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立在乌鲁木齐机场候机室的落地窗前，我凝视着开阔的停机坪。
满天阴霾，使人很容易忽略时间在逝去。天空是能放大压抑感的铅灰色，一度相当繁忙的停机坪空落落的，就像节日过完的广场。随着一遍遍的广播，候机室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坐立不宁的、准备飞往和田的旅客。在第三次推迟起飞时间之后，终于取消了今天的和田航班。理由一如以前：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和田机场不能降落。我知道，在新疆南部一场席卷塔里木的风暴已经疯狂肆虐了三周之久。
旅客陆续离开了候机室，只有我还站在窗前。窗外景色单调乏味，再说我本已呆望了一天。我只是需要就何去何从作出判断。一切都是匆忙决定的，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
最近几年间，我一直在筹备将于乌鲁木齐召开的国际会议。会期是1992年10月，会议由中国和瑞典联合举办，主题是“20世纪西域考察研究与斯文·赫定的遗产”。会后由六个国家的学者组成的联合探险队将沿着斯文·赫定的探险路线作一次学术考察旅行。开这样一个会议，组织这样一次探险，是我多年来的宿愿。1992年4月14日，“92国际会议筹备组”在北京例行会商时，瑞典朋友提出希望派专人去一趟塔里木。3天后，我就抵达了乌鲁木齐。可抵达乌鲁木齐之后却获悉，由于天气原因前往和田的航班已经停飞一周。本以为今天能飞抵目的地，结果又事与愿违。不能按计划立即飞往下一站和田，使我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以往的困顿挫折给我的教益是，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无路可走的绝境，其实那往往只不过是无路可退而已。这两者看似一样，实则差别极大。
我轻轻擦去前额的汗珠，换了明天凌晨飞且末的机票。拿上新的机票，仿佛才掂量出它的分量。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乌鲁木齐飞往且末的班机是“双水獭”，只能乘坐一二十人，机舱狭窄。没有安全带，没有扶手，没有往来穿梭的空姐，没有轻柔的音乐。活像“空中中巴”。从舷窗向下看，飞机的投影依冷峻刻板的天山峡谷缓缓南移。途中，我不想与好奇的乘客交谈，不想读书报，甚至也不愿去想此刻自己身在何处。除塔里木的历史命运和环境变迁，脑子里什么也塞不进去。
据议定，我的任务主要是来拍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一线的风光。这是今年10月国际探险考察队即将路经的。没有助手，也没有同行者，而且必须在20天内返回北京。为等待和田市气候条件好转，我已经耽搁了3天，此行所有的机动时间都一次性地消费光。既然不能直飞和田，我打算飞到且末，然后从陆路抵达和田。
选择这个路线，不但得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思想准备，还得具备应变能力，随时能拿出对策来应付不时会出现的意外。只要在哪个地点迟误一天，至多两天，不但此行毫无意义，也必然会对今后的一系列安排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没人可商量，也用不着等待指示。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一直是最可信赖的；还有运气——这就不那么靠得住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塔里木地区一场罕见的晚春飓风的风头刚刚过去之后，我不能死等天气情况好转再直飞和田，我太熟悉塔里木的春季了。我做出的决定——从陆路抵达和田——绝对是下策，可这也是目前的情况下能拿出来的唯一对策了。
天山上空气流激荡，飞机机身上下颠簸，四壁像筛糠一样哆嗦着，机体似乎随时会訇然解体。天使和死神恍若就在舷窗外比翼齐飞，时而对我怒目而视，时而又灿然一笑。而“我”只是瘫坐在椅子上的空空的躯壳，魂魄早就飘然离去……
