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克思的劳动范畴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盛行狭义劳动观，它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人的其他活动都不能纳入劳动界域。在对狭义劳动范畴的由来以及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一些论述进行重新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一种广义劳动观，劳动是指人的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狭义劳动观对马克思的劳动畴存在着误解和误读。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就必须克服狭义劳动观。
要剖析狭义劳动观，就得从狭义劳动观的由来及其主要理论依据入手。
其一，把劳动仅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理解的依据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观点以及对黑格尔的劳动观点的批判。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时提出了劳动是“人的类特性”，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劳动的观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乍看起来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运用劳动这个概念，实际却借用了哲学“异化”概念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劳动异化问题。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观点被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的著名理论。恩格斯首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的不足，接着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概念是指物质生产活动，那么恩格斯的“劳动”概念自然也是指物质生产活动，由此“人的劳动”就被理解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使恩格斯的劳动概念是指物质生产，也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仅是指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时，认为黑格尔的错误不在于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相反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而在于把劳动仅仅解释为人的精神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没有把劳动看成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可见，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精神活动只是人的劳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人的劳动的全部。物质生产也不是人的劳动的全部，而只是劳动的一个方面。在谈到观念活动形成时，马克思说道：“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他使用的是物质实践概念，而非一般的实践概念。如果实践就是指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此时还在“实践”概念之前加上“物质”这个限定词，岂不是多此一举。其实马克思这里表达的思想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思想是一致的，说的无非就是实践有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实践是相对于精神实践而言的；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进行了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如果把物质生产活动看成是人的劳动全部，那并不表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而只意味着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对立面，只是黑格尔对立面的“马克思”也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
其二，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等值于物质生产活动。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证明把“感性的人的活动”仅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不成立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应该是指主体的能动活动，而非单指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没有理性的感性活动也不可能有物质的感性活动。因此现实的感性活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其三，用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概念代替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由于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而往往被人们当作是人的活动中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的活动则被忽略掉了。这样物质生产实践往往被看成是可以不依赖于其他活动而能够独立存在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出于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需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当中去了，因而在后来的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更多的是有关物质生产活动的论述。准确地说，这些论述主要是关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形式即资本生产形式。此时，马克思更加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强调经济因素。再加上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批判，因而更给人一种错觉：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就是指物质生产， 而且主要强调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晚年意识到了人们对经济因素的片面理解，因此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作了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强调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任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现有的理解同样是犯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批判的那种片面性的错误；其后果则是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明显地，人们不但没有把经济学和哲学中的劳动概念加以区分，还把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当成哲学中的概念加以运用。由于经济学概念的界限小于哲学概念的界限，应当是哲学概念界限涵盖经济学概念界限，而不是反过来的，强行要求“大”从“小”，这样势必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和冲突。这种错误和混乱是狭义劳动观在所难免的。
其四，狭义劳动观还与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实践时都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进行说明有关。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关于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则写了一篇著名的著作《实践论》，其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毛泽东借用了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及艾思奇的《研究提纲》里所使用的那句话，实践乃认识过程的基础。”［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他们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尽管也包括科学实验活动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这就致使人们习惯于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角度来使用“实践”范畴。其实毛泽东也没有绝对地认为实践等值于物质生产，尽管是从认识论角度去说明物质生产实践，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而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可见，认为毛泽东哲学中的实践仅指物质生产活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些人似乎忽略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实践所作的区分，认为“实践是历史主体认识历史改造历史客体的最基本的活动。”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实质上，他们在随后的论述中始终把实践活动看做是物质生产活动，如，在谈到实践的基本特征的时候，认为“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活动”；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在论述“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时，实践指的是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在论述人掌握自然的四种方式时，把实践方式与理论认识方式、实践精神方式和价值方式并列起来，这里的实践活动根本不包括认识活动。而他们的定义中则显然是包括认识活动的，这就产生了第一个矛盾。科学实验中除了“包括自然科学的实践，而且包括哲学、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等的实践”，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但哲学、道德、文化、教育、宗教等等活动主要是一种认识活动或思想活动，而根本就不是物质生产活动，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
因此，用狭义的实践活动来解释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势必会造成一些混乱与难以避免的矛盾。虽然他们自己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赵家祥：《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第24—30页。但却错误地认为：“如果把哲学、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宗教这些本质上属于意识活动和认识活动范围的内容统统算作实践活动，实践和认识的区分就消失了，实践决定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赵家祥：《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第24—30页。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自己所认识的那样，其实这种错误本来是不应该犯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分类问题。先把实践限定为物质生产，然后又把哲学、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不是物质生产的东西放进自己画的这个所谓的实践的圈之中，如果没有混乱倒是很奇怪了。实质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关于实践的分类是很清楚的，他是用生产活动这个概念与其他的活动概念并列起来使用的，所以在《实践论》中就不会出现混乱。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在《实践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相反倒是在其中找到了真正的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科学分类倒是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应该把哲学、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视为精神实践，再把物质生产视为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决定精神实践，精神实践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实践决定认识中的实践是物质实践，而认识就是精神实践。正如没有人会认为黑格尔的劳动也可以指物质生产，康德的实践理性中的实践也是物质生产的道理一样，此时也没有人会认为实践决定认识中的实践也可以指精神实践。因此这种担心只是杞人忧天。如果继续坚持狭义实践观，就会进一步增加新的混乱：你得拷问“教育算不算实践”？“艺术算不算实践”？“在什么意义上说科学实验是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赵家祥：《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第24—30页。还可以继续追问政治活动算不算实践？伦理活动算不算实践？生产关系的运动算不算实践？……这些本来很清楚的人类各种活动，或者各种事实，非要拿到“物质生产活动”的法庭上来进行拷问，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范畴有很详细的考察，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是以劳动范畴为例来论证经济学的方法。虽然两个手稿前后时间相距13年之多，但两个手稿中关于劳动范畴的主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劳动向来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活动，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理解却存在着巨大差异。货币主义把取得货币的活动理解为劳动；重商主义认为商业劳动是获取财富的劳动；重工主义认为工业劳动是获取财富的劳动，虽然重商主义或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人的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这种劳动仍被理解为局限于获取货币的劳动；而重农主义则仅把农业劳动看成是劳动。亚当·斯密基本揭示了劳动一般，认为劳动既不是农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工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也就是劳动一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肯定了他在劳动范畴上所作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学中的劳动一般：“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