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接到老炳的信，说是一些同学发起“毕业30周年联谊活动”，邀我回到母校，参与“全球性的大聚会”。我实在很想回去，但是太仓促，海外谋生，纠缠诸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随即，我给远在纽约的伍俊生老师打电话，他说他也去不了，但要约齐纽约的老校友们，聚会一次，看谁能回去；倘不能，也要表示一点心意。他说：“你写点东西，作个纪念如何？”我说这好办，“秀才人情纸一张”，在海外文坛，我虽是票友，但一年总也生产20来万的铅字，姑且算是他当年在南院教室布置的作文作业—额外的一次，要我在30年后才交卷的。（老师老师，当年说过“点点红墨水，滴滴心头血”的老师，如今你批改作文的笔呢？）
写什么呢？不存在无话可说的问题。30年，我们可能有同样的30年？太多的追忆，太多的感慨；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还是有“取哪一瓢”的疑问。于是我茫茫然，戚戚然，好些时日了。直到今天—1996年6月13日，中午，在女儿高中毕业的典礼上，我坐在大球场东侧看台上，才忽然悟到了。
女儿18岁，刚刚在旧金山的“华盛顿高中”毕业。有女初长成，自是喜事。但未到“以息仔肩”的时候，她和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商科四年级的哥哥，上学的浩繁费用，还要家长负担。美国的风俗，毕业是人生大事，务必郑而重之地办。从早上开始，女儿在家里就占据了梳妆台，精心打扮。女孩子家的玩意，总有数不清的穷讲究，待到走出门来—哎哟，一个陌生的大姑娘，穿着传统的红袍子，戴一顶四方帽！我催她上车，她却犹豫，说一身红色太惹眼，一转身去换上家常衣服，说要到了典礼开始前再换回。我一边驾车，一边跟女儿说：“我念的书，就到你今天的程度。我常常惋惜受教育太少。”她问：“你干吗不读大学呢？”我沉默，怎么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呢？那复杂的前因后果，还要操拗口的英语。把女儿送到学校，我再去接上岳母，接上在下城一时装公司上班的妻子，和住在唐人街的父亲。驶近金门大桥前，还拐进超级市场的鲜花部，买了一束粉红的玫瑰花；当外婆的，硬说一束不够，非要自己掏钱不可，便再买了一丛三色堇和紫罗兰。到了学校，已是人山人海。大到足以作为美式足球赛地的操场，茵茵绿草中央，一个极为夺目的方形色块：一色的红袍子，方帽子。（哎，红色，东方故国最喜好的吉祥之色，能点燃多少青春记忆的暖色啊！）那是本届的毕业生们。分行坐在折椅上，怕有七百多号人吧？气球，彩带，该校的交响乐队，堆满鲜花的讲台。四周的看台上，上万名家长和朋友、亲戚。乐队不停地奏乐，看台上阵阵欢呼。坐在我和妻子旁边的两位白人姑娘，说不定是球队拉拉队出身的，热情过剩，且十分新潮，鼻子穿孔戴环，臂上刺了青，总是没来由地吆叫，分贝之尖厉，使旁人苦笑着掩上尊耳。
天气是少有的晴天，瓦蓝的天宇，恰到好处的和风，四杆颜色各异的旗子：美国国旗，加州州旗，旧金山市旗，华盛顿高中校旗，猎猎飘着。绿草上的红色方块，那些红袍子，也随风涌动，一如不远处太平洋的细浪。他们本来属于不同的族裔，在亮丽的太阳下，却很难分辨出黄白黑各异的肤色，大家都在享受这毕生难忘的时刻。风忽而大起来，红色方块中，许多手按住头上的帽子，免得飞走了。顿时，一阵无以名之的感触穿过全身，我打了一个寒噤。随即，眼睛湿润了。怕人看到，只好低下头去。
何其浩瀚的红色！何其熟悉而陌生的场景！我那年也是18岁。在台山一中高三1班的课室里做功课，在篮球场上和李沃欢搭档对高手江金贤，在膳堂里狼吞虎咽两份饭，在跑道上拼命地蹬单车，与最要好的李振旺的脚力比赛，在县前路的“余湛记”吃上5分钱一碗的汤面……30年了！一个轮回，是美丽，抑残酷？是岁月的巧合，抑命运的作弄？此身何处：是故土，是异乡？此处何身：是女儿，还是我自己？今夕何夕兮，为何我这般敏感多情，又回复到校园里，变为那个肩膀窄，背微驼的瘦小子？30年前的今天，我在干什么？
