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研究还乡启动后，还乡“向行为过渡”和还乡的实现，就像我们前面指出的一旦还乡的行动被兑现，故事的还乡行动的角色开始了还乡，他们在故乡，“在任务完成与拖延之时，在执行合同及违反合同时，在对立和协商时，叙事文都完成一次分叉”，在每一次分叉叙事序列都会发生偏离和转换，而在这样的偏离和转换过程中，还乡都会以其活跃的母题结构功能去整合其他母题，形成不同的母题构成和组合模式，而故事的还乡行动的角色和其他角色也会在这种偏离和转换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展开不同的“利益事件”关系。一定意义上，我们下面所做的工作是美国文论家米勒所谓的叙事“统一性”或者“连贯性”的建构，在《解读叙事》中，米勒指出：“无论是在叙事作品和生活中，还是在词语中，意义取决于连贯性，取决于由一连串同质成分组成的一根完整无缺的线条。由于人们对连贯性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无论先后出现的东西多么杂乱无章，人们都会在其中找到某种秩序。”“面对一部小说，既可从作者写作的角度来看，也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还可将小说视为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客观写照，或对某人一生的摹仿，或者视为‘用一块完整的布’来建构的连贯故事。但无论从什么角度，人们对可能会采用因果链或者有机生长的模式来描述叙事之合乎人意的连贯性。人们将线性视为理所当然，很容易将之强加于一组从另一角度看上去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叙事片断。”〔美〕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因此，现代作家或者出于某种主题期待，或者出于某种叙述策略，将还乡者回归故乡置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之下来建构不同的还乡故事，在还乡成为不断重复出现的功能性母题的同时，其他的母题楔入进来，形成某种规律性的母题链。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总结出这些母题链的构成和组合规律，从“杂乱无章”中整合出“统一性”和“连贯性”，而这样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如果也像还乡母题那样不断重复出现，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反过来，采用这种“因果链或者有机生长的模式”就可以“描述叙事之合乎人意的连贯性”。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整合出还乡母题参与的六种“有机生长的模式”。
1. 还乡者启悟
应该说，以现代知识分子为还乡行动的角色的现代还乡小说大量出现，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和其他的还乡者不同，现代知识分子往往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思考者和抒情者。从文本结构上考察，还乡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预设了目标的旅行。在这样的旅途中，这些还乡者观察着、思考着并且情不自禁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因而，对于他们而言，还乡之旅不仅重新开启他们通向故乡、通向乡土中国的道路，而且不断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情感。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在谈论芦焚的《里门拾记》时说到《老残游记》就曾指出：“《老残游记》实际上算不得一部小说。我们珍重它的不在它是一部小说，而是它有若干小说或者传奇所缺乏的两样东西：观察和文章。这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有所不平，有所嫉恨，有所喜爱，有所侘傺，因而有所讽喻，经验在这里自然熟到，文章则细致大方，宛如一个旅客应有的行云流水的意态。”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老残游记》以旅行者的闻与见来构建小说情节，并且这样的闻见中包含着旅行者的情感选择和价值判断，小说的展开、情节的演进其实就是旅行者在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渗中情感和思想的展开和延伸。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原研究了包括《老残游记》在内的晚清“新小说”旅行者的叙事功能，陈平原认为：“以旅行者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并非始于晚清，但只有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中，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并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起重要作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以旅行者为小说的主要角色”的小说着重在两个方面使中国小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一，现代小说“向内转”，以书写人物的心灵世界作为内容，甚至发展成一种重抒情的文体成为可能；其二，从小说的结体的角度，舍弃传统的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的“缀段体”，强化了小说“时间化”的模式，从而使中国小说逐步趋近西方小说重“连贯性”、“统一性”的结体传统。而据我们的考察，这样的模式虽然胚芽于晚清“新小说”，但真正的成熟和经典化应该是通过20年代现代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还乡的模式来完成。如果我们对这些运用现代知识分子还乡母题的小说作仔细的辨析，就能发现他们或偏重述闻见；或偏重说感悟；或偏重抒情怀。在这样各有倚重中，还乡母题和其他母题组合构成不同的母题链。在现代知识分子还乡的这些小说中，进一步细分出着重“我”的心灵开拓的“还乡启悟”和着重还乡者“我”与在乡者关系展开中审视和批判故乡的“还乡遇故旧”两种构成模式。
从中国近代小说发展情况来看，能够体现现代小说“内倾化”和“抒情性”特征的是将“旅行”和“启悟”结缘，这同样要追溯到晚清的“新小说”。“新小说中的‘旅行者’，可能是自愿四处游荡（如《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也可能是被迫背井离乡（如《上海游骖录》中的辜望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作家借助于‘旅行者’的眼光来发现新事物，并获得一种颇有诱惑力的陌生感和新鲜感。”与此同时，“旅行成了改变命运和生存方式的重要契机，漫长的旅途成了人物心灵的历程。旅行者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得以观察、思考、分析那些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进而获得一种新的人生感悟。对于本地人来说，很可能见惯不怪，熟视无睹，没有那种新奇的感觉和议论思考的热情，而对于旅行者来说，正是这种新的刺激，逼得他抛弃或暂时搁下旧的思维框架，得以从一新的角度来思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275—276页。。这段论述虽然有些拔高“新小说”在意蕴和文体上的自觉，但这样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人们再也不可能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空间思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日渐频繁的“游历”、“旅行”也不可能仅仅是单一文化空间的位移。在这里“游历”、“旅行”意味着文化的碰撞、冲突、交融，因此，“游历”、“旅行”成为获取新见、重开新悟的起点，“旅途”也相应成为文化的碰撞、冲突、交融中心和情感认同与拒绝的心灵之旅与思想之旅。
