，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他们，枪被那几名同事抢去了，他们并不会用枪，但却觉得有把枪，总能为自己壮壮胆。我拿起一把枪，故意试着扳机，他们很快明白了，把枪别在了腰间。他们觉得此处不益久留，得立即转移，但对于转移到什么地方，却难以形成共同的意见，有人说回老家，有人说躲到涂山上去，也有人说换个地方就行。
突然之间，我想到了曹延正，如果这三个被伏击，那么，曹延正一定也非常危险，我也顾不上再装什么哑巴，赶紧问他们曹延正是否已经回来，他们说坐的同一班船，我知道坏事了，只说让他们都找地方躲起来后，我就赶紧顺着石级朝弹子石跑去。
当我冲进裕华街小学时，学校里已经找不到曹延正，其它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被秘密警察给抓走了，而且他还被打得很惨。
我飞一般出了裕华街，跟着巷子，到了石桥，也就是由弹子石通往东三坪的必经之路，在那里，是弹子石到海棠溪以及黄山公路的起点。当我到达公路时，已经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扬着尘土飞奔而去，纵然我可以达到汽车的速度，而且能追上他，我也没有力气将那些人打倒，再救出曹延正。我急中生智，认定他们一定会走海棠溪而不是上黄山，黄山虽然是当政者的要地，总裁、天池国顾问团、以及一些重要军政官员等都住在上面，但抓不同政见者的事情，绝不会直接与他们产生关系，而海棠溪是南岸的唯一车渡，通过它，才能把车开到城里去。我返回身来，沿着河边的山坡朝海棠溪狂奔，南岸这段是一个典型的扇面，东江为内，公路为外，所以，直线距离江边要短很多，以我的速度，要赶在他们的前面，应该不会有问题。
在我所跑的山坡上，树还非常的密，没有横向的路，所以我几乎没有碰到一个人，更没有让一个人看到我的面目。当我跑到丁家嘴时，看到了那辆车，他正朝海棠溪溪沟的上游行驶，因为在溪沟上游一里多远的地方才有一座小桥，车必然要绕到那个方向，再朝下游开，我的时间非常充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