快到中午才飞抵且末机场。这儿的天不但阴着，而且风头粗硬。看来大风虽然过去，但离天气完全好转还得有一段时间。
刚刚在县招待所安顿下来，就碰上了好运，餐桌上同桌谈的正是一吃完午饭，立即就要动身去民丰县。他们就两个人，而且带着一部小车。我选准时机，冒昧地提出同行，他们看看我，说：“那就马上走。加上你，也省得让风把汽车给刮跑。”
吉普越向南走风越大，天越阴。不要说拍录像或照片，在风头上，连人站不站得稳都是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尽力向前。
到达丝路古驿安迪尔，已经是夜半时分。劲风中濒河的驿站灯光闪闪。我们一致决定，今晚就住在这儿。
在一片犬吠声里，驿站食堂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有个维吾尔姑娘听到发动机声，跑出来迎接我们。食堂前停了另外几辆车，那是刚从和田、民丰方向开来的，发动机罩还是热的。在期待中，长条餐桌上摆满热气蒸腾的炒拉面。十几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就着热茶，吃起丰盛的夜宵。不知为什么，从一坐在餐桌前，我立即想起唐人的诗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突然发现这个诗中的“夜归人”其实是个和我一样的天涯孤旅。
刚刚从和田过来的人告诉我：和田天气非常不好，根本不适宜照相。最糟的是，由于航班一再停飞，和田机场已经滞留了上百旅客，即便明天就可以恢复航班，在一周之内，也很难飞离和田。也就是说，到了和田就会误在那里。
一碗滚烫的茶喝下去，口腔马上烫脱了皮。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那位到库尔勒去的卡车司机同意明天一早带我北返。
这一夜，我一点觉也没睡。
午夜过后，风好像停了。风一停，四外立即静得令人心虚。安迪尔驿站就建在安迪尔河的古岸上。而这个驿站——食宿站就是由那个“面积比江苏省还大”的安迪尔牧场设立的，主要是为来往于牧场与县城的自己职工提供方便。我向驿站的人打听1984年我认识的那个技术员，但没有人知道。时过近十年，我很想找谁问问牧场情况如何？但我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虽然夜幕已经取消了四外的一切差别，但我仍然尽力向西北方向张望，安迪尔牧场就座落在那个地方。
望着望着，我恍然觉得自己就站在那个城门洞开的、遍地珍宝的古城之前，拿不准主意是否向冥冥中设下这道心灵考题的造物主直言自己的困惑与抉择。而造物主许诺，谁能彻底改造塔里木居民的生态环境，与最后的罗布人一同进入新的世纪，就可以选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作为给他的奖励！
回到房间我一直在床上“烙饼”。估计天快亮了，索性披衣来到房外。我想散散步，舒展一下百结的愁肠；当然，也怕卡车司机忘记许诺，天不亮就独自起身。
两棵参天的胡杨树下，那维吾尔族姑娘在为天明将踏上行程的旅客烧开水。看来她也一直没有怎么睡觉，照料着这冷落是本分，热闹却属意外的小小驿站。熊熊烈焰映照得她双颊绯红，我一言不发地帮她往灶里续着干柴。她长得非常漂亮，双眉入鬓，杏眼惺忪，鼻梁笔直笔直的，胸前的一串翡翠项链折射着炉火，发出璀璨绚丽的色泽。这翡翠如果是真的，将是价值连城，然而在这天之一隅，假的有什么意义呢？我突然产生了难以排遣的浓郁乡思，在想象中我把自己从安迪尔那遍地珍宝的无名古城得到的奖励——翡翠项链亲手挂在妻子纤细的脖颈。
几千年来，安迪尔河一直横亘在丝绸古道，它的河床已经下切了数十米，而据说“安迪尔”这个名字，就是“河流深陷”的意思，在一千年前的一部古西行记《使于阗记》淤之中，就称它为“陷河”。
我在陡峭的岸边漫步。我不敢向下面的河床探视，但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河水不舍昼夜的奔流声。一辆冒险赶夜路的汽车驶近了，车灯刺穿夜幕，最终消失在空旷虚无之中。