鲁迅的《故乡》比较早地把还乡处理成“还乡之旅中的启悟”。值得指出的是，和西方关注自我成长的“启悟小说”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启悟小说有其更复杂的文化内容。由于现代知识分子还乡之前往往都有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经历，因而此番还乡中对于故乡的反顾，必然要带上并且强化一种重审的意味。芦焚的《果园城》、巴金的《憩园》，现代作家热衷于将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处理成《故乡》那样的“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显然有一种写作策略的考虑。时过境迁、文化空间的腾挪和转换、距离和差异使从对故乡单纯的情感依恋超拔开去，进行更为深广的反思成为可能。尽管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和他们自身生存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但在处理自我世界和小说的艺术世界时对于时间肯定作了虚构和有意的歪曲。从写作策略所造成的效果看，这种有意的歪曲凸显出来的是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的断裂，进而启动的是一触即发的“我”的认同危机。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断裂既是小说的主题要素，同时也是构成小说内在结构逻辑的形式因素。在还乡者“我”的眼里熟悉的不是这次、当前的故乡，反而是与这次、当前隔开了相当时间的记忆中的故乡。这样，当“我”置身在故乡旧景故人中却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旧时的记忆叠印着当前的现实，记忆与现实紧张对峙着，拒绝但却不能否定现实。就像鲁迅所写的：“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就像芦焚的《果园城记》中“我”所感喟的：“我们都要老的。”记忆中，“一个像春天一样温柔，长长的像一根杨枝，而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现在却是“她的苍白而又憔悴的脸，她的在暗中显得乌黑的眼正灼灼的望着我”。只是和鲁迅相比，人事沧桑之外，又更多生命无常的体验——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盈亏。而这样的生命无常感在巴金的《憩园》中则和家族的荣衰纠缠在一起，从杨家、姚家，再到“我”的故家，想“长宜子孙”却陷入“立家”、“败家”轮回的宿命。这样看来，从《故乡》到《果园城记》、《憩园》，现代作家在处理还乡母题时已经有了细微的调整和转折。
某种程度上，“我”的故乡记忆在这些小说中差不多就是童年经验，这样的处理隐含着人类普遍的心理惯性。弗罗姆曾经对人的精神分层作过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他“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意义时，重要的是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他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这样看来，这些小说作家在运用还乡母题时，其实包含着两次“还乡”，一次是现实的还乡，一次是向记忆的溯回。他们之间的“证实和应验”、“否定和反对”形成小说外在的情节模式和内在的结构张力。从“证实和应验”的角度获得的是“我”和故乡之间的精神联系和情感依恋依据；而从“否定和反对”则获得一种现代意识和批判力量，并从中启悟出乡土中国的“常”与“变”。启悟的过程中，《故乡》的写作者不断呈现他自己理解的现代乡土中国，一方面参照着童年经验，以见出现实的凋败、衰颓；另一方面，对过去的理解受到当前情境的必然制约，对过去的理解也随之变化。如果在这种现在和过去、梦幻和现实的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那么，对写作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戳破童年的梦幻，转而去肯定和认同现在的真实。正因为此，这些小说把还乡者处理成出身于乡村，却生活在都市的现代知识者。在古典向现代转型的20世纪中国，他们才具有戳破梦幻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才具有一种对记忆中的故乡进行破坏和重组的力量。对比现代文学的其他还乡作品，像《故乡》这种知识者访问故乡的作品往往把记忆中的故乡处理成梦幻状态。因此，对于现代知识者，这样的还乡与其说是现实的回归，不如说是精神成长中必然经历的仪式。这些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者需要这样的一次还乡来清除对故乡的想象，从而在东西文化的坐标中对故乡进行定位。在这里，所谓故乡一定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缩小，对故乡的看取与对乡土中国的看取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极端地说，这样的还乡作为仪式使现代知识者的文化结构得以真正意义地完形，在“进化”的意义上肯定自己先锋性的同时，完成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而且，这样的梦幻和现实的对比与选择、驳诘与争论使《故乡》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对比与选择、驳诘与争论的延宕中，小说中的“我”体认着自己的位置和归宿。
从还乡行动角色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我”，从“故乡”出发，“故乡”却不是“我”的归宿。无论是《故乡》，还是《果园城记》、《憩园》，“我”都是身份暧昧的“过客”。《憩园》中，故乡“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我好像一个异乡人……”而《果园城记》中，“我只是从这里经过，只是借了偶然的机缘，带着对于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至于《故乡》，还乡者“我”回到故乡，却没有风景依旧，人事俨然的温暖，渐近故乡的满目萧瑟，并未因为“我”对故乡的进入而冲淡，相反，“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的还乡不是“归根”，却是为了“永别”和“远离”，“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于是对“我”而言，生活着的都市是“谋食的异地”，“我”只是这异地的“异乡人”，同样当“我”回到故乡却已成为匆匆“过客”，无乡失根的生命窘境让我倍感内心的荒寒，而内心的荒寒则更显故乡风物的荒疏、凄凉，一如小说所言：“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这次回乡，本没有好心绪。”在这样的情境下，内心浮现的遥远的童年记忆中故乡的神异图景只能进一步强化故乡的荒凉与萧瑟。
