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严重威胁。以载沣、铁良为代表伪少壮派满族权贵千方百计企图夺回新政的领导权。这种敏感的满汉斗争，从1906年9月起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上书提出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立即反对，并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中“中央”。在这场较量中袁世凯大败，被迫交出兵权，自己也被调往京师担任军机大臣，生活在皇族的监视之下。
西太后和光绪帝于1908年11月份先后去世。垂危之际，慈禧安排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载沣为光绪帝的弟弟，对袁世凯素来没有好感，对其出卖光绪的行径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很想为光绪报仇，杜绝后患，也免使自己大权旁落。为了除掉袁世凯，载沣私下征询了奕勖、张之洞的意见。奕勖极力反对，并说：“杀袁世凯不难，但如果他的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认为国家刚换了新主，也不宜于轻易诛杀大臣。优柔寡断的载沣迫于无奈，最终只好退而求其次。按照张之洞的意见，载沣颁布了一道上谕，硬是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其打发回河南老家。上谕这样写道：“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遭到强行罢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在如此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离开京城，得以保住一颗头颅，其实也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清廷放虎归山，必然自贻后患。
逝者如斯，很快袁世凯便在老家度过了两个春秋。在这不平凡的两年里，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救国救民对腐朽的清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1911年10月，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了武昌城，革命火焰如火如荼，迅速燃遍全国，清王朝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风雨飘摇。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对这种局面却很满意，他深信这必将给他带来转机，一线东山再起的曙光呈现在他眼前，令他振奋异常。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将军舰开进武汉长江水面监视革命党人。他们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准备物色一个强有力的走狗来替代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而袁世凯无疑成为最佳人选。为了使袁世凯早日出山，帝国主义列强大造“非袁不能收拾残局”的舆论。受袁世凯重贿的内阁总理大臣以及与袁世凯兄弟相称的协理大臣徐世昌也乘机提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载沣本不喜欢袁世凯，但迫于帝国列强的压力和奕勖等人的拆台，最终也不得不考虑运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载沣自己盘算：如果袁世凯镇压失败，则可乘机立罪将其杀掉；如果成功，则另找借口削夺其兵权，然后再设法杀之。但是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最初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务。然而狡诈的袁世凯给予载沣的回复却是滑稽的：载沣以足疾为由叫他在家养病，如今他又以足疾未愈为由不肯受命。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袁又说等足疾痊愈后定然出山。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正说明了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他显然是嫌湖广总督官小权轻，借机要挟载沣。果然袁世凯随后就通过徐世昌毫不保留地向载沣提出了自己出山的所谓六大条件：①明年即开国会；②组织责任内阁；③宽容参与武昌事件诸人；④解除党禁；⑤委袁以陆、水军全权；⑥给予充足军费。很显然，一、三、四条是向南方革命党人灌迷魂汤，企图证明他是同情革命的，以蒙蔽革命党人，诱使革命党妥协分子向他投降。而二、五、六条自然要把军政大权全部从清廷手中抢夺过来。刚开始，载沣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然而革命力量进一步的冲击又迫使他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载沣一改顽固态度和办事迟疑的作风，连续下谕，逐步满足了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到此，目睹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政府即将土崩瓦解的袁世凯终于再也不解“稳坐钓鱼台”了。10月30日，袁世凯开始南下视事。听到宫廷准备逃走热河的消息，他害怕失去可供玩弄的工具，急电阻止“北狩”，清廷也趁势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攫取内阁总理大臣后，手握清政府一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动势力的总头目，而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为徒有虚名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