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春三月，烟雨空蒙的间隙，冷不防敞开一大片浅蓝的天，尽管没有彼岸的浓烈。旧金山的蓝天可不是温吞水般的，像梵高的设色，纯粹得让人晕眩。上午，我和家乡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我的村庄。同来的三条汉子，两位是记者，年轻得来不及长胡子，年纪稍长的一位是采访部的伍主任，上个月在旧金山见过几次面。他的专业精神早就领教过。这次进村拍摄，是旧金山所拍纪录片的延续。电视台的用意是较为完全地展示我这海外“草根写作者”的人生历程。
车子进村口时，轮子粘满朱砂色的泥浆，它刚碾过村前简易公路的泥泞。连接高速公路的引道正在兴建，一道土坝在田畴的边缘突兀隆起，从村前穿过，把烟景全糟蹋了。我不住抬头张望，觉得天空少了什么，却想不出来。伍主任把车停在池塘的围墙旁边，吩咐我下车，把无线录音设备挂在我的衣服上。“慢慢走，就像平时回家一般。我们一路录音，随便说没关系，我们会剪辑。”
好的，我轻咳一声，呼口气，拉了拉衣服下摆，起步。怎样走进家园？栖迟海外这么多年，岂能没有许多版本？20年前作以还乡为题的诗，“回去，挑一根花旗松做的扁担”，此刻肩膀和手都空着。那么，以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沉重，以陶潜“载欣载奔”的猴急，以宋之问“不敢问来人”的惶恐；还是仿效30年前当上祖父不久的父亲，自行车一驶上禾堂前的青石板路，就拼命打铃，把村北端的孙子逗出来？然而，临场把所有拟就的脚本忘光，只是毫无沧桑感使命感地拖着“欧化长句”般的脚步。几尺之外，摄影机轻微的运行声，和稻田上空掠过的麻雀的啁啾，仿佛含着微妙的嘲讽。
“遇到乡亲，尽管打招呼，说说家常话。”伍主任在后面为我这蹩脚的演员当导演。可惜，一个乡亲也见不到。70年代前的繁盛期，这是人口超过500的中型村子，如今空落得叫人寒心。走过去，墙垣是20世纪20年代建村时就有的墙垣，青砖剥落，却依旧直立。村头的小屋，最初做私塾，俗称“书馆”，趟栊还在，门却没了，望进去只有些破旧箩筐。40年前，我当知青之初，在这里教村里尚未扔掉青春憧憬的小青年们唱歌。“毛主席语录闪呀闪金光”，“莲花板”在何处袅袅萦回？走过去，一个长草的空地，昔年是排球场，黎明前进深山、来回走二三十公里崎岖山路，刚刚在禾堂卸下120斤以上的柴草，伙伴们便呼啸而来，以被篱竹割出血口的手扣球，垫球。走过去，一座又一座瓦房，排成少有地整齐的“村面”，白灰水和靛青以及红的松烟颜料交相洇漫，成了大花脸。层层叠叠的石灰的底层，有我30多年前写的大标语，每个字一米五平方：“苦战三年，建设大寨式社会主义新农村！”
终于，巷口踱出一位陌生的老太太，不知是外来的还是老得我认不出来。出于表演的需要，我在老脸堆上尽可能丰富的微笑，向她问好，她可能被我背后的摄影机吓着了，慌得闪到一边。我摇摇头，在心里对伍主任说：这镜头，你一定会剪掉吧？上午微弱的阳光，被檐牙挡着，我低头，先前的青石路哪去了？那些横贯全村的石板，是“大跃进”年代从运往水库工地的石料中“偷”来的，凹凸不平，唯一的好处是，坐车子回来的游子，进村时一番颠簸，成了重返坎坷岁月的预习。如今禾堂和道路成了一抹平的水泥地。怎么连一位熟悉的乡亲也见不到呢？我有点心虚。好在，走近家门时，阿波嫂在禾堂上疾步走来，看到我空着手，并不感惊愕，朗声说：“回家了？你家呀，如今发达了！”我笑着打哈哈，告诉她电视台来拍纪录片。
我家的老屋在村北端，位于巷口。自从三弟一家也出国以后，10多年间都是铁将军把门。伍主任问我：“能不能进去？”我说：“没带钥匙。”有一句话我没说，即便我带来足有半斤重的钥匙串，怕也难以打开锈迹斑斑的大锁和趟栊的“机关”。伍主任有点失望地环顾四周。他指着不远处说，到那里录些镜头怎么样？我顺他的手看过去，离池塘10米处的社坛，新栽了四五棵榕树，翠生生的叶子，静定在午前空寂的田野之前。说空寂，是指氛围，树下却有四五位女人，老的少的都有，都默默地坐在“社坛”后面的石凳上。看脸孔都稔熟，肯定是附近巷子里的邻里。她们马上认出我来，远远地招手。我走过去打招呼，一边暗暗叫苦，什么礼物也没带，怎么向乡亲交代？名字都叫不出来。站在年轻嫂子后面的老婆婆，比日本酱油还要黑的脸对着我，笑成沟壑纵横的立体地形图，嗓门细而婉转：“你家大头文还记得我吗？”我搔搔头，记起她来，说：“裕婶，没见好多年了啊！身体好吗？”“早过80，就这样喽。”裕婶一家是村庄的缩影，她的丈夫，从前专替耕户犁耙水田，年轻时力气大得能把水牛按在地上穿鼻，因此以诨名“牛仔裕”称雄四乡。彪悍的“牛仔”在“大跃进”年代活活饿死在家。裕婶守寡守了半个世纪。我们移民前，她在我家门前的禾堂担任晒谷子的专业人员，那时，被乡亲叫做“大头仔”的儿子和裕婶一起玩。“大头文啊，说来笑死人！你妈把咸鱼放在禾堂旁边晒，我们骗大头仔，说有人来抢咸鱼，快拿回‘阿人’（土话，意为祖母）的房里藏起来！大头仔果然把盛咸鱼的簸箕拿回家，放在床上，用被子盖着，那个腥啊！”裕婶得意忘形地笑，牙齿掉光的嘴巴张成黑窟窿。我和乡亲说话，无意间冷落了电视台的三条汉子。伍主任怕耽搁太久，打断乡亲的话头，说：“开始录音。”榕树下没地方坐，波嫂回家拿来两张椅子。