故乡风景的荒凉、萧瑟，而且“我”成为故乡的“异己”、“旁观者”和“陌路人”。《故乡》中，“我”在割断自己和故乡风物纠结的同时，通过书写内心世界的荒凉以及人与人的隔膜让“我”彻底割断和故乡的精神联系。“像一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没有人知道的来了一次，又在没有人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芦焚：《果园城记》）这时，“我”的返乡之旅，这在记忆、想象和现实的错杂中完成的旅程，成为对“我”心目中死亡的故乡的凭吊，记忆、想象中的亮色无法照亮现实故乡的幽暗，相反，故乡的幽暗现实，这“被重建的是处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表面之下的一个恐怖黑暗的客观现实世界：揭开或揭露了梦魇的现实，戳穿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和理想化”〔美〕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而且在这对荒凉、萧瑟故乡的探询中也隐藏着“我”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探询。经过这样的细致梳理，我们就能发现鲁迅有意将故乡形象“陌生化”的企图，就像前面指出的，荒凉、萧瑟的故乡固然是正在走向衰颓、凋败的乡土中国的现实图景，但更是作者想象的重构，在故乡形象的挪移变化中凸显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从对故乡形象的质疑进入对自己处境的审思。
从这里出发，鲁迅和现代中国作家在深入到乡土中国最为幽暗之处的同时，也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在《故乡》之后一年写作的《呐喊·自序》中，鲁迅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的，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8页。仔细研究这段话，我们能够进入到鲁迅的内心世界，在触摸鲁迅寂寞的生成与对寂寞的抵抗的心灵挣扎中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故乡》。值得一提的是，当因为“叫喊于生人中”默然无声的寂寞而“沉入国民”，“回到古代”又如何呢？至少在《故乡》中，面对养育自己的乡村，亲密无间的童年伙伴以及“抱过”自己的乡村女性，“我”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沉入国民”如此，“回到古代”呢？虽然在《故乡》中没有缈远的古代去追怀，但童年记忆在时间向度和价值意义上与“古代”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样的脉脉温暖在荒寒的现实面前“幻”得又“幻”失。阅读《故乡》，我们能够感到“我”由寂寞坠入更深的寂寞中。
在《故乡》这些“还乡者启悟”的现代小说中，鲁迅和现代中国作家沉入中国民间社会的最底层，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打破了现代知识者精神优越所营造出来的幻象，在对故乡幻象的瓦解过程中直抵乡土中国的本相，于此也对现代知识者的精英面目进行祛魅。当然，鲁迅和现代作家对乡土中国的审视和观照是多向度的，《故乡》中闰土那麻木的容颜下深藏着乡土中国底层朴素生命的庄严和美丽，而《憩园》中杨梦痴生活困顿中依然不失自己的尊严。我们可以追问一下，作家在书写“我”和闰土、杨梦痴这些在乡者的隔膜时有没有“我”对于闰土、杨梦痴他们生命与生存的理解和宽宥呢？《故乡》这样写道：“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和宽宥出现在鲁迅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曾经是那样峻急犀利地批判乡土中国。在这种理解和宽宥之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反观自身，在《故乡》这些还乡之作中，“我”从现实的审察走向内心的诘问，从绝望走向对绝望的反抗，从对故乡的归栖走向背向故乡的逃离，“我”远离了故乡却进入了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空间。也因为这些，故乡不再是纯粹感情意义的故乡，而负载着现代知识者的理性思考。在“我”对故乡的进入和远离中，我们能够理解萨伊德所说的：“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美〕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1—332页。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就像马斯顿·安德森所称的那样，这种模式中的“悟”只能是一种“反讽的顿悟”黄维宗：《难以逃遁的困境——〈阿Q正传〉的叙述者及其话语》，《上海文论》1991年第6期。。虽然这种顿悟通常来自一个处于道德困境的知识分子试图与其叙述的道德含义拉开距离，但是，这种自我安慰和驱除邪恶的姿态常常是虚弱无力的。
2. 还乡者遇故旧
叙事学研究注重人物或角色在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或主要功能。叙述过程中，“角色”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被赋予一定的功能，同时它应该是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和结构要素参与到母题组合和情节结构中，这样来看叙事研究中所建立的情节优先、角色从属于情节的观点显然有它自身的缺陷。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能看到“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左右着现代还乡母题的组合和情节的逻辑演进。从某种角度上看，现代知识分子“还乡启悟”其实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还乡书写模式，一切从“我”出发。自我和世界的双重观照“我”的思想之旅构成小说的母题组合原则和情节结构逻辑，在这种模式中角色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我们意识到了，但还没有被充分强调出来。现在如果不着眼于还乡之旅作为启悟之旅的过程性，而是换个角度从角色之间的“利益事件”出发就能使“还乡遇故知”这种新的母题组合原则和情节结构逻辑变得清晰起来，这也说明了叙述过程中，角色在和情节发生关系时有其自身的主动性。
现代小说在运用“还乡遇故旧”模式时，还乡者所遇“故旧”一般是在乡者，哪怕这些“故旧”曾经也有过像“我”一样“离乡”的经历，但现在已经安居故乡，所以像鲁迅的《在酒楼上》这样的两个还乡者多年以后邂逅于故乡，在现代小说中不是很普遍，多的是像他的《故乡》、《祝福》这样的还乡母题的小说，写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刻意强调着“我”和“故乡”的反差，以“我”的现代意识，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标示出还乡者和在乡者的界限，“还乡遇故旧”不仅仅是久别重逢的喜出望外，更是比较文化视野中对故乡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自己境遇的警醒。从叙述效果看，小说所强调的不是两个还乡者彼此看见对方的自我镜像式的观照，而是还乡者与在乡者差异性的互见，因此，从中也可以看出现代作家处理这个模式的文化批判的自觉。
还以《故乡》为例，思考还乡者和在乡者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了闰土的朴讷无言和杨二嫂的言语矜夸，而忽视了“我”与闰土、杨二嫂对话的障碍与失语。如果说“我”与闰土对话中的失语更多来源于记忆和现实的断裂、错位，那么“我”与杨二嫂对话中的失语则要复杂得多。当杨二嫂说着“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我们能隐约感觉到杨二嫂思维、判断及言语中所凭依的乡土中国的民间背景以及所借助的民间资源，从某种意义上，在《故乡》中，如果说，“我”是以现代知识者的身份出场，杨二嫂则是传统乡土中国的代言人。细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研究中被忽视和遮蔽的东西。在许多研究中，我们往往预设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话语优势，这样的判断如果放置在现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现代都市空间自有其合理性，但当他们回到生命出发的乡村时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了。