……下面的河滩上，有人在漏夜策马渡河。骑手吟唱着一首古老的维吾尔族民歌，风把歌子的旋律随意切割成一段一段的，听起来让人的心就像被文火炙烤着。歌声远去，直至消失。这是一个寻找在大风中散失的羊群的牧民，还是一个迷路的旅人？他是想用歌声来驱散对夜幕的怯意，还是不放开歌喉就不足以倾吐衷肠？他是否知道就在河岸的胡杨树下，有一个天涯孤旅在倾听他的心曲？
夜幕被熹微侵蚀得越来越薄。四外景物已经初具轮廓。
我极力向安迪尔河的下游张望，河水一直流进西北方的大漠，一去不回。北京新华门的玉兰已经凋谢，颐和园的芍药正含苞待放；我西郊家中的那一片竹林即将换净隔年的陈叶，适应了温带气温的热带鱼也开始以活鱼虫为食了，而这西天一隅却看不到一丝春色。只有我这被搁浅在丝路古驿的、没带地图的远行人，独自站在朔风吹拂的胡杨树下，惴惴不安地揣摩着，不知前面还会有怎样的遭逢和际遇。
我站在安迪尔大桥俯视流向沙漠的古河。我随手扔下一块石头，过了片刻，才听到水花激荡的声音。古河岸把声响放大了许多倍，听上去就像历史的回音。河水泡沫飞溅，奔流不息。生活就像这河水，泡沫在上，激流在下；河水已经把飘逝的岁月撕成了碎片，它一点也不准备为将来留下些什么。但我并不特别担心岁月逝去。生活的激流既然能把你吞下去，它必定有足够的力量把你吐出来。
天终于亮了。前途未卜的一天又开始了。
从且末起，我用“掌中宝”（微型摄像机）拍下了旅途情况。这一路，不论便车还是班车，到处回荡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歌声。在流行歌曲方面，塔里木比北京慢了不止半拍。不过这完全失去了弹性和张力的凄凉、寂寞的歌子，倒是非常切合我此刻的心境。
抵达若羌县城，我就住在36团办事处。
1992年5月1日，我是在米兰镇度过的。这是我第三次来米兰。尽管我可以算是米兰的老熟人了，可是走在36团团部的街道上，仍有一种“外乡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寂寞团场的青年人会怎样看待我，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只是感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召，感到自己仿佛长久悬在了空中，而想尽快脚踏实地。米兰就是这块可以承纳我的地方。
几个愉快、友好的孩子把我引到库万家门口。我记住了孩子们的名字：居玛尔、萨迪克、阿曼。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1986年。那只是匆匆忙忙的礼节性拜访。库万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的第一句话是：“北京的花都开了！”
我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忽然明白，他一定是从电视里看到了北京庆祝“五一”的实况。我注意到这次来米兰镇，不少人家的屋后都竖起了电视天线。这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请这些罗布老人到库尔勒、乌鲁木齐、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几年后时机成熟时库万却不在世了。
这次获悉，我1984年8月见过的艾买提已于1989年去世，享年94岁，随着他的去世，米兰的罗布人已经没有谁还记得那“末代楼兰王”——清廷世袭五品伯克昆其康其人。
在热合曼家，我度过了一个充满家庭温馨的春夜。架上的葡萄正在灌浆，两只小羊羔静静地吃着青草。一辆卡车从院墙外哐哐当当地驶过，但它对院内的人毫无影响。在一碗碗砖茶的酝酿下，许多本已遗忘的在阿不旦居住时的往事，又回到了老人的眼前。
这次对罗布人的采访最大的收获是，热合曼告诉我，在20年代罗布人放弃阿不旦，举村迁往米兰后，他和一些乡亲们还回到过阿不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阿不旦的放弃过程曾有过反复。这个被遗忘的、此前从未有提及的“细节”，可以对20世纪罗布人的历史作出形象、具体的说明。
