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借”到刑警大队，一“借”就是大半年，并且似乎没有了回来的趋势。一个派出所，长时间只有3个民警，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应付的。不要说公休假，就是周末星期天，也不得不时常放弃休息。戴斌是内勤，兼搞户籍，什么报表、资料、汇总，一大堆，每月再不跑也得跑区公安局各业务科室十来趟。而所长呢，是派出所的“当家人”，门户立着，更是不可能没有应酬。区公安局的，乡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门单位的，各种工作会、座谈会、联席会，会议不断，即便是他想留在所里帮大家一下也很难。
力不从心呐！遇上案子，我只好单独带上联防队员。我知道一个民警，单独带着联防队员去处警和取证，严格说来是有悖法律规定的。在法制科审批治安案件时，面对调查笔录中取证人的签名，我会反复斟酌揣度，生怕名不是真正的民警签的。如今我才知道，我当初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时候忽视了基层派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案子来了，你不能不办。办的过程中，没有警力，你还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顶着。上面发现了，挨骂的是你；出问题了，受处理的依然是你。打落了牙齿，你不能展示给人家看，你只能和着咸酸苦涩的泪往肚子里咽。
接近年底，《重庆公安报》的编辑李正权来长寿看他的联系单位付何派出所，同时也顺道来罗围看望我。我和他是在《重庆晚报》一年一度的作者联谊会上认识的。一百多名作者，穿警服的就那么两三个人，次数多了，我和他自然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到派出所，他打了不少电话来，勉励我，也多次提到要来看我。咫尺天涯，忙碌和紧张的工作阻碍着彼此的脚步，我没有机会到重庆拜望他，他也没有机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终于，他来了。
政治处张主任陪他来我办公室坐了坐，晚上一块儿回城里吃饭。正好副局长朱志全、徐鲜华，以及行管科的杨梅副科长也在。
吃饭间，朱副局长问起我们所的近况，问起打击任务是否完成，我说：“可以高兴地告诉领导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不但如此，我们派出所还获得了当地政府、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我讲的是实话，那时候，乡政府已评选我们所为“群众放心站所”。同时，还推荐我们所为区“精神文明单位”，只等区政府精神文明办公室来验收。在区政法委组织的综合治理民意测评中，我们所的群众满意率是百分之百。
听了我的回答，两位副局长都很满意，都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这人直言快语的老毛病在领导的赞扬声中又犯了。我转变话题，感慨地说：“不过，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比如，罗国全那个案子，我们要人无人要车无车，能够将案犯捉拿归案，我真不敢相信呐！”
当时，罗国全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末了，我又补充说：“我差不多已有两个月没有休节假日了，我很想在家里呆两天。”
朱志全副局长对此话题非常敏感，毕竟在基层做过民警，走上领导岗位后，又长期分管刑侦。要人无人要车无车，办一个杀人案，及时将案犯捉获，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他一定能够理解和体会到。因此，他愣怔了一下，突然提高了声调，带着果敢的口吻说：“远军，我目前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告诉你，因为组织还没有研究，借到刑警大队的袁晓明下个星期回来。如果他不能回来，就另外给你们调个年轻民警来。此外，交通工具的事，的确棘手，我尽力而为，看能否找区财政协调一下，解决一辆长安警车……”
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借口上“卫生间”，我出门给所长郭洪平打了电话。郭洪平显然也很激动。
他说：“我马上将此消息转告给戴斌。”
袁晓明离开刑警大队没有回罗围，考虑到他家庭的具体困难，组织安排他到城郊的渡舟派出所。我们所调来的是罗培林。
罗培林当过兵，也是从公安员转录过来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踏实，特别能吃苦。他的到来，解了我们警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