在与杨二嫂的对话中，一面是杨二嫂的咄咄逼人，冷嘲热讽，一面则是“我”的步步后撤，从“愕然”、“愈加愕然”到“惶恐”，再到“我知道无话可说，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现在我们发现了《故乡》的写作者通过“我”与杨二嫂的对话将现代知识者的文化、话语空间和乡土中国民间的文化、话语空间有意地并置，在对童年“我”与《故乡》中的温情和谐的图景之外，重构“我”与故乡的关系。在这里，像闰土、杨二嫂这些“在乡者”的生存和精神空间与“我”这样的“离乡者”的生存和精神空间的断裂再也难以弥合，“我”与故乡已经超出古典的游子归乡的意义图式，而隐藏着现代知识者对乡土中国阐释、启蒙的文化企图以及遭遇的困境，对于这样的困境，《故乡》的远虑和隐忧直指未来，宏儿和水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在乡者”和“离乡者”？可以这样说，《故乡》在挪用古典的游子归乡的日常生活场景时所展示的却是20世纪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遭遇的现代命题。小说中，杨二嫂掌控着乡土中国民间话语的运作，在乡土中国的民间话语空间，面对文化异数，应对中本能地激发出想象、阐释的力量，而且显示出自身的自足性和自为性。在这里，都市空间甚嚣尘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沦为弱势话语，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以其自身的待人接物观世立场、姿态以及延续、承传的精神传统抗拒闯入乡村的异类。以“我”的视角来看，自然是“我”与故乡的疏离和隔膜，是置身荒原的现代知识者的失语症候以及失语之后悲凉心境。因而，隔膜中的失语有着远较现实沉重的文化内容。《故乡》的写作者隐隐触及的是启蒙的限度，思考的是现代楔入传统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鲁迅在稍后的作品中反复言说的启蒙者的寂寞和绝望或多或少都能从这种对限度和可能性的触及与思考找到因子。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还乡遇故旧”模式小说都存在类似于《故乡》“我”和杨二嫂之间的角色“利益事件”。而且有意味的是现代作家在这里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语言，尤其是流言对于乡土中国民间社会的参与和建构，语言、口口相传的流言塑造着中国的乡村世界和民间社会。就像我们前面所揭示的杨二嫂对于“我”的塑造，应该说，由于“我”和故乡之间多年的山水相隔，塑造中会存在着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这种想象空间一定程度上也是乡土中国对于世界的想象。值得指出的，流言不仅塑造着乡村之外的世界，同时塑造着乡村世界自身，在想象的同时自我想象。最直接的表现是在“还乡遇故旧”模式中，流言以其强大的力量塑造出自己的中心和边缘，也就是按照某种尺度和准则把同样处身在乡土世界、民间社会的社会成员排挤到乡土世界的边缘，像王西彦的《鱼鬼》中的“鱼鬼”，“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被叫做‘鱼鬼’呢？你脑子里一定有过这样的疑问。不错，从小我们就这样叫他的，全村的人大家也都这样叫他。这名字包含几分神秘和歧视，它取消了对一个人应有的尊重，好像他并不属于人类的社会，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鬼，一个真正的鱼鬼”。就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柳青的《在故乡》中，流言终于使七老汉在他所生活的乡土世界无法立足、生存，在本家的仇视和乡人鄙视的谈论中，在除夕的前夜，“老汉还是看见没法活，自个上吊死了”。流言对于乡土中国民间社会的参与和建构，影响到乡村世界的现实格局，流言所塑造的中心和边缘以及内在的紧张构成乡土中国的世俗世界，成为现代作家对于故乡和乡土中国理解的依据，并且在“还乡遇故旧”模式中发展为小说的结构逻辑。因而，在“还乡遇故旧”模式中，由于具备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的还乡者从乡村之外的世界楔入乡村，必然要改变乡村既有的现实格局，还乡者与在乡者角色之间所缔结的关系，规定着小说的主题同时也左右着小说的情节模式和运行方向。
在这些小说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两个世界的反差——整个乡村世界的热闹和乡村边缘孤零零的个人的寂寞，乡村自然风景的淳美和人事的残忍不堪。对于前一方面反差的结构，就像前面提到的《祝福》和《在故乡》，作家常常把情节的展开置于过年、祝福等传统乡村世界喜庆、热闹的世俗场景中。后一方面的反差，则是将乡村如画的美景与故乡残忍的人事和堕落的故乡予以并置。吴组缃的《箓竹山房》，一边是梦境般的“家乡”，“每常想起家乡，就如记忆一个年远的传说一样。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晦色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想起来都如依稀的梦境”。不仅是梦境，以自然风景观之，在多年以后还乡者的眼里，故乡并无多少改变。小说写到：“我说金燕村，就是二姑姑的村，箓竹山房就是二姑姑的家宅。沿着荆溪的石堤走，走的七八里地，回环合抱的山峦渐渐拥挤，两岸葱翠古老的槐柳渐密，溪中黯赭色的大石渐多，哗哗的水激石块声越听越近。这段溪，渐不叫荆溪，而是叫响潭。响潭的两岸，槐树柳树榆树更多更老更葱茏，两面缝合，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洒不下来。沿着响潭两岸的树林中，疏疏落落点缀着二十多座白垩瓦屋；西岸上，紧临着响潭，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窗的围墙上面露探着一丛竹子，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了槁色——这座村子便是金燕村，这座大屋便是二姑姑的家宅箓竹山房。……我一时回想起平日见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也觉得是重入梦境，作了许多缥缈之想。”但这样的梦境终于被“门上那个册叶露着一个鬼脸”戳破，而就是这个“鬼脸”也泄露出二姑姑内心难以压抑的欲望。“在乡者”，“二姑姑的故事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但结局却不是“旧传奇”大团圆，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以悲剧收场。绣蝴蝶的二姑姑和叔祖学塾聪明年少的门生由爱慕而于三春天气的午间，偷情贪欢，被赏牡丹的祖母撞见。少年应考船翻身亡，绣蝴蝶的小姐自缢未果，却迎了少年的灵柩，做了新娘，这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二姑姑多年不见，显见得老迈了。……那只苍老皱折的脸没多少表情。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脸庞同一调子：阴暗，凄淡，迟钝。……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偌大的屋子如一大座古墓，没一丝人声；只有堂厅的燕子啾啾地叫。”人与人的残忍泯灭了二姑姑的幸福，二姑姑只在人与虫、人与鬼的两忘和幻想中获得生趣。汪雪湄的《洋雀子又叫了》中“我”沉迷地望着这些田野的工作者，望着这幅美丽的自然的图画，“我”感觉到享受了一种不曾喝酒的醉，不曾劳动的疲，好梦缠绵的睡。但是在这样的如画美景的背后，却是止步于世俗的有情人难成眷属。春的夜，洋雀子的叫声牵动起“我”和春姐没有结果的爱恋。少女把她的如花的岁月牺牲给照顾家庭和病人的承诺，而不敢承诺和追求她的爱情和幸福。蹇先艾的《老实人》中，还乡者“住在一间屋脊上长满青草的，古老的房子里面……从前窗望出去，是一片一点秀气都没有的荒山，从山脚到山顶，攒聚累累的坟墓，悲凉得很，我的书桌设在后窗之前，推开窗子，便有一带幽深的竹林映入眼中……清晨，一个人坐在窗前读线装书，一面听着鸟的音乐，这是还乡以后，我的最高享受”。而“在乡者”冯志鹄，一个热心、倔强的人，爱憎分明，有过“做事非常清白”的一个小地方厘金局局长的“光荣的历史”，“最近这些年都是在商场上混生活”，却不是“一个庸俗的商人”，但是在残酷的世俗面前，到“我”还乡时，“大概是为了吃饭的问题”，“听说，他的性情已经大大地改变，也开始‘随俗浮沉’了”。