春风从田峒吹来，放在过去，是没遮拦的，一波波地传递紫云英和秧苗的气息，但如今被稻田间耸起来的公路引道挡住，只送来挖土机的隆隆声和夯土机的突突声。乡亲们看到录影机和“上头的人”，知趣地避开。我眯眼看着池塘，微波在阳光下发射强光，恍兮惚兮，荡漾出知青年代，我全身泡在水里，把痂一般的泥巴泡软，再一层层剥去。1969年春天，距今恰好40年，我在村里每天拿10分，担任最劳累的印格员（在耙平的稻田里，推一个沉重的竹制三角形“格子机”，以格子往泥里印下插秧的行距与间距），一晌的滚打，成了彻头彻尾的泥人。此刻的水塘，是看透未来命运的明眸，还是映照昔日容颜的巨镜？我老走神，不住仰望只有不白的云朵的天空，想起“微风燕子斜”的诗句，说话也结巴起来。敏锐的伍主任似乎看出端倪，果断叫停，说，换个地方吧，比如，在你家门前。
让我惊讶的是，干电视新闻超过10年的伍主任，凭直觉选了妙不可言的地点—我家“小门口”！家乡的老屋，按积久相沿的规矩，中间为厅堂，两边厢房，一曰大门口，一曰小门口。前者是父母的居处；后者则是我从下乡当知青到出国前住了11年的所在。原先，我家老屋是北端最后一栋，“小门口”的照壁后，一口边沿篱竹上爬满牵牛花的清浅小塘，塘边有我栽的落雨杉和苦楝，还有种下后，儿子频繁向它撒尿“施肥”，导致蔫萎的西红柿。我们出国后，小塘被填平，村长的弟弟在上面建了新房。“小门口”和村长弟弟的房子之间，隔一条巷子。从老屋里头打开“小门口”的坤甸大门，不复见到春天回旋布谷鸟叫声的山坡和油绿的竹林。伍主任把波嫂刚才出借的椅子扛过来，放在花岗岩铺的巷道。
我坐下，风从巷子的尾端灌入，呼呼吹动春衫。得其门而不能入的归人，和遥远的记忆成为贴邻。紧闭的大门仍旧结实，尽管已露出万千条纹路，似老人手上的青筋。门旁边，青砖墙壁上有两个窗户，我踮起脚，窥看我知青年代的读书处，我和妻子的洞房，两个儿女从襁褓到学步、学语的所在。那时，我爱在午夜的阳台上遥望广漠大地之上，由银河所搭建的凯旋门；爱在子夜起床读书，晨曦从窗子透入，在光的瀑布里，遥看碉楼奋力撑起的深蓝色天空。如今木窗已朽烂，所嵌的玻璃碎了半边，台风暴雨袭来时，里面肯定变为泽国。人去楼空的虚无，不在无人，而在缓慢而难以遏制也无法修复的废圮。我往里头张望，带绿苔的青砖墙壁后，庞大无比的黑洞。我进不了家门，进不了往昔，进不了乡愁。
录像机开始运转，我略略整理了稀疏的斑白发，清清喉咙。明知道这形象绝对地没看头，但好歹要开始了。我对着扣在衬衫领口下的微型麦克风说话。说什么？有什么非说不可？我压根儿忘记舌头的运动—因了抬眼时，看到门楣上两个泥窠！它们占据趟栊之上左右两个角，遮盖了工匠画的花鸟。我眼睛一热，死死盯着檐下，不发一言。录像机停下来。
我差点对手拿录影机的人作一番离题甚远的发挥：我的儿子刚满一岁，在禾堂蹒跚学步的时光，一天早上，我在屋里读书，五六位女乡亲在禾堂搬运泡过的稻种，忽然听到“小门口”外起了骚动，我惦记着交给邻居莲妈妈照看的儿子，立马跑出房间，隔着趟栊的圆柱，看到傻头傻脑的儿子站在门前石板上，他仰头盯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就是腰驼成45度角的莲妈妈，她正艰难地爬上看场人坐的长凳。我慌忙拉开趟栊，走出来，看个究竟，莲妈妈专注地高举合成莲花形状的两只手掌，掌内是两只啾啾哀叫的雏燕。我马上明白了来龙去脉—小燕子从巢里掉下来。我大声劝阻走平路也不容易的莲妈妈，要她下来。她不答理，只说：“快好了，乖乖，回家去。”终于，她的手够上泥窠，小心把刚长出白色粗硬羽毛的雏鸟放进去。我扶着长凳，让她下来。懵懂的儿子拍手欢呼。雏燕回家的春天，已消逝30多年。眼前还是那泥窠吗？我终于恍然大悟：进村后若有所失，就是为了看不到燕子。恐怕到下月，燕子才回到窝里来。
我不知道采访是如何完成的。把椅子交还给波嫂的伍主任揩揩汗，松了口长气，为了活计终于收了尾。余下的是剪辑，配上音乐和字幕之类。我没问他效果怎样，也没请求他在节目播出后给我寄上一张CD。我只是要像早已辞世的莲妈妈昔年呵护雏鸟一般，找一个心灵的“小门口”，储存我的乡村，我的出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