望着炉中的火焰，热合曼捧起茶碗缓缓说，大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干涸几年的阿不旦河突然复活了，浑浊的波涛蜂拥着挤进快要干透的河床。阿不旦河两岸的胡杨、红柳恢复了蓬勃生机，大片草滩又绿意盎然。刚迁居米兰的罗布人一直心存返回故地的念头。阿不旦河回归了，罗布人的故土之恋也随之复活了。热合曼和十几个乡亲，率先重返阿不旦。但这次河水重来只是“回光返照”，中断的生活已经接续不起来了。他们盼望奇迹再次出现，固执地守在日见荒废的阿不旦，不肯离去。直到阿不旦河又突然不辞而别，渔村阿不旦再次成为无人认领的“弃婴”，这一带彻底沦作荒漠，才最终放弃了这个在罗布荒原存在着罗布人的象征。
热合曼又说，在这以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的某一年，有一点点水又流进已经起沙的阿不旦河的河床。已经是米兰乡居民的罗布人奔走相告，人们络绎到河边探视，纷纷做着再回阿不旦村的准备。可这次更令人失望，重归的河水甚至连阿不旦村也没有流到，连河底也没有浸湿，就完全断流。
这次，我和库万、热合曼谈得最多的是在阿不旦时期罗布人的生活。
对于童年，他们印象颇深的是只要一下水就绊腿的、吃不完的鱼。妇女们带着孩子，把瞪着眼睛的半人长的大鱼埋在沙子里脱水，再将脱过水的鱼干悬挂在迎风的萨特玛。他们用红柳木叉烤鱼，用微咸的湖水清蒸鱼，菖蒲的蒲黄拌上鱼油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一道特色菜。鱼皮能够制作种类繁多的日用品……鱼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红柳制成缝衣针。连伯克定期到库尔勒去拜见清廷派驻的办事大臣，奉献给清廷的贡品野物，也得带上足够的鱼干作为干粮。作为罗布人，贡品当然是象征性的：天鹅的羽毛，水獭皮张，诸如此类而已。罗布人中相传，吃五谷杂粮会大吐不止，而且有违祖辈相沿的习俗。所以这种主食品种的改变，想必是一个痛苦的、一再反复的过程。
如果罗布泊还有水，如果罗布人还能打到鱼，他们会主动依赖于农耕吗？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水少了，鱼也日见稀疏。为维持生计，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间阿不旦最后的村民却不得不向附近的邻人学习谋生技艺。他们从米兰、英苏、阿拉干的维吾尔人村落买回牛羊，也想试试家养。但放了一段时间，这些家畜就成了“野生动物”，还得靠一场紧张的狩猎，才能吃上牛羊肉，喝上牛羊奶。而据有的探险家记述，在罗布人的村落曾见到过老野猪就在居民的房前屋后觅食，这让外来人不禁要产生错觉，以为罗布荒原的野猪有一定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逃归自然的家养的猪后裔。罗布人的生活所需都是取自身边，针是红柳针，斧头是石斧，衣服是水鸟羽绒或罗布麻织就。房屋是芦苇和土坯垒起……而外人难以进入的罗布荒原，就是他们的避秦桃源！
我所接触过的罗布老人都曾告诉我，罗布人本是相戒不与附近的其他居民来往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自相婚娶，并认定与外人接触会带来天花。他们无法抗拒的，是外来的传染病。
虽然时过百年，但是听罗布老人谈起清代的一次瘟疫，还让人毛骨悚然。如果哪个村落有人患病，大家就齐聚路口，把村落封闭起来，哪怕是飞禽走兽也是只进无出，外逃就乱棍打死。
据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经天山到罗布泊》一书记述，在他1876年抵达罗布荒原的20年之前，罗布人当中曾流行过一场灭绝性的传染病——天花。这样说来，可以推知罗布人的这场劫难应该发生在清咸丰六年（1856）前后。
看来，天花是罗布人进入近代社会的一大代价。在我第一次环游塔里木时，一位50年代初曾在米兰等地搞过土改的老人告诉我，当年罗布人村落里没有得过天花的人简直寥若晨星。而据清朝的文献记载，在罗布荒原的瘟疫之后，当地政府清点过户口，给每个幸存者发放一匹红布为贺。
我问库万老人，是否记得这回事。
他略带苦涩地说：“按班派的人不敢和我们直接接触，怕传染，只是悄悄靠近村子，守候在村头的胡杨林里。等到天亮，见到哪个萨特玛升起炊烟，就在门上挂一条红布。事后数数挂了多少条红布，就是还剩有多少户罗布人躲过了劫难！”