“俨然成了一个说客”劝“我”“顺应潮流”，“去揽个把官做”。冯志鹄并不是糊涂的人，他对“古风街”人情世态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从他对“我”还乡的慨叹：“沅生，你为什么不衣锦还乡，偏偏要逃难才回来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从他试图去谋乡镇长之职以及对花活动费的了解等言语和行动看出来。但冯志鹄最后识世终不能随俗，只能在贫病中终其一生。“我们的家乡，竟会一天天地在这种不幸的情形中沉落下去。”以至于“我”止不住地悲叹：“这里不是也算本省的文化城吗？前清还出过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这些学者吗？怎么现在风气变得如此之坏呢？居然这样出人意料之外的市侩同腐化！”小说的沉痛之处在于揭示出“老实人”不和乡村世界合流就不能善终的社会现实。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还乡遇故旧”模式中，几乎都对乡村的意义世界进行了改写，在刚才论述的两种反差中，去展示乡村边缘者在乡村视野和“我”的视野中的反差，在这一方面，现代作家所着力开掘的是中国民间、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丰富的心灵世界。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闰土和杨梦痴，王西彦在《鱼鬼》中，追问道：“鱼鬼也有喜乐和悲哀吗？”
3. 还乡者践行理想
应该说，关注这些怀着救世的理想还乡的启蒙者，同样胚芽于鲁迅先生。在他发表于1919年4月的小说《药》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启蒙者——夏瑜的悲惨命运。虽然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先生并没有正面展开夏瑜的人生道路。但每当我们读到这些茶馆闲客赏玩似的对话，总会感到一种刻骨的寒冷从内心深处泛起。在这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恰恰不是所谓民众的麻木、冷漠，相反却是一种过于热烈地投入和参与，请注意鲁迅先生在这里用了“热闹”一词。一场轰轰烈烈的舍身赴死，最终沦为闲客口口相传的无聊的谈资，启蒙救世的虚妄可以想见。可以这样说，在新文学之初，“启蒙”与“救世”甚嚣尘上的时代，鲁迅先生就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触预言了“启蒙”、“救世”的前景，即使在夏瑜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也无法照亮这沉沉的阴冷，但这并没有终结现代“启蒙救世”的反复书写。不仅如此，现代作家将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救世”、“启蒙”理想挪移到还乡母题中，在像《药》那样，在梦魇似的故乡背景中凸显这些“救世”、“启蒙”者的现实处境。
“明道救世”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种“明道救世”往往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来实现。而随着科举制度在20世纪的终结，这条道路也相应失去了制度上的现实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明道救世”传统的断绝和根除。相反，孳遗、沉淀于知识分子深层心理的“明道救世”一旦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接通了关系，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许多小说中，我们都能发现现代作家这样去处理还乡母题的时代印记，像巴金的《雾》中周如水所服膺的所谓“土还主义”，作为一部反映青年的时代症候的小说，周如水的思想有其典型性，在周如水这样的时代青年视野里，故乡首先是和“都市”相对的“乡下”，“乡下真好，一切都是和平的，亲切的，美丽的，比在都市里吸尘好过十倍！”不仅如此，“我也喜欢在乡下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乡下去住。明年毕了业，我也不愿意在都市里做事情，我还要到乡下去办小学校。……”在稍早发表的孙俍工的《归家》中，“我”的归家还乡，“究竟归家这一念头，是我自己心坎里所发动的；归家这一种呼声，是我自己心坎里的绝叫；而且归家这种举动，且要由这个软弱无能的我，竭力地使在现代沉忧的社会当中成为比较有声色的事实……”就像有研究指出的，“这种心理一方面带来了知识分子英雄主义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这种心理也带来了对于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的强烈要求”李书磊：《当前知识分子心态分析》，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还乡者践行理想”模式首先引起我们关注是这些还乡者，他们都是自视甚高、执著“救世”理想的启蒙者，像“还乡启悟”以及“还乡遇故旧”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乡土中国观察着、思考着、批判着，但他们又没有止步于此。在观察、思考、批判之后，他们还试图将自己肉体和灵魂安放在他们生命出发的故乡，同时在故乡践行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但这些还乡的“救世”、“启蒙”者纷纷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陷身于一种有形无形的阴影和陷阱中，故乡在这些小说中往往发展为还乡者的“反对者”，和鲁迅《故乡》的杨二嫂这样的在乡者不同，在这里在乡者不仅是故乡世界的流言传播者和话语阐释者，他们是乡土中国权力意志的现实体现，现代和过去、进步和保守、还乡者和在乡者之间的裂痕必然要发展为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这样的对立和冲突既是小说的主题因素，同时也是小说的结构逻辑。《逝影》中的焦老师因为收容了“处境极困顿，几如流浪乞丐”“从异乡流落本镇的某母女”，“镇上一些顽固派，本对这座小学‘侧目而视’，竟纠合当地某些土绅，到县里‘奏上一本’，告他身为人师，‘窝藏有夫之妇，明目姘居，有伤风化……’”而葛天民“这个不支薪水的场长，他和任何人没有冲突，我们以为他将做一个和平的场长做到老死的，然而后来农场的经费有了着落，当他准备将范围扩充得更大一些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暗示，因此他请了长假”。至于丁宁，自从他回来的这两个月以来，他就感到：“这样，这辽阔的草原，在每个刚健的阴影里，就埋伏着无数的、被损害的、被压榨的、病弱的呻吟了”，而他一旦“回想起他对于这广大的草原的慈悲的哀悯，于是在他的心底唤起了深厚的同情，他觉得他应该随时随地去同情那些被损害了的，被压迫了的”时，却在醉酒酣睡中受到庸俗风骚的三十三婶的性玩弄。
