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于1902年回到久别的欧洲。他对罗布荒原的勘测，对罗布人的报道，尤其是楼兰古城的发现，不但确立了他首席中亚探险家的地位，也使罗布淖尔成了中亚探险名副其实的热点。
一般来说，英属印度旁遮普邦的那个精力过人的学监奥利尔·斯坦因所关注的只是考古发掘，因为这才是获得文物的主要途径。这就是他与赫定根本的不同。在这之前，他就是手执斯文·赫定的地图进入塔里木地区的。他对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的发掘，其实都是步赫定的后尘，但成就不俗。1900年，赫定在北方闯入楼兰王国的重要遗址，而斯坦因则于南方发现了楼兰的南方边境重镇精绝。但是尽管斯坦因在精绝轻而易举地攫获了一整个楼兰王家的档案库，带走了数以百计的佉卢文文书淤，使楼兰的官方文字佉卢文复显于世，但赫定1901年3月走进楼兰古城。他们一南一北，分享了发现为流沙掩埋的楼兰文明的成果，这一切使新疆受到举世关注。
赫定是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传人。在塔里木是如此，在西藏是如此，在河西（敦煌）也是如此。当斯坦因设计自己的一次新的考古探险之旅的路线时，两眼就死死盯在罗布荒原。老实说，斯坦因倒不在乎楼兰古城是由谁发现的，他的目标始终明确，那就是在荒沙、碱滩寻找文明的遗迹，获取使世人震惊的文物。
1905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巨著《罗布泊探秘》，同时斯坦因获悉，在拟议中赫定新的探险目标是西藏，而不是罗布荒原。
在20世纪的前期，中亚是世界级探险家的“考场”，能够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探险家的合格证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中亚又是探险家的竞技场，谁能抢先占据有利的位置，谁就有了名扬天下的机会。哪个探险家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
1906年12月，斯坦因来到罗布荒原。就与官方打交道这一点来说，斯坦因自有其特点。当时罗布荒原的南部划归若羌，而若羌仅在3年前才从准县升格为县。不知道为什么，若羌的县丞或县令更变极其频繁，平均任期不到一年。1906年12月的若羌县令是刘谟。
刘谟对斯坦因——中文文献里称为“斯得讷”——干什么来了并不感兴趣，他只是例行公事地为斯坦因找了两个驼夫。应斯坦因要求，这两个驼夫都是罗布人，一个就是托克塔阿洪，另一个是个叫毛拉的老罗布人。
昆其康伯克的儿子托克塔阿洪当时35岁，在斯文·赫定离开罗布荒原后，就一直很少见有关他的记载。据我所知，在不当向导时托克塔阿洪是以打猎为生的。而为斯坦因当向导和驼夫，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20世纪罗布荒原探险队的序列中。此后，他的下落不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贝格曼来到罗布荒原时，曾见过他一面，他专程为探险队送来了给养。直到1997年秋我才解开托克塔阿洪下落之谜。在为斯坦因雇佣时，毛拉已经6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识见极广，是传统的罗布人，但我以为他不是一直生活在阿不旦的罗布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新疆建省不久，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有感于新疆与内地交通不便，尤其是南疆和田更是遥远难通，就计划重开自玉门、阳关，经罗布泊、且末、于田，抵达和田的古道。这是一条久已难于通行的、但距离明显要比官道驿路近许多的便道。刘锦棠亲自主持这个工作，并派了副将郝永刚等人具体实施勘测路线。在寻找米兰到敦煌的古道走向时，郝永刚就雇佣了罗布人毛拉为向导。那时毛拉年方30余岁。郝永刚等人都亲身参加过平定阿古柏伯克的西征，是久经考验的职业军人，有毅力，不怕吃苦，毛拉与他们处得不错，并完成了探路的任务。在回乌鲁木齐交差时写的报告里，郝永刚还为罗布人毛拉成功地找到了这条久已湮没的沙漠古道，并带领他们从米兰抵达敦煌而特别记上了一笔。
斯坦因在他的名著《沙埋中亚废墟》一书中这样描写托克塔阿洪：
他身材魁伟，肩膀宽阔，头发稀疏。他的体型体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仍然能与塔里木河两岸那些靠捕鱼和游牧为生者明显区分出来。
他讲的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元音很突出的罗布方言，用词古怪，以致我从叶尔羌和和田带来的几个维吾尔人几乎就听不懂他说的话。
事后回忆起这次罗布荒原探险过程，斯坦因承认：“对我来说，有这么两个伙伴太令人欣慰了。他们经受过艰苦的磨难，有在沙漠探险所需要的承受力和绝境求生的技能，更有斯文·赫定探险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每个人都是硬汉子，粗鲁而又品行端正。”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对托克塔阿洪其人最具体的评价。随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离去，世纪初罗布荒原探险活动的见证托克塔阿洪就从罗布泊探险史上“失踪”了。