一匹红布？一条红布？
我相信库万的回忆是正确的。
楼兰王国立国的七八百年间，在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碰撞中，楼兰民族经历了发展、衰微、跌宕、迷茫，绝境求生……种种令人困扰但挥之不去的过程，并以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确立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楼兰王国国灭祀绝，罗布人与罗布泊生死相依，又度过十几个世纪的黯淡无光的岁月。
罗布人世代逐水而居，而罗布泊是交替游移于南北两个湖盆。西南的喀拉库顺干涸了，东北的古罗布泊就在同时复苏了。我分别问过库万和热合曼，20世纪20年代放弃阿不旦时，他们为什么不与湖水一同北返，择居古罗布泊岸边的故地呢？为什么要在米兰定居？
他们回答：北边没有水很久很久了，植被都早就死绝。当时不可能搬回北方居住。而米兰在阿不旦河的上游，1928年左右重新来过水，更使他们一直不相信世代相依的阿不旦河真的就一去不回，“储藏”着他们的憧憬、愿望和秘闻的喀拉库顺真的就不辞而别。所以，他们宁愿守在米兰，等阿不旦河“迷途知返”。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整个罗布荒原滴水全无。
啊！与罗布泊世代相依的罗布人呀！
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的罗布人！在死守和离去之间徘徊的、最后的罗布人！……
第二天，原准备再次探访阿不旦。我租了一辆吉普，想计算一下往返用的时间，如果来得及，在10月要安排国际探险考察队去阿不旦。我就是为了会议打前站而来。但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天的天气情况不允许我们前往东方的沙漠。
离开米兰时，我告诉库万和热合曼说，10月我还会来看望他们。在这时，我们都觉得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8年间仅有三次，可已经成为互相常常挂念在心的老朋友了。
离开米兰，天宇像是快要放晴。我一路北行，从路经的地方就知道这是古丝路相当重要的一段：罗布庄、考干、阿拉干、英苏、铁干里克……
一觉醒来，班车停在某个繁荣的西北小镇。我从车窗伸出头，迷迷糊糊地问路人：“喂，老乡，这是什么地方？”
“31团，”有个河南人回答，“英格可力。”
“英格可力？”难道这就是兵团31团团部所在地英格可力？
我思考了几分钟，主要是把自己所余的时间作了一番精密计算。我站起身，向同座的旅伴道了别，就下了车。
在31团的招待所登记了房间，我没费多大事就打听到怎么可以前往31团场的11连。
从团场驻地到11连只有四五公里远吧。路况不错。11连是一个自然村，前些年命名为“英库勒”。这里就是当年英格可力地方的行政中心，也是英格可力伯克的住所。可是，如今在整个31团已经见不到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兵团组建时，当地居民整个搬迁到了塔里木乡。目前11连——英库勒不但没有伯克的后裔，没有可资询问的老人，连当年的土屋都早就寸土无存了。
在丁字路口，一个农民牵着壮硕的耕牛到渠边饮水。那牛像患肺气肿的老人，胸腔里拉着“风箱”，而且竟如同人一样不住地咳嗽。面对浑黄的渠水，牛昂起头，低声哞哞叫着，使劲瞅着自己的尾巴。
卵石铺就的水渠被积沙挤成窄窄的一条，林带就像刚刚遭到一场肆无忌惮的、不规则的盗伐，而被风摧折的杨树竟是空心的。新萌发的树叶又干又焦，仿佛被火熏烤过。只有遥望地平线，才能体会出树木朦胧的绿意。
我信步走向塔里木河。31团11连所在的英库勒村离河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个距离真的不到“5公里”了。
我取直路一直向西走去。到离开英库勒村子远一些了，这场风灾的影响就触目可及了。
渐渐地，已经能看到河岸的树梢。开阔的旷野被大风“打扫”得干干净净，仅剩芨芨草和骆驼刺还带着几分傻气，依附在地面。缩成一团的骆驼刺，仿佛做好随时“逃荒”的准备，只有刚直不阿的芨芨草悚然而立，草茎细瘦光洁，不为大风而匍匐下笔挺的身躯。