在对这些还乡母题的作品研究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启蒙者的救世理想和个人无力完成它的痛苦意识之间难以逃遁的困境。而某种程度，使他们陷身困境的正是传统的陷阱，这种来自传统的阴影和压力有形无形在现代广阔的乡里社会里滋生。值得研究的是，在还乡者践行理想的母题展开中，作家为我们展开来自于传统的诸方面力量对启蒙先驱的压力。既有鲁迅先生反复昭示的民众的愚昧和文化的惰力，有《逝影》中源自地方的顽固势力的秩序、惯例，更有的是《科尔沁旗草原》那样一个看不见的、用时间的笔蘸着损害者的血写下的无字天书——制度。这中间有一种压力尤为可怕，就是现代知识者和传统势力合谋的力量，正是这种合谋的力量使油三妹“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天天挟着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正如黄维宗在研究鲁迅时指出的：“托马斯·麦兹杰(Thomas Metzger)发展了由唐君毅(Tang Junyi)提出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困境感’(sense of predicament)：一方面，他遵奉‘儒家的信条，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在精神深处焦聚上帝似的道德伟大’，达到圣贤境界，从而在社会上促进普遍的道德秩序；而另一方面，这一信条‘又与他们无法达到该境界的恐惧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用‘普遍的道德衰微’来形容周围的环境世界，他们生活在永不停歇的焦虑与疑惧中，‘既不能中止，又不能取得成效地’尝试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黄维宗：《难以逃遁的困境——〈阿Q正传〉的叙述者及其话语》，《上海文论》1991年第6期。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当还乡者践行理想的母题构成模式胚芽之初，鲁迅先生就精辟地揭示出启蒙、救世的虚妄。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讨论的还乡启蒙者的命运无疑丰富了新文学产生之初鲁迅先生对启蒙有效性的怀疑。研究中，我们发现这样的还乡启蒙者，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使他们的还乡救世无法像传统还乡母题中“叶落归根”、“告老还乡”模式中退职官僚和暂居乡里的官僚那样，参与到乡村的文化和制度建设中，从而与乡村社会最终合流。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并非对所有的还乡者都加以排拒，“乡里社会如同大海可以包纳百川，它不仅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方，是离职退职官僚发挥余热和安享晚年的地方，同时也是许多官僚喘息、避风和等待时机的地方”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正因为如此，“叶落归根”才会成为古典还乡母题中的经典母题构成模式。但像《逝影》所揭示的那样，焦老师的还乡兴办新式学校显然无法与乡村传统私塾并列，最终合流。因此，这些还乡者的救世、启蒙实践必然最终要动摇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样，乡村社会自然而然要对这些启蒙者排斥、隔绝，甚至扼杀。因此，作为孤身还乡的启蒙者是无法与整个乡村传统的力量相抗衡的，这是这些“还乡救世”主题的作品最后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艾芜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奈何天》，准确地道出了这些启蒙救世者的辛酸和无奈。无论是鲁迅笔下的“孤独者”，还是端木蕻良笔下最终被草原抛弃的“寂寞者，独语者，畸零者”都是这种现实的外在表现。而从“孤独者”到“多余人”，我们不难感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世”理想的步履维艰和精神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关注还乡者践行理想的启蒙者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相对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一是40年代（一些作品上延至30年代末）。这种选择是耐人寻味的，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同样是命运攸关的生死抉择时期。作家将知识分子放置于这样大转型的痛苦和希望的共生时代，来探讨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的前途和走向。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固然指出了乡村传统对知识分子理想实现的压力，但应该看到同样的有置身于这样的压力，置于死地而生的。这让我们警觉我们讨论可能导致的偏向：一味把启蒙、救世的虚妄归咎于环境。还是鲁迅，在谈到柔石的《二月》时说过一段令我们深思的话，他说：“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一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讲到这里，鲁迅先生对这些人的最终归宿作出了总结：“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8页。这里，鲁迅先生其实揭示了这些还乡者的三种不同归宿，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还乡启蒙者，都可能在鲁迅这三种归宿找到他们各自的位置。
关于还乡者践行理想一些小说处理成了还乡者对中国乡村革命的参与，像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张进德和李杰这些还乡者，强调的是他们革命者的身份，由于他们的救世理想和在乡者中被压迫者的想象和期待达成一致，因而他们不但没有被故乡所吞噬，相反反客为主颠覆了故乡的权力构成，成为乡村新的主人。陈秋坤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作过深入研究，认为：
就知识分子来说，传统士人的身份是双重的，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另一种是仕而不得志，挂冠求去成为地方的领导分子。我们检讨1842—1949年的新知识分子主要系留学生，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所得到的印象是：一、在地方政治上：(1)乡村领导人才的流失。留学生倾向都市化，不愿再回原来生长的地方。因之：（2）造成地方事务的枯衰，缺乏领导。普遍的农民是无助的，有限的知识。并不足以防范和补偿战乱或天灾的修补工作。（3）人际的隔离和敌意。留学生即使回到农村之后，一方面缺乏实际的农作经验，另一方面也不肯安下心来，只是徒然把西方不健全的个人主义带到一向相依为命的农村社会里，失却士人和百姓之间的休戚相关感情。相对地，农民和地方士绅反而由羡慕转而轻视这些喝洋水的‘洋包子’。二、在国家政治上：(1)知识分子不再能够像在传统政治结构中那样发挥功能和扮演角色。注重专业化和个人性的后果之一，便是官僚机构里，并不能发挥知识的制衡和引导的力量。（2）知识分子脱离农民，造成政治权力中空状态，并且这种脱离，冷淡了对农民的深切了解，使得他们的专业化显得虚浮，得不到应有的成果。（3）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权力的统御工具，失却传统政治运作上的抗衡功能……陈秋坤：《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1842—1949)》，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因此，当还乡者把他们的救世理想定位在引导乡村革命和乡村解放上，无疑消弭了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敌意和隔离，填补了乡村的权力中空。和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一样，陈瘦竹的《春雷》中小学校长王鹏从汉口军委训练班还乡，意识到“种田人最忠厚，讲义气，而且有力量”，组织起人民自卫军，伏击来犯敌人。
4. 还乡者歇隐乡里
孙席珍的《槐花》中英从海外倦游归来，隐居翠屏山，每天伴自然，着布衣，啖菜根，怡然自得，槐花如雪，唤起前尘往事。而黎锦明的《隐者》中“热烈同时极端理智”的仲培，“有那么一副沈静而果敢的面容；在一处时，他是谈话和一切意见的表决者。他看得出我们的意志，心性，做了许多理由的折冲。我们认他为中庸主义者，一个好的和事佬。……他过的是图书馆生活……”但四年图书馆苦工生涯，“使他懂得许多原理；对于社会一切，眼睛便横着看着了”。以至影响他的谋职，加以“他读一些谈唯物的书，思想完全变了”，被人们视为“激进分子的一代表”，“知识界的反贼”，最终没有“出路”，简直没得“生路”，栖隐幽深的山林，“归了农！成了隐士！在他家乡附近的璇山草舍里”，耕读，狩猎，教子。几乎伴随着还乡启蒙、救世的同时，一些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却是隐逸甚至溃退了。