在托克塔阿洪和毛拉的带领下，斯坦因来到了大名鼎鼎的罗布荒原的“首府”阿不旦渔村。像先行者们一样，他要以这儿作为进出罗布荒原的依托。
来到这个已经在式微之中的村落，斯坦因大吃一惊，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伴着依列克河——阿不旦河展开的小村子，破败、杂乱，缺乏生机。搁浅在阿不旦河河滩的独木舟年久失修，似乎象征着广阔水域正在远离这昔日的繁荣渔村。与塔里木其他的穷乡僻壤相比，它的建筑密集度要高得多。而且它的建筑物基本上舍弃了传统的草木结构，好一点的房舍都是土坯垒起的。但它无疑正处在无可挽回的衰败过程中。低矮的土房，破旧的渔网，就是这个村子的标志。
1906耀1907年的冬天，正逢罗布荒原罕见的酷寒，除伯克、头人房内有火墙淤取暖，村民主要是靠厚厚的墙壁来抵御砭骨的朔风，而那晴空的太阳，则成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度过漫长冬季的凭借。除了每天早晨的炊烟预报新一天的开始，村子就好像一个久已瘫痪在床的危重病人，失去了欢乐和喧嚷。
难道这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斯文·赫定的阿不旦？就是“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于？
随着走近渔村，斯坦因的印象在逐渐丰富。他终于看到了在破败、颓唐的表色遮掩下的阿不旦实况。
离渔村还有一望之遥，斯坦因突然发现有两个身着清朝正式官服的伯克，就分立在村前的小路两边迎候，并等待验证关防护照。在清爽阳光下，伯克们的五品服饰显然已经陈旧了，也许是传过几代人。可是顶戴花翎上的宝石依然散射着悦目的光辉，“马蹄袖”虽经补缀，但洁白整齐。无疑，伯克们的着装无可挑剔。而且，他们相当看重自己的身份。虽然在此之前，斯坦因在路经库姆恰普干（由昆其康家族直接管辖的三个村落之一）时已经见到过一个清廷钦命的伯克，但他还是立即就感受到“只有在这个地方——阿不旦村，罗布人仍然坚守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那时（1907年），斯坦因已经走遍塔里木，因为他是个“洋人”，所到之处，官府总是尽可能满足他的需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阿谀奉承、颐指气使，是常例。阿不旦村头的见闻，真叫斯坦因感慨不已：在罗布荒原这罕见人烟之处，大清的国体仍在，而罗布人则是罗布荒原当之无愧的主人！每想到这个往事，我总要为中华民族感到骄傲。
阿不旦的村民都知道“海丁图拉”，而且颇多怀念之情，几乎每一个与斯坦因交谈过的罗布人都要问“海丁图拉什么时候回来”？这使斯坦因颇感意外。
斯坦因也许并不真正想深入罗布人的生活底层。但他还是记下了自己对西域探险史上著名的阿不旦村的观感。
在他到来时，这个罗布人的最后的“伊甸园”早已不适宜居住。
没有密林护持，没有广阔水域相伴，冬天苦寒难捱，冷风砭骨裂肤，只靠干枯芦苇生火取暖，只靠土屋御寒，使老人孩子度日如年；夏天酷热如蒸，蚊子多得吓人，只有刮起风暴时，在狂风中挣扎的罗布人才能暂时摆脱蚊蝇的包围。尽管如此，罗布人显然已经适应了阿不旦的环境，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对罗布人几乎没有影响。在他们看来，阿不旦似乎是上天专门赐予罗布人的。另一个使斯坦因感到惊异的地方是，在阿不旦到处可见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老人们的沉静自持更使斯坦因印象深刻，他们虽然枯瘦干瘪，甚至弯腰驼背，但从不抱怨诉苦，只是悄悄地坐在向阳的房根下，一坐就是一天，享受着人生最后的阳光。他们只是观望着、关照着儿孙们介入生活。然而孩子之少，说明罗布人的生育成活率极低。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才使阿不旦失去了活力。斯坦因认定，与气候相比，人口的老龄化是罗布人人口锐减的真正原因。
我在最后的罗布人当中采访时，多次问起斯坦因。
其实，仅存的罗布人并不知道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这些名字，他们的叫法是“海丁图拉”、“斯得讷”、“外国和尚”。因为不了解这个情况，有些人乍一接触罗布人，就会为此颇感困惑：如果这些罗布人真的就是当年居住在阿不旦的、罗布荒原的主人，他们怎么会没有听说过斯文·赫定、斯坦因呢？事实上一直有人这样责问。
1992年5月在米兰，库万谈兴正浓时讲到了斯坦因：“这个斯得讷呀，他带来了一麻袋的天罡（银元）。在米兰他挖了一排破房子，只要发现了有字的纸，就奖给一块天罡，当场立即兑现。他根本不让我们罗布人再看到纸，全打包带走了。”
库万讲的是斯坦因对米兰古城和寺院的发掘。斯坦因带走的不仅是文书，还有塑像、壁画和其他文物。一共装了几十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带翼天使”的壁画和直径1米的佛像的头部。
