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到一个故事：美国某医科大学一个班里，正在进行学科测验。试卷的最后一道题目是：每天负责清洁这个课室的工人，叫什么名字？参考者哗然，说这题目跟所考的科目驴唇不对马嘴嘛！有人向监考的教授问：“这题目的分数算不算进总成绩？”教授肯定地回答：“算。”这下子，可考倒莘莘学子了。是啊，要么拿扫把，要么拿抹布的工人，我们不是天天见到吗？这位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大叔，名字谁打听过？功课够忙了，没这闲心。何况，知道他的名字和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什么两样？他的名字和成绩单、操行分数沾边吗？
不幸的是，清洁工的大名破天荒地上了考卷。教授严肃地说：“当然会！这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你们以后工作的岁月里，还会遇到更多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每一位都应受到你的关心、爱护和尊重，你们不应该忽略简单的微笑和问好。”
教授的出发点，从低层次来说，是给这些未来的医生和护士作启示：医学的对象是人，从事这一行的，首先要学会一视同仁，要关心貌似和教科书、临床实习等等“不相干”的人。从高层次来说，是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人类的大爱。不过，教授的具体要求不高，只要学生向“不相干”的人作“简单的微笑和问好”。当然，与此关联的，是知道那人的名字。深通世故的教授明白，在一个贫富贵贱仍旧相当分明的社会，要学生一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普爱众生，见到卑微的清洁工，有如见到校长一般毕恭毕敬；对待清洁工，有如对待教授一样谦和热诚，那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
以上故事，是一位后来当了护士的学生说的，他对这道考题和教授的话，久久铭记在心，并了解到那位清洁工的名字叫彼得。
二
且将你自己设想为彼得。如果这家学校设在旧金山，“彼得”该是中国人，50出头。10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他是唐人街“楼宇联谊会”的会员，这联谊会，其实就是华人清洁工组成的团体，冠上这样高深莫测的名字，而不像“华人医师联合会”、“华裔工程师俱乐部”、“华人印刷业公会”一般，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家行业、职业，里头有多少凄楚在，大家心照不宣。彼得在老家时，是县城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移民后干过唐人街杂货店的码货工、鱼店的售货员、餐馆的收盘碗工。好在他趁年轻，刚来那几年无论多忙多累，都在下班后进夜校磨英语，从字母啃起，终于达到日常口语够对付的程度，然后找到这份工作。他自嘲说，今天虽然不拿柳叶刀，改为拿“大笔”，好歹和医科沾点边儿了—这不是医护学校吗？给医学书籍、人体挂图、标本抹灰尘，是他如今的职责所在呢！
彼得每天早晨在走廊上打扫，给地板上蜡，学生上学来了，一群群在他旁边经过。有的女学生甚有礼貌，见到他，甜蜜蜜地嫣然一笑，说声“早上好”。开头他受宠若惊，以为人家喜欢上他，送秋波来了。后来才晓得这是洋社会的社交规矩。可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不知道彼得的名字，谁向他打招呼，都是一声“嗨”（HI）。有时候，课室的硬木地板，让水弄湿了，老师怕人滑倒（在美国，这样的事故，要是导致人体受伤的话，学校要赔偿），就客客气气地吩咐彼得拿拖把去清理。那阵子，彼得被称为“先生”。彼得兢兢业业地，沉默地干着本行。他在学校，跟人说话很少，他的英语对付不了，人家忙着上课，下课后忙着去干兼职赚学费，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在彼得工间休息时，端一杯咖啡和他聊，像“楼宇联谊会”麻将台前的同胞一样？他和学校里头的人打交道，算多点儿的，是清洁工的领班，刚来时这黑人不放心，检查他的活计勤一点，以后完全放心，不再管他，彼得一个人包一层教学楼，自成一统。
彼得自己老以为，在学生和老师眼里，他是“不相干”的人，谁也不在乎这位矮小的中国人，是姓赵还是姓李，名字是洋化的“彼得”还是中国式的“得胜”。其实，热情率直的美国人，歧视少数族裔的为数甚少，并没有看不起清洁工彼得，可是敏感的彼得认定低人一等。彼得倒安于“不相干”的地位，安于作局外人。他在这块土地上住了十多年，还是没住出归属感来，一如“大笔”拿了十年，还是没培养出职业自豪感来。他说，学校和我“相干的”，就是每两星期发放一次的工资支票，还有每年发一次的假期薪水。
三
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中，尽多“彼得”型的人物。其中两类“彼得”，最富于身世之感：一是年轻时当过下乡知青的，如今年龄40多到50多，中年渡海，开始此生的第二轮拼搏，是谓“洋插队”。先前拿语录本出发的“土插”，光挨苦熬穷；今天凭绿卡和留学签证所作的“洋插”呢，未必少了苦头，却肯定加上语言的障碍，写意不到哪里去。从前在乡下，还能盼个病退，招工，回到城市去；如今“海外知青联谊会”的衮衮诸公能盼什么？过了河的卒子，能打回老家去吗？二是国内的“精英”阶层，原来当教授、教师、医生、工程师、研究人员，当什么“长”的，现在呢，要么求职无门，要么在旧金山的安老自助处谋得个薪资低微的清洁工、护理工。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被他们剥个不休，不是“赢得斯文扫地名”，就是“赢得茶楼清客名”。