来到塔里木河的河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哪是“无缰野马”，哪是“母亲的河”！时已初夏，但是在英格可力的河岸，我只见河水有气无力地静静躺在为积沙壅塞的河床里，毫无疑问，它久已失去了蓬勃的活力。今天，黄河断流都不再是新闻，塔里木河的断流也该在料想之中。可是刚刚领略了为狂风横扫的大地，再见到这一丝两气的塔里木河，使我分外沮丧。
然而更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就在塔里木河的对岸——西岸，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已经挺进到岸边，巨大的沙丘取代了屏护河流的浓密的胡杨林，这样一来，河流就成了“不设防”的防线。这就是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的“西线无战事”。难道人们对这样紧迫的“兵临城下”已经熟视无睹了吗？
今年塔里木河的春汛来得比较迟，到一两周之后，洪峰才能达到这一带，但这毕竟是在春天呀！从这个情况看，如今的夏末和秋冬两季，英格可力附近的塔里木河就将是一条失去动能的河，是基本断流的死水！就靠这一点点水，怎么能继续维持兵团农二师有五个团场的塔里木垦区呢？
我意外在河岸见到一个“萨特玛”——牧羊人的茅棚。那个牧羊人已经六七十岁了，不但好客，而且挺愿意和外人聊聊自己的生活。
他告诉我，他是英格可力最早的居民，从爷爷那辈就在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里放羊了，区别只是，爷爷给伯克放，爸爸给书记放，他给自己放。50年代后期，他们举家迁往群克。但从四五年前开始，他每年春夏又赶着羊群回到英格可力的塔里木河岸边放牧。他告诉我，就在英格可力附近，目前还有四个“海子”，不过都没有多少水了。至于哪个海子叫做“英格可力”，他就说不清了。
我向牧羊人打听“图拉萨干乌伊”这个地名，但他从没听说过。
斯文·赫定在他的回忆录《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这样说过：当他们的探险队离开这里后，图拉萨干乌依这个地名会被当地人沿用好多年，但在第二年春天的“桃花汛”到来后，他们精心构筑的探险队营地就会被塔里木河河水冲走。
塔里木的地名往往就是一段故事，而事后它又会自然而然地为时间所消磨。没有人知道“图拉萨干乌依”一点也不奇怪，和上个世纪末相比，连这个“英格可力”——新湖，也已经快成为历史地名了。
在赫定到来的19世纪末，塔里木地区最有生机的就是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以原始的爆发力，将生命与绿意点染在塔克拉玛干这亚洲的腹地。与塔里木河下游居民相伴的大型荒漠野兽，除新疆虎、野骆驼，还有马鹿、野猪。罗布人最崇拜野骆驼，最看不起野猪。但是在罗布人的传说中，塔里木河尾阊的野猪既死皮赖脸又攻无不克，他们甚至把当地的野猪说成是两栖动物，比水獭的水性还好，听起来叫人不但好笑，而且难以置信。如今新疆虎和马鹿赖以存身的原始胡杨林被砍伐殆尽，眼下连野兔都找不到一个保险的窝，更何况老虎！而“水陆两栖坦克”野猪在水、陆两地全无处存身！如果有人再作沿塔里木河的漂流，他的“旗舰”在这里就无岸可泊。
这究竟是塔里木河变得面目全非，还是塔里木地区的生存环境日见窘迫？这到底是新疆虎们的劫难，还是塔里木人的劫难呢？
有谁能说得清！
“那么，这一带有过去的玛扎吗？”我不死心地问。
“YAOK”（没有），牧羊人先是这样回答。但他自己似乎不太自信地说：“大家的没有，一个人的有。”他告诉我，早年听爷爷说起过，在远处某段河湾，曾经安葬过一个睿智的老人。直到他出生后不久，还有人专门来朝拜过那个玛扎。
“远吗？”我立即问。那难道是帕皮巴依的坟墓？“五公里！”他指着模糊不清的地平线说。
“五公里……”我摇摇头，苦笑着，放弃了再来一次冒险远征的念头。不管是谁的墓地，这已经不再重要了。
……1900年2月24日，赫定和他的探险队从且末回到英格可力的前进营地。
