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他的死比他的哲学更为著名。他在雅典被判决死刑后，直到死期逼近，仍旧面带喜色，大谈哲学。他说，他这一生都是一场戏的预演，这场戏的内容是：上帝善意地把人的灵魂幽禁在肉体的“栅栏”里面，如今它获得释放，将踏进更美好的世界，得到更大的自由。在此，真理和事实均一目了然，不必通过“眼睛的格子窗”去窥视—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死亡就是这场戏的启幕。
苏格拉底此说，和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不谋而合。这么一来，烂熟的比喻：“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便可进一步具体化—眼睛是肉体这囚牢的“格子窗”，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灵魂，只能透过这小小窗户看世界。一位老师，高中时上我的语文科，“文革”中和我同一“战斗队”，一起写大字报，后来当上造反派司令。到了兔死狗烹的阶段，他被抓去坐牢。他告诉我，在憋闷阴暗的牢房里，唯一的消遣就是面对高高在上的囚窗，看太阳的光线如何缓慢地移动，映在沉重的墙壁上的日影如何变化。为了看外面一棵树的叶子，他们伏在地上，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好让视线从窗子突围。由此看来，囚窗之于囚犯，其重要不下于眼睛之于人体。这位误信中央“文革”的煽惑而被囚的老师，尝了10个月铁窗风味后便恢复了自由身。然而我们的灵魂，却在有生之日，无一刻可以逃脱。鲁迅曾慨叹彼时的社会，“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们的肉体更甚。唯一的“出逃”就是做梦，可惜梦乃镜花水月，和真实绝难搭界，连“越狱”的彩排也谈不上。备受幽禁之苦的灵魂，自然不甘于照单全收，对肉体的统治、钳制、剥削、摧残，思量反抗。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的一路，基本上是灵魂的呻吟和突围，屡仆屡起，永无宁日。
不过，沿这一思路发挥，是赔本生意。我们只能看到生命的阴暗，没完没了的冲突，“格子窗”的功用，除了让灵魂透透气，还有就是流泪。越往下想，越是悲观主义得势。教臭皮囊里面的“囚徒”更难度日。
所以，我万分拥护苏格拉底的“预演”说，活着时，灵魂不过租住肉体，暂时栖身，以自由的失去代替租金。到死亡来临时便告刑满释放。倘若在台湾，此前已离开肉体、获得解放、团聚在上帝脚下的“先进”灵魂，会飨后死者以猪脚面线，也许还让他跨火盆，以去秽气。这条无疑是极为实用的。死亡也许是福祉，但将死，乃是人生最大的恐惧，好在，凭借这一理论，所有葬礼都成了喜庆，人们从“怕死”变为“只怕不死”。
最后带一笔，苏格拉底服毒之后，按照狱吏的指示，先在狱里走动一会，待到双脚感到沉重，才躺下。狱吏查看，他的下肢朝向心脏部位逐渐失去知觉。沉寂一阵之后，这位伟大的哲人掀开头部的棉被一会儿，说出不朽的遗言：“克利多，我们还欠阿克利披亚斯（Asclepius，医神）一只公鸡，别忘了还这笔债。”由此可见，弥留之际，他对肉体的“囚牢”，如果不说尚存依恋，至少未失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