阅读《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我们感到路翎对“叛徒”还乡溃退是深深的沉醉，在第十三章，“在这个全中国都冒着烟的热烈的‘前夜’和落着雪的严寒的冬天”，蒋少祖又一次还乡了，如果前一次还乡，蒋少祖还有一些“逃避、戒备和谎语”，那么，这一次的还乡，虽然那在“落雪的庭园中幽灵般升上假山石”的老人已一去不返，还乡的目的几乎和鲁迅的《故乡》中一样，但那种感受却相去甚远。如果《故乡》中“我”的心绪是一种难以诉说的隐痛，对蒋少祖而言，“暂时地离开那热烈而烦扰的一切，在落雪的古城走着，清醒地意识着生命底自由，是快乐的。他抱着小孩在雪地走出车站，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辜负他，他也没有辜负这个世界，心里有大的恬适”。 和《财主底儿女们》正面展示蒋少祖丰富的人生历程不同的是废名的《桥》，有意无意在程小林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样一段空白虽然废名在后来的叙写中进行了隐隐约约的填充，但这样填充不仅没有弥合这段空白，反而延展了读者想象的余地。可以这样说，《桥》中间贯穿的就像作家书中所说的“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这不能不令我们联想起庄子的“乘美以游心”。从这种角度上看，程小林的还乡归田已经消退了传统还乡母题中随时准备应召出山的独善其身的意味，也不是一种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而是指向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如果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作一个简单的考察就会发现，在集权制度之下，隐逸文化的发生，是源于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审美空间，从而实现对集权制度有效的调节和制衡，它的生存和进步必然取决于这种调节和制衡的能力王毅：《中国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兴衰》，《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第55—64页。。这样说来，随着中唐以后士大夫阶层的衰微，隐逸文化自然走向其反面，而近代，随着王纲解纽和集权制度的瓦解，这种建立于与集权制度抗衡位置上的隐逸文化更是连生存的机制已荡然无存。但是，这并不意味隐逸文化的精神就此断绝，只是它被现代知识分子把原初对立之下谋求生存的政治平衡机制中自足精神空间的诉求，置换成现实的浊世与幻想的世界对立中对幻想世界的企求，从而超脱现实的苦难重新发现生活的乐趣。这一点在废名的一首诗中表述得相当透彻：“我是从一个梦里醒来——看见我这个屋子的灯光真亮，／原来刚才自己慢慢的把一个现实的世界走开了。／大约只能同死走进生一样，／——你能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么？”而且类似的意思，在《桥》中废名借小林的话说：“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几乎每一个研究者，从鲁迅、周作人到李健吾、朱光潜都注意到《桥》和废名之前创作的不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桥》其实是作者“自己慢慢的把一个现实的世界走开了”，而去追求中国文章没有的“厌世”。这样，废名于梦和真实、过去与未来的相遇之处为自己找寻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这也是还乡的小林所向往的。对废名这种隐逸，用他自己评说陶渊明的话来说：“田园诗人四个字眼我的意义说起来确可以加上陶渊明，他像一个农夫，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天热遇着一阵凉风，下雨站在豆棚瓜架下望望，所谓乐以忘忧也。”废名：《关于派别》，《人间世》1935年4月20日第26期。因此，对废名笔下的小林来说，同样是隐身而退，却有着和蒋少祖不一样的感受，蒋少祖是“看不出路”，自己“不能再是能够拯救中国的英雄”，在迷乱中产生“走向灭亡”的幻灭感。而小林则洞悉现世之苦，依违于梦与真实之间的厌世感。但两者虽然都和古典还乡母题中的归田主题一样，写知识分子由中心走向边缘，由喧闹走向静穆，不过，无论是小林还是蒋少祖，一旦踏上还乡之路都弃绝重回中心的企望。
胡风认为：“对于蒋少祖的刻划。回旋着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底由反叛到败北，由败北到复古主义的历程……这里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底各种类型的一个总的沉痛的凭吊。”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希望社1947年版。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现代中国类似于蒋少祖这样，由狂而隐，由进而退，由入世而顺世、避世，几近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宿命。对于蒋少祖式的生命转换，胡风归结为“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这固然不失为原因之一。但如果认真推究其深层原因，导致这种知识分子和人民的隔膜、疏离，似乎首先导源于知识分子启蒙无望之后的内心孤独和绝望，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在这反复的跌宕中，除了像鲁迅这样极少的知识分子还在作着“绝望的抗战”，一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则像周作人所说：“好像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为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么东西，踢到倦了也就停止，并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部踢折——踢折之后岂不还只是一只球吗？”李景彬：《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芦焚的《鸟的归来》用飘摇的柳絮、熬尽油的灯写易瑾的空洞和疲惫，“由疲倦而麻痹”。外面的世界，那被易瑾认为“像在冰窟里生活”的六七年曾经那样吸引过她，“仿佛光明照澈了大路，只消向前跨上一步，便什么都崭新的了”。正因为如此，虽然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她还是被时代的波涛从那家里卷出来。“同学们都小鸟一般尽量往外飞。往外飞似乎成了一种传染病。”“于是一簇一簇飞出去了，尽量的远，尽量要自由，尽量要喧叫，尽量来一个自在的大呼吸，飞过山，翔过水，心房跳跃着……”易瑾就这样被革命的时代裹挟着向前，向往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但时代很快走向它堕落的反面，混迹在革命队伍中的流氓侮辱她的肉体，也摧毁了她向上飞翔的希望，“此后的易瑾就像一匹学飞受了伤的雏鸟，顿然完全消失尝试的勇气”。“她由白褂青裙而军服，由军服而短袍，再改穿长旗袍，日子过的飞快，转眼已是六七个年头。看着似乎平易，好像是一场糊涂梦，可是想不得，同六七年前一比，仿佛是隔世一般，其间不知道经过多少骇人的剧变。当初她初入社会的时候，原想做一番可以吓到同学和朋友的事业，哪知路越走越狭，后来就单单希望一个惬意的丈夫，再后来又只望别人不要像一块破布将她抛弃。自然她已经明白了自己并不是一只鸟，可仍不得不飞着。六七年来受过几多男的侮辱，回想起来她只是打寒栗。那样的事是连数目都计算不清，更休想记起那些人名字了。”于是就像还乡行动的角色的命运一样，小说的情节发生转宕，还乡隐退的模式很恰当地承载了这样的转宕。小说接着写到，“现在阳光就是从那洞里泻进来，射在那放在书架上打开着的小提箱上，尘土飞扬着，床上堆着围巾、毛线、棉裤、衣裙和不大洁净的被单等等。地下放着一只柳条包，边上露着棉旗袍的一角。此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纸。壁上挂着无精打采的月份牌，有几天没有扯了。书架上横躺着《啼笑因缘》以及描写三角恋爱和革命的浪漫女英雄的小说。桌上也堆着纸片，纸下面平躺着一面尺二大的水银镜。墨水瓶打翻了，陶制的笔筒躺在墨渍上打瞌睡。易瑾想，该收拾收拾了，明天早晨就要上车站。但总振作不起精神，又懒洋洋地坐下去了”。敛起飞翔的翅膀，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退出抗争，踏上还乡之路。