时隔两个月，英格可力这个凄清的地角天涯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新地名——图拉萨干乌伊，而且变得面目全非。就在赫定亲自搭起的那个马厩前，赫定的马竟惊了：用两具独本舟改制的马槽边，居然峙立着一只老虎。那是赫定1896年就结识的一个罗布猎人——打虎将——在元旦过后用药箭杀死，专门送到英格可力营地，以求善价的。这冻得像石头的新疆虎，临时成了图拉萨干乌伊的别致的路标或村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直到新疆虎早已灭绝，这张虎皮一直是斯文·赫定在斯德哥尔摩寓所的装饰。1990年秋在斯德哥尔摩，我曾为它斑斓的色泽所倾倒。
最不可思议的是，英格可力的探险队营房旁边竟出现了由俄国商人开的杂货铺和维吾尔人当老板的茶馆，货架上陈列着从库车、库尔勒运抵的日用百货，铁匠炉，裁缝铺，木器作坊……如雨后蘑菇簇拥在小路两边。还拥有了一条从英格可力伯克的村落直达图拉萨干乌依的便道。就这么一点点时间，本来远离尘嚣的探险队营地竟成了英格可力的商贸交际地点，空前繁华起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里的神话。难道是有谁祭起了阿拉丁的神灯？
然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则是四乡的罗布人居然自动把这儿当作了新的行政中心，带着各种官司和请求，纷纷赶来申诉。“海丁图拉”下驼伊始，判的第一件“葫芦案”，是为一对结合已经70年的夫妇，作离婚审议。
回到塔里木河岸英格可力的营地，赫定和他的探险队只住了十几天。1900年3月5日，略作休整的驼队又启程了，而此后再未曾回到英格可力的图拉萨干乌依。
在塔里木河的陡峭河岸为赫定送行的人群中，一个身穿蓝色袷袢、比罗布人高半头的威猛老人最引人注目。这就是西域探险史的传奇人物帕皮巴依。1888年帕皮巴依就因受雇于英国探险家、商人达格利什而载入西域探险史；1889年又作为奥尔良亲王的向导遍历天山南北；当法国人杜特雷依来中亚时，帕皮巴依从头到尾经历了那失控的探险队的“苦难历程”。1895年他成为赫定的随从。而这次回到中亚，赫定心中只有罗布泊这个目标，根本没顾上与帕皮巴依联系。“舰队”于1899年12月4日——停靠在英格可力之前3天——停泊在塔里木河卡拉渡口，赫定竟意外见到老仆帕皮巴依与打前站的队长斯拉木巴依并肩站在河岸相迎。
那时想在塔里木的穷乡僻壤找个人既难又容易。说难，在于当时新疆南部没有任何通讯手段；说容易，在于古绿洲的新闻与新闻的转播速度可成反比。寂寞莫名的亚洲腹地，新闻就像彗星返回人间一样稀罕；可只要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它就会如同野火，口口相传，以想不到的速度传播到每一个关心它的人。几乎就在赫定刚刚从麦盖提渡口舍陆登舟，开始漂流塔里木河，帕皮巴依就获悉“海丁图拉”已经回到中亚。于是他主动归队，在陆地伴随顺水而下的赫定一直走到卡拉。
我从来不相信奇迹，但巧合的确存在于生活中。就说这帕皮巴依吧，他的第一个主人达格利什实际上也是中亚探险史的第一个殉难者，达格利什1888年被刺于喀喇昆仑山口时，帕皮巴依就是仅有的证人。而为追踪凶手，英属印度的鲍尔上尉（后来的汉弥尔顿勋爵）在库车苏巴什古城发现了著名的手稿《鲍尔古本》，20世纪的中亚探险就滥觞于《鲍尔古本》的出世。而帕皮巴依的第二个主人杜特雷依就更有戏剧性了，杜氏探险队自1893年夏进入阿尔金山从此音信杳然，一年后在青海玉树与当地居民的枪战中，杜特雷依就死在帕皮巴依的怀里。斯文·赫定是为救援杜特雷依探险队才成为中亚探险家的，当他组建自己的探险队时，雇佣的第一个当地人就是帕皮巴依。而在1895年～1896年漫长的探险途中，帕皮巴依常挂在嘴边的，一是使杜特雷依丧命的“唐古特人”，二是帕皮巴依觉得无法理解的“罗布里克人”。
然而，不管是奇异难解也好，还是命运关照也好，这次帕皮巴依没有跟随赫定前往罗布荒原完全正确，因为在赫定3月5日动身仅12天后，帕皮巴依猝死在英格可力营地。他就埋葬在“科学考察船”封冻的河湾。赫定是在半年后才获悉这个噩耗的。
牧羊人提到的那个墓地——玛扎，是不是这帕皮巴依的归宿地，恐怕永远也弄不清楚了。
