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老闹着，非要回家住，护士对付不了。”母亲在电话中焦急地说。我马上开车赶到疗养院。
“有要紧事和你谈。”一见面，父亲便神情极为严肃地说。
在旧金山拉坤那疗养院四楼，我把父亲推出病房，关掉轮椅后的紧急呼叫器，解开安全带，把他扶起来。他艰难地挪步，重重地摔进扶手椅。这里是长廊中段旁侧的简陋客厅。
父亲的语调又低沉又沙哑，口齿不灵光，我要俯身，贴近，连猜带问，才弄明白。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先作安慰：好的，回家去。父亲挪了几次才坐稳，并没马上开腔，呆呆地张开口，看着角落的鸟笼。几只被广东人称为“白燕仔”的明黄色小鸟，在栖木上蹦跳，那股生猛劲，让这举目所见尽是轮椅和半身不遂者的所在，格外显出命运的不均衡来。阳光在窗外的树丛里抖动。
我等着父亲开口，顺手替他理了理歪到一边去的衣领，抻抻缩进去的袖子，把掉在前襟上的面包屑捡起来。抚了抚父亲疏而凌乱的白发，心里涌起无限的爱怜。这个赐我以生命并一直予我最巨大影响的男人，如今角色掉换，他成了我的不懂事不讲理的‘儿子’。凝视着他的侧面，84岁的脸庞，布满老人斑，轮廓和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几乎一模一样，差异仅仅是：父亲颈项上松弛的皮，不时下意识地抽搐一下，仿佛风过池塘所造的涡圈。祖母早年告诉我，这是父亲上初中时，向调皮的同窗模仿来的小动作，不料它却跟随他整整一生，一场脑栓塞，让他成了标准的糊涂虫以后，也没除掉。
我爱抚着父亲瘦削的肩膀，说：“说吧！我听着呢。”我已准备了类似哄小孩子的台词。父亲清了清嗓子。我心头却掠过一丝古老的恐慌，小时候，父亲要教训我时，情景也差不多。却很快释然：父亲要还能正儿八经地训人，那就好了，问题却相反，中风后的智商不及三岁的孩子。
“回家的事……定下来了吧？”
“不会变，下星期六下午4点前，我接你走。”
“那就好，家里好，地方大，介砖地面，干爽。”父亲喃喃道，小眼睛眯着，目光越过在他面前陆续碾过的轮椅，也越过窗外的闲云，瞩望极为遥远的地方。
“慢着，你家没有介砖地面，有地毯。”我纠正他。父母亲住在妹妹家楼下的套间。
“村里的家……我是说。”父亲固执地反驳。
噢，祖屋，厅堂的阁楼，供着祖宗神位，还供过身为大家长的祖父的“长生禄位”，是的，老家地面，铺的是橘红色的介砖。人去楼空多年，砖上长了绿苔。
“住地下一层，不用爬楼梯。”父亲活跃起来。他的思绪是兔起鹘落的诡奇作品，游走在不同的时空，骤然地掉包，强制地代入，毫不顾及常理，却又没有完全忽略自己的病况。今年的阴历正月，他在家里，因脑栓塞被送进医院的急诊室，被抢救过来后，先是加护病房，再是普通病房，然后转到专收中风病人的疗养院，不间断地折腾，半年过去了。“请保姆好了，白天一个，晚间一个，要不你妈太辛苦。500元一个，这钱我出得起。”父亲年轻时，左手拨算盘，右手记账，又快又准，被小镇居民称为“神算手”，此刻部分地回复了商人本色。
“爸，回老家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你顶得住？”我一句话，把他拽回现实。妹妹的房子，在拉丁裔聚居区边沿，他和母亲在楼下住了5年。他发病前，早上爱拄着须臾不离的拐杖，从长长的过道走到门口，就着雾气里温吞水似的阳光，读一张《中文日报》的头版，打阵子瞌睡。他中风的第一天，在急救室里，鼻饲，输氧，输液，管子仿佛榕树的气根挂在床头。半昏迷状态中，他居然能对查房的护士，一字不错地念出现址的号码、街名和邮区号码，尽管吐音模糊。
“……”他不接茬，避开我的提醒，纠缠着老家。“热是热点，有风扇哩。在那里，才安泰。”那栋两层高的青砖大屋，是祖父母当家时造的，那时父亲还是只配给泥瓦工挑开水和送午饭的少年。到了70年代，父亲成了家长，在老屋建了淋浴房，把盛井水的陶缸改为方池，在阳台搭了鸽子棚，屋旁建了猪栏。厅堂成了他所率领的一群勤劳儿女的副业工场，编草袋，织竹帽，养猪。父亲的中年时代，健壮，奋发，坚忍，在专政的铁桶之内，在一波波旨在扼杀全体人民的创造力，使社会陷于普遍的贫困与恐惧的政治运动中，这位因“商人”成分而从来不被重用的布店售货员，假日回到家，除了夏日的夜晚到禾堂乘凉时摇摇葵扇外，手从来没停过，不是用缝纫机做母亲接来的活计，就是缝草袋，削篾片，撕水麻，纺麻线。他和母亲在老屋，养大了六个儿女，在饥饿与贫困的围困中，靠超乎普通农民的勤劳，支撑起一个让乡人羡慕的家业。老屋的厅堂里，停着一排自行车，靠墙排着一行谷瓮子。天井下，鸡的咯咯和猪的呶呶，山墙外，孙子的嘻闹和儿女的笑语，那才是他名副其实的“家”。至于位于旧金山东部，中国人、黑人以及南美洲人混居的地区，那一栋价格虽飞涨到近60万美元，但难以造就归属感的木头住宅，被他完全忽略了。