往事太远太远，不但隔着10950张日历，还隔着近1万公里的浩渺大洋。幸好，我当年断断续续写下的日记，早已让移民到此的父亲带了出来，存放在书房中落地书架的顶端。20来本，最早的写于1963年，那还是初中三（叫“六年五班”还是新三（5）？）可怜的日记被乡下老屋的蠹鱼细细解读过，被故国的雨水濡染过，“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怕被抄出来，还送到大山下友人家的猪舍去藏过，复遭旧金山的雾气侵蚀过，册页散了，字迹模糊了。最资深的那本，一翻开，干脆就落下缤纷碎片。唉，卑微多难的生命之实录！我小心打开1966年的一本，方块字毕竟有情，使我一下子飞渡迷离忘川：“六月十三日，星期一，天气：连绵阴雨。第一次试报志愿后，今天开始作平衡和调整。本来我的第一表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伍永良老师要我报考北京大学。我的条件怕达不到，但总得有人报考才成。尽力而为。（记起来了，早读课间，班主任伍老师把我叫到物理教研室，摊开志愿表谈这桩事，然后填下：北大俄语系）……仍未被批准入团，这是使我最不安的……学校里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向邓拓黑帮，秦牧之流猛烈开火，课室内外张贴了许多大字报，还只是序幕……”接下去的，是两篇大字报的草稿：《拔掉秦牧的三面黑旗》，《作家·响尾蛇》。
6日13日，于我女儿，是中学生活的结束；于我如何？在那天以前，我们虽有入团申请书，改造世界观，忆苦思甜，日记本引下的毛主席语录与日俱增，而且都加上红线，我还多次下决心向标兵李金荣和同桌邱进泉学习。但是书桌毕竟未失其本来的意义，我正在胆怯地，也是兴高采烈地做着“作家梦”，在纱帽山头的桃金娘丛间，独自低回，沉醉在飘忽而实在的“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中；在池塘旁相思树的萧萧中，构思一首主题是“抗美援越”，投到《羊城晚报》的《花地》版，注定给打回票的“朗诵诗”。正当我们对大学，对未来充满牧歌式的憧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的时候，“文革”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多少次真心或赶时髦地与“个人主义”的交锋，好不容易才在沙地建立起来的“理想”之堡，即将在飓风中塌坍。我的日记记载着：六月十四日，上午，十名“革命师生”贴出倡议书，号召全体师生立即停课，开展大革命。下午校内一片沸腾，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十五日，揪出校内一批牛鬼蛇神。十六日，矛头集中指向“反革命分子”。十九日，往附城支援夏收……
18岁的心灵，18岁的人生经验，连爱情也仅仅止于对某位女同学极秘密的倾慕，何曾预计到不久之后的一切：高考被取消，留校闹革命，工作组，破四旧，陈宜禧的铜像倒地，大串联的万水千山，天安门城楼的日出，“五一九”行动，从台城“天桥”飘下来的传单，各色各样的大旗：“红旗”，“造反有理”，“五二五”，“工农兵”，杀向社会，“六六”绝食，打砸抢，长矛，匕首，殷红的血，把高三（4）班一同学年轻的生命葬送掉的小口径步枪，把某位“五二五战士”的膝盖报销掉的土制手榴弹，第三宿舍的地道和工事，“抬头望见北斗星”。学校的大小管乐器，给舞台上杀气腾腾的“史诗式”《红卫兵战歌》伴奏，原来管乐队那些昂贵的洁白制服，则披在挖地道的战士身上，成了一塌糊涂的工作服。我与我的老师、同学们，纯情过，热昏过，疯过，死过，自相残杀过，慷慨献身过，鼠窃狗偷过，欢呼过，悲啸过，文过，武过，尊贵过，作威作福过，卑贱如泥过，铁窗过，饿过，绝望过……终于，一切在造反之中失落。我最心爱的一管玉屏梆笛，挂在第三宿舍的床铺上，也在武斗的纷乱中，让某位战友偷去了。留校的两年，我们经历了一生中最密集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最戏剧化的升沉荣枯。念完了高中课程，我们再耗费宝贵的年华，攻读“瞎折腾”，直到1968年8月，才被糊里糊涂地送回老家。离校那天，我骑着一辆破单车，后座绑着小水桶和网络袋，一路不知羞耻地痛哭—这一回，无可奈何地毕业了。