这些人物，名讳也许响亮过，如今却没有谁在乎。何况他们自己为了称谓上的方便，多半在父母起的名字外，另取洋名字，一如彼得。即便是洋名字，也没有多少人在乎。他们在餐厅工作，客人需要点菜，清理桌子时，打个响指，叫一声“侍应生”、“练习生”，他们就忙着走去，哈腰接受使唤，为了多赚小费，他们一直作着扑克牌的微笑；他们在别的服务行业，如超级市场、杂货店、洗衣店、高尔夫球俱乐部，被礼貌的洋客人称为“先生”、“女士”。一些受教育少些的黑人，南美洲人，干脆一律称他们为“人”（MAN）。要是说称呼，仅是社交方面的小问题，那么，心理上的隔离，即“不相干”，却是移民的最大困扰。
“洋插队”也好，“斯文扫地”也好，这两个群体都置身异乡的困境，除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和若干因嫉妒而幸灾乐祸的，谁不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呢？即便是抵达成功彼岸的人物，一般也有过充满辛酸的奋斗史，过来人并不忍心嘲弄还在挣扎中的同胞。
不过，我以为，这种因职业上、环境上的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如其掩饰，如其顾影自怜，不如自力更生，从根本上取得突破—来一次观念上的更新。寻根究底，“职业分贵贱”，是病源所在。回头看，“插队”所以不堪回首，是因为由高贵的“城里人”变为下贱的“乡下人”。琳琅满目的“知青文学”主题之一，就是“插队”的苦。然则不必“插”而命定地当着“地球修理工”的农民，将何以自处？同理，万千从来不曾“吃自在饭”的唐人街“楼宇联谊会”会员，即非生来“斯文”而毕生扫地的人，他们的“失落”又落实到哪里去？千年的母国文化，从“官自读书高”的旧庭训到“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的新世风，都在制造行业上、职位上的等级差异。我们常见洋人大言不惭地自我介绍为“旅馆行李员”，却难得见到衣锦还乡的同胞，在乡亲面前坦率承认自家是唐人街餐馆的“侍应生”，即“侍仔”。算得凤毛麟角的，是畅销书《三十六计》的作者，已故美国著名华文作家马森亮先生，他的名片上印着：“美国三藩市退职扫地工人，中文报纸专栏爬格子动物”。从往自家脸上贴金到直面严酷的现实，再到玩己不恭的自嘲，已经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精神提升，对照之下，我辈在职业上起劲地自卑自欺自怨自怜，尤其显得小家子气。如果说马作家的名片还欠缺一点的话，那是平常心—太把“斯文扫地”当回事，失诸粘着，不够圆通自在。
是的，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一种坦然开阔的心胸，它建立在“职业平等”的观念上，不管是跑堂、跑腿、剪线头、“数大饼”、“拿大笔”、洗厕所、开垃圾车、拾破烂、埋死人，所有的职业，在人格的意义上，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都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谁，都不因为干上某一行就高尚起来，或者卑下起来。人有贵贱之分，那只体现在人格上，情操上，良知上，品质上。犯罪的，拍卖灵魂的，为了个人的安逸、一己一家的利益，明知龌龊无比，无耻之尤，还是一头栽进去，投靠某种恶势力、某个利益集团的，那才叫贱。汗流浃背的“厨房牛”，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如果他做到俯仰不愧，如果他面对邪恶，敢于揎臂而起；如果他不逃避责任，以低微的收入，供养父母，把儿女培养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说，从教授到扫地工，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命运之抉择，那么，且以和命中注定的资深“扫地”工人同样的心态对待这一个新职业。不错，它不高贵，一如常常遭受传媒和国会修理的总统，并不高贵到哪里去；一如你的顶头上司，尽管对你作威作福，但他之上仍旧有上司，上司之上有上司，有董事长，有股东，有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横行无阻，一味高贵；它也毫不下贱，一如世世代代和土坷垃打交道农民不下贱，土插队的城市青年不下贱，每星期一次到你的家门前收集垃圾的黑白工人不下贱。只要你把职业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你才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有了平常心，你就不至于在乡亲父老动问“现在干哪行”时脸红心跳，不是支支吾吾，就是“扯大炮”。你就有了足够的自信，无论回老家祭祖还是在唐人街同乡会参加春宴，在人群中，胸膛都挺得起来，对每一种探询的目光，眼神不必闪缩。有了自信，人才免于猥琐，也免于虚矫的高傲。
回到开头的故事去，洋教授借考题让学生都认识清洁工彼得，诚然是好事；我们不能否认，美国的主流社会，类似这位教授一样，从尊重人入手，着力营造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好人，所在多有。退一步说，即使洋教授不这样做，学生仍旧不知道“彼得”的大名，“彼得”们也不必自惭形秽，美国人的人权，都是通过抗争，一步步取得的。安分守己的中国人，其中的“斯文扫地”者，还爱用“看在钱份上”作为最得心应手的自我安慰，这不失为一种解脱，但远远不够，还是以进一步洋化为好：看在人格份上，看在自我尊严份上。我并非“全盘西化”论的信徒，也没那个能耐，但既然我国在传统上、风俗上，都缺乏职业上的平等观念，只好实行一次“拿来主义”，好在我们住在西方，近水楼台，得之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