“斯得纳”刚刚走，那个年轻英俊的日本释子——“外国和尚”——橘瑞超就来到罗布荒原。
橘瑞超不但以发现了《李柏文书》著称，在1909耀1911年间，他还曾三次抵达过阿不旦。他是最后一个记述过阿不旦情况的探险家，如果不算中国北洋政府财政部敬业的官员谢彬的话，阿不旦在1921年最终被放弃了。
1910年底，橘瑞超由罗布人作向导，抵达了楼兰古城。离开楼兰古城，他也像赫定一样，向南直奔喀拉库顺岸边的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
在抵达新阿不旦之前的一天，橘瑞超在沙漠中度过了1911年的元旦。1910年的除夕之夜，给这个天涯游子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又大又圆的月亮。望着这沙漠之月，橘瑞超感到凄凉、悲壮，思乡的情愫使他整夜难以成眠。
新阿不旦村的村民早就知道橘瑞超即将到来，他的驼夫本就是罗布人。在阿不旦，橘瑞超受到昆其康伯克的继任人买买提·尼牙孜伯克的欢迎。这就是阿不旦居民和它的伯克见到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当时阿不旦仅有十一二户常住居民了。这十一二家就是最后固守在罗布泊岸边的罗布人，由于罗布人不与外人通婚，他们可以说都是沾亲带故的。在清初，罗布泊岸边的罗布人分居两个村落，而两个村落的人互相婚娶，成为实际上的两个家族。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罗布人的生存空间窄得多了。
有外人到来，阿不旦就像过节一样。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精疲力竭的驼队。买买提·尼牙孜伯克赠给橘瑞超的礼物，是一条冻得硬邦邦的大鱼。这竟是阿不旦这个往日兴旺的渔村最贵重的礼物，因为那样大的鱼对于罗布人来说已经是如此的稀罕，连伯克也难得一见了。
当然，新阿不旦附近的沼泽还有茂密的苇丛，苇丛中栖息着水禽。阿不旦河仍然时断时续地流向喀拉库顺，但时见干缩的大湖正日益远离开罗布人。橘瑞超在已经颇感陌生的房间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次日就从阿不旦村动身，追随赫定当年的足迹，继续向南，进入了阿尔金山……
罗布老人曾这样对我谈起橘瑞超：
“那个外国和尚是按班（指若羌县县令）的朋友，按班几次派我们到沙漠里找宝，就为了卖给他。他从按班手里买走了许多东西。”
这个橘瑞超是个极有毅力的人，也是个运气极好的人，这或许就是一个释子的优越性吧。他在西域就靠“捡漏”，而且专门捡斯坦因、格伦威德尔、伯希和这样的行家里手的漏。居然搜集到一大批重要文物。但据我与罗布老人的交谈，我相信在橘瑞超的文物中，他向当地人买的比一般认为的要多得多。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可能就是从“小河5号墓地”拿回来的。
米兰大寺是斯坦因首先作了发掘的。在他离开米兰时，由于东西太多一时带不走，就把不太重要或太沉重的暂时就地埋在了沙子里，准备下次来时取走。但在斯坦因再来之前，橘瑞超先行一步，并发现了斯坦因密藏在米兰的文物，他把这看成了上天的赐予，很自然地将它们带回日本。
听到了这个消息，曾被认为颇有绅士风度的斯坦因竟勃然大怒，提出这些文物的所有权应该属于自己。
斯坦因并没有巴望真的能要回米兰的发现品，因为谁也不会受理这样的争端。橘瑞超不过也是“捡了个漏”而已。
1914年初春，斯坦因第二次来罗布荒原，他并没有再访阿不旦村。他的兴趣毕竟不在人文地理方面。这样，日本释子橘瑞超在1910年耀1911年之间的到来，就成了对阿不旦最后一次探访，并且留下了文字记载。橘瑞超对阿不旦的观感与此前（1907年）斯坦因所见大致相同。生存环境恶劣，人口老龄化，新阿不旦日益失去了生机与动能，这，也许就是阿不旦村最终放弃前的实况了。
以我们见到过的而言，中国北洋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是最后一个记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情况的路经者。1917年8月21日午夜，受命视察新疆财政的谢彬顶风抵达了罗布庄附近的卡拉瓦尔。这个卡拉瓦尔就是当时车尔臣河（又称卡墙河或且末河）流入罗布泊的入湖口。
在《新疆游记》中，谢彬曾这样记述了待渡时的见闻：
卡拉瓦尔，译言“一望无涯”也。……风起水涨，汗漫无边。午夜无月，难觅浅径，偶有失足，辄陷泥淖。乃席沙中假寐待旦。水面风来，寒砭肌骨，重棉不温，颇足恼人。坐至四时，东风既白，乃策马随向导以渡。计经深处，不盈二尺。朝曦方升，波光呈黄金色，水鸟浮游，拍拍展翼。凝神而视，饶有逸趣。
此后，谢彬又在笔记中补述一笔：自卡拉瓦尔有支路，“东行二程至阿不旦庄，居民二十七家。”看来他自己并没有到达新阿不旦，但是，在他路经时新阿不旦仍然有居民27家。这也许是包括了由住在新阿不旦的罗布人伯克统领的全部居民的数目。以罗布人的家庭而言，27户应该有100人上下。
这，就是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在1921年废弃4年之前的最后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