“我坐轮椅回去！”他倔强地宣告，声音奇大，把一位靠近鸟笼逗鸟的病友吓了一跳。
“好的，等你真好利落了，我陪你回去，我比你更想回去。”我安慰他，半是哄，半是心里话。
“什么时候走？”他问。我晓得他指的是乘搭越洋客机的日期，却装糊涂，说：“社工交代了，下星期三、五两天去‘老人中心’作体检和评估，如果没有问题，星期六便正式搬回家。”他哦了一声，低声念出一连串数字，我从断断续续的言辞理清他的思路，他在算手头的老本，看回老家养病够开销多久。其实，“回去”对他来说，现实条件是零，他一天吃的药，从降血压的，稀释血液的，补充营养的，去水的药片到安眠药，不下七八种。无可救药的心力衰竭，随时使他仆地不起。残烛上颤抖的蝇头小火，怎避得过万里还乡路上的风风雨雨？可是，父亲不管，他错乱的神经，一似海滨的防风林，千枝万丫，虬结纵横，然而都约齐了，倒向一个方向。“飞鸟返故乡兮，狐死正首丘”，候鸟以及洄游到出生地去产卵和死亡的鲑鱼，是实际的回归；狐狸，是象征性的回归。原乡，是父亲的大脑失陷以后唯一闪亮的目标。
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父亲忽然高声叫起来：“阿昌！阿昌！”他叫着他外孙的名字。我说：“不是阿昌。”“明明是。”我把他扶进轮椅，推他向前，走近那位搀扶老人走路的少年义工，父亲再叫一声，少年白了他一眼。他终于承认，少年不是和他一起住的外孙，尴尬的神情，多像30多年前的一幕：他凭在1957年干部下放期间在农场基建队学的手艺，在家里砌了一个方形水池。忙碌了整整一天，大功告成。夜里，他吩咐妹妹往池里倒满井水。早晨起来，看到水池塌了，水在厅堂满溢。他不甘心地自问：“怎么会呢？师傅说，让水浸着，水泥才干得快，干透以后没裂缝。”我讥笑他：“可惜水泥没你那么性急。”那阵子，他也是这般不好意思地苦笑的。
可是，父亲并没有就此收敛，变本加厉地乱认人。把替他换尿布、洗澡的护理员小宣称为侄女“阿妹”。他给在大陆的二儿子打电话，说二媳妇最近在疗养院找到工作，待遇蛮好，每天工钱100多块。弟弟在电话那头哭笑不得，说：“她在这里，正为办不到旅美签证发愁呢！”两位夜间值班的男护理员，被父亲指为他的“两个女婿”。父亲提起隔床的病友，把半身偏瘫，整天卧床的老人指为“长塘大队的土改队队长，斗地主够凶”。至于因车祸而在疗养院一待就是7年的同乡曹先生，则被父亲“委任”为家乡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那时我当工商联主任，和他打交道可多，人滑头点，‘大跃进’那年，三天三夜在水库工地挖泥，放过卫星哩……”他煞有其事地指着在床上靠氧气管呼吸的“老金山”，做起“人事鉴定”来。我明知道他的话破绽百出，父亲当工商联主任是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却是1958年以后的事，但没点破，兴致勃勃地看他兴致勃勃地说话。我的父亲，外号“把闭”（广东话，性子急之意），他爱喝沸腾着的汤，宁愿嘴被烫出泡来。现下，他迫不及待地就地取材，炮制故园的“代替品”。我发出无限欣慰的微笑。
……上初二那年，我的脚长了疮，痛得夜里睡不着。第二天，在午睡时间，看门的校工来宿舍通知我，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校门。父亲扶着自行车把在等我。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流。父亲拍拍我的脑袋，载我到城里诊所，敷了药，再领我进名叫“湖心肪”的水上茶楼。他专门要了饱肚的叉烧包和糯米鸡，全推到我面前：“我吃过了，你包下。”我看了他一眼，他大口喝着劣质普洱茶，眯着眼看我风卷残云地吃，欣慰无比地微笑着。我打着饱嗝时才省悟，父亲是饿着肚子陪我的，他每月工资才42块半，不敢多花。此刻我自信，我的姿态与神情和在茶楼上的父亲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