往事如烟，如魇。我顽强地从日记中搜索，企图敲去记忆厚厚的积锈，看看我们可曾有过“毕业典礼”、“毕业证书”之类。结论是：没有。没有就没有吧。对我而言，此生所受的学校教育，好歹到此为止了。我没有好些同学的进取心，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还进了大学，使死去不止10年的梦复活。然后，是高尔基牌号的“我的大学”，从故土到异国的“社会大学”，一念就是30年。人生如果有所谓“黄金岁月”，这30年就是，我们业已消费完毕。而今而后，志得意满也好，颓唐坎坷也罢，都得扶扶老花眼镜，抚抚披霜的，或者已出现“地中海”、且又负累甚重的头颅，走向后半程。这一程，多难的家邦终于走向繁荣与和谐，让人无限欣慰！
而且，我们的儿女已长大，多少遗憾都可以化作对后辈的期许。生命的链条上，总是这般，一代代前仆后继，延续着对光明的向往。今天，在女儿的毕业礼结束后，我和妻子钻过拥挤的人群，在满眼跃动的红色中，找到了女儿，把花束放到她的怀里，再作了一个西式的拥抱，说：“祝贺你！”这就是我们的祝福。她将超过辛劳至今却闹不出名堂的父亲，暑假后便就读于旧金山加州大学。她有她的难处，她有她的使命，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独特的生命之路。如果到今天，6月13日，她只走到我30年前到达的地点，那么，明天，她该比我幸运。路正长着。
两代人的遭遇，是命运的差异吗？在华盛顿高中为这典礼而印发的小册子上，我读到一条西哲的语录：“命运并非机遇，而是选择；不可坐等，只能力争。”我想起了上初中时，在通向食堂的路旁一黑板上读到的祝辞，那是教毕业班的林滋荣老师在某年高考前夕写下的：“雄关在目，不尽离情别意；一声珍重，但愿万悟同归。”学校师长，不论中外，都鼓励学子走出校门之际，勇猛进取。30年后，我们“悟”了吗？“悟”了多少—关于命运，关于我们的归宿，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未来？
只是，今天我们聚首也好，隔海相望也好，以30载光阴熬炼的世故，以无穷尽的沧桑感怀，探讨此生休咎，似不相宜。我们还是侧耳听听，当年由校工财叔爬到第三宿舍顶端，用铁棒敲响的钟声吧—叮当，叮当，在严寒的拂晓，那是何其令人诅咒的起床号，然而又是怎样震撼灵魂的黄钟大吕！昨天神完气足，同窗共读的少男少女，今天发了福的，胆固醇过高的，已到或将到更年期的父亲母亲，且回到操场上，再来一次“从北京到河内的象征性长跑”吧！且在家乡山水间，再来一次“大行军”吧！且对酒当歌，长歌当哭！我无法躬与其盛，谨遥致祝福，向我生活了8年的母校，向辛勤的老师们，向来自各方的同学们。
末了，得感谢殷殷邀请的老炳—我在高一的同桌，当年在数九寒天只穿一件卫生衣，不停地筛糠的机灵鬼，今天母校的优秀教师，且业已荣升为泰山的人物。我只希望，下一次我回到母校，他能当我的向导，从校友楼漫步到科学馆，从烟云渺渺的昨天漫步到眼花缭乱的今天。校门前的茉莉，纱帽山下的白玉兰，想必还在；那棵玉堂春呢，1996年元旦那天我们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合栽的塔松呢？到时，我愿与儿女同行，我要告诉他们，有关6月13日，和关于母校的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