一道旋风在大漠跳着“探戈”。远远看上去，那直通天际的尘柱就像干渴已极的大地伸出舌头，去舔吮天空的云彩，也像大地忍无可忍，向造物主提出了挑战！如果不想屈辱地签订城下之盟，那就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我就这样心事重重地离开了英格可力的塔里木河河岸。
在为果树环绕的一家村，我向一个老人要了碗水。我突然在老人家的屋前见到一朵刚刚绽开花蕊的杏花。这杏花在枝头轻轻抖动着，但果敢地向四野展示出春天的魅力。一丝纤尘不染的粉红花瓣嫣然微笑，仅这纯真的笑容，就击溃了风沙铺天盖地的肆虐疯狂。春天——不，这已经是初夏了——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回到了人间。
第二天黎明，31团团部英格可力镇下起一场凉意浸人的细雨。
居民纷纷踉跄出行，不带任何雨具。他们本就从不置备雨具。很快在复苏的旷野扯起了絮状的薄雾，薄雾起自地表，萦绕在半空，消失于天际。雨无声无息地下着，雨滴一挨着地，就和渗透力极强的大地融为一体。地气蒸腾上升，想抢先拥抱雨水，雨雾仿佛被淋湿了翅膀的蜜蜂，无法鼓翅高飞，只能在地面腾挪幻化。潮乎乎的空气，刚能打湿外衣的细雨，使我这漠缘绿洲的过客感到心痒难挠的惬意。
在细雨中，班车上路了。在快到尉犁县城的群克村，司机决定停车吃早饭。我什么食欲也没有，就在群克村边漫步。
路旁的古桑树下，祖孙二人席地而坐。看着古桑，看着愁眉不展的孩子，1976年春我第一次来塔里木的记忆突然复活了。
……桑葚坠得老树枝条下垂，满面红光的巴郎在树下立起“一毛摇一次”的纸牌，只要给他一角钱，就可以任你抱住树干摇晃，摇下多少桑葚都算是你的，多的时候，甚至得脱了衣服兜走。
可在这棵树下，我分不清祖孙的脸上究竟是雨水还是泪水。被旱风吹焦的桑叶枯黄卷曲，在雨水的催促、劝说下，才迟迟疑疑地略微舒展开来。
“还能结果的吧！”我半是自语地说。
“今年……”老人摇摇头。“树是我结婚时种的。他的爸爸（老人指指孩子）就是吃这棵树的桑葚长大。今年他是吃不上了。”
雨不多，湿衣裳；话不多，恼人肠。我突然感到凉意袭来，不知该感谢这场终于降临的雨水，还是该怨恨这场姗姗来迟的春雨。
班车抵达库尔勒的时候，雨停了。雨一停，陌生的太阳就挣脱了束缚，驱散阴翳，跃上天宇。太阳强睁惺忪睡眼，俯视迷蒙混沌的大地。
沐浴着怯生生的阳光，我感到阵阵晕眩。我心中分明有新的体验在萌动，但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阳光就像一种奇妙的催化剂，当我重新置身于她的爱抚之下，昨天的那个我就不复存在了……
……我快步走下库尔勒交通站的台基。迎面走来一位维吾尔族少妇。她是即将乘车返回库鲁克塔格的山村。兴奋的少妇捧着孩子。作为母亲来说，这少妇可真是太年轻了。她鲜润的双唇被阳光涂上了美妙的色泽，脸上金黄色汗毛如同一派雾霭。她怀里的孩子也就是刚满月，红扑扑的小脸还看不出模样，恰好可以吮住奶头的小嘴在寻找着母爱。孩子微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细线，眉毛像褪了色的字迹，胎发细软卷曲。孩子自然地侧过脸，似乎在寻找什么，那分明是感受到了阳光的爱抚。
“小心，别着凉！”我伸出食指，逗着孩子。孩子咯咯笑出声来。
少妇忘情地在孩子的面颊亲吻着。“这是他生下来头一次见到太阳！”
提到“太阳”，少妇语调虔诚，充满崇敬之情，略带嘘声。听她以这样的口气和语调提到太阳，我心中不禁暖意充盈。
“多好哇，太阳！”少妇如痴如醉地自语。“哦，太阳！太——阳！”
那孩子微微皱起眉头，伸出小手，在空中虚抓着什么。他或许是想触摸这能够给予自己关怀和暖意的阳光。
滚烫的泪水从我苍白的面颊滴下，流进衣领。我觉得自己和那刚刚满月的婴儿一同在领受庄严、圣洁的洗礼。
从这一刻起，一个新的我诞生了，而塔里木、罗布泊、罗布人的历史命运，已经和我的生活轨迹紧密地切合到一起。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间，解开罗布泊和罗布人历史命运这世纪之谜，早就不再是学术课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它成为我生活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