一方面是人生的失意和失败，另一方面是古老的传统中，那种借助“归园田居”来弥合心灵创痛的文化惯性的内在牵引。自然、田园、家庭这样富有乐感、和谐的文化境界很容易和传统接续上关系，并且引发失意和失败者的心灵共鸣。郁达夫的《东梓关》，“从长年飘泊的倦旅归来”的文朴，对自然、晴冬、朝日、故乡、村景以及“旧时代的这种人物的最后一个典型”的竹园先生人生经历的体悟，在体悟中融入自己对这种风景和人生的欣赏和会心。“文朴对着了渐渐退后去的故乡的一排城市人家，反吐了一口如释重负似的深长的气。因为在外面飘泊惯了，他对于小时候在那儿生长，在旅途中又常在想念着的老巢，倒在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一时重复身入了舟车逆旅的中间，反觉得回到了熟习的故乡来的样子。更况且这时候包围在和两岸的青山红树，江心的暖日和风，尽是些蓝碧的天，澄明的水，自己譬如是一只在山野里飞惯了的鸟，又从狭窄的笼里飞出，飞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来了。”仔细研究郁达夫为我们呈现的“东梓关”，看到这样的文字，“东梓关的全村，大约也有百数人家，但那些乡下的居民似乎个个都很熟识的”。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所谓“东梓关”既是作家对记忆中故乡的摹写，同时也应该是一种文化记忆和经验的打捞和还原。小说中，“竹园先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也曾做过救世拯民的大梦，可是正当壮年时期，大约是因为用功过了度，在不知不觉的中间，竟尔染上了吐血的宿疾。于是大梦也醒了，意志也灰颓了，翻然悔悟，改变方针，就于求医采药之余，一味的看看医书，试试药性。像这样的生活，到如今过了二十多年了”。对于竹园和他的生活，“我”更多的是会心、领悟，而且情不自禁为它所吸引。“文仆才感到了乡下生活的悠闲，不知不觉，在烟盘边一躺，却已经有三四个钟头飞驶过去了。”“文仆一个人坐在竹园先生的背后，在这深夜的沉寂里静静的守视着他这种聚精会神的神气，和一边咳嗽一边伸纸吮笔的风情，心里头却自然而然的起了一种畏敬的念头。”而一宵闲谈，从书版掌故、民间传说到时事见闻，在文仆的心中：“像这一种夜谈的情景，却是不可多得的。龚定庵所说的‘小屏红烛话冬心’，趣味哪有这样的悠闲隽永。”“归园田居”那样的田园风光和士大夫的闲适生活深深打动归乡的游子。
现在看来，现代作家这样处理还乡母题既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理解，有时干脆就是他们自我人生的写照，同时传统资源也为他们提供了富有深度的文化背景。因而，从现代中国的现实及知识分子命运的角度，现代中国文学中，类似的“叛徒”还乡的作品，对这种时代大潮的溃退者的刻画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5. 还乡者复仇
现代小说中，“复仇”也常常被作家和“还乡”结合在一起去表现，“还乡复仇”比较多出现3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模式相对集中地孕育了作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对于中国未来的思考，而对于农民命运的思考显然是这种思考的题中之意。1943年，上官筝在一篇题为《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的文章中，针对“我们今日的文坛，还在生长与形成之中，一切都是不可讳言的幼稚与贫弱”的状况，认为：“建立起健康的文学来，今日的题材有重行检讨的必要。”同时，作者提出了他所理解的新浪漫主义的新英雄：“当然是健康的，正常的，合理的人生的代表——也许有时候要神话化或偶像化——这样模特儿的意志当然是坚强的，而且要具备其他种种的优点，其主要之处，也还是用以显示一般人民生活的堕落、无知、荒淫、卑鄙、懦弱、知识的贫困和灵魂的空虚来。”而且，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我国国度中传统“名士”的倔强精神和“强盗”的豪侠精神“能够汲取到作品里去，一定是一朵异葩。新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需要这样的主题。这正是给我们这堕落的、无耻的市民阶级的一个残酷的对比”上官筝：《中国公论》1943年2月1日第8卷第5期。。
这让我们想起新文化运动之初，新文化倡导者的忧虑：“自然每趋于毁坏，万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毁，此不得不需要于抵抗力矣。抵抗力者，万物各执著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915年11月15日，第1卷第3号。看来，对雄强、自由人性的召唤在新文学中，虽然胚芽甚早，但至40年代初却花果未丰。这样说，我们对像《原野》、《科尔沁旗草原》、《还乡记》等作品中裹挟着复仇的愤怒奔赴故乡复仇的现实冲动和文学书写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还乡复仇”的作品考察来看，这些复仇者都曾从故乡的土地被抛出，往往以其“原始的蛮性”和故乡土地上世代生息的农民在精神面目有了一定的距离，他们或多或少都充溢着一种生命活力和抵抗力，某种程度上，也暗合着40年代对英雄主义的召唤。现代文学中对复仇有着最深刻体认的无疑是鲁迅先生，在30年代，鲁迅曾经一再与人辩驳，反复强调：“混身静穆”、中庸决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人并不纯厚”，热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所在。在鲁迅的一系列创作中，他不仅着力于恢复中国古代神话，以及以后中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复仇之神本来的锋芒与光泽，而且沉身于浙东故乡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去挖掘故乡土地中存续着的复仇精神的隐脉，在他晚年所写的《女吊》中，作家通过对故乡目连戏中“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的介绍，热烈地赞颂“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
关于“复仇”，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肯定了复仇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可以说，这是我们研究“还乡复仇”的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其次，鲁迅先生对中国式复仇精神的本质和自身规定性作了描述，尤其是对目连戏中的复仇者——女吊的读解，对于我们审视“还乡复仇”的复仇者的性格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无论是“还乡启悟”，还是“还乡遇故旧”、“还乡救世”，以及“还乡隐退”模式，这些小说的还乡者都是从乡村走向都市，又从都市回到乡村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要这样处理还乡母题，我们常常会发现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人生道路之间相互阐释的同构和互文关系，因而，这些小说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有着复杂的关系，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追挽与怀旧、重构与设计的心理欲求和精神动向在这些小说中被反复书写着，难怪它们相对来说是内倾的、抒情的、意境化的。即使是一些叙事性的作品，情节也相对单一，人物形象经作者观念、情感的滤渗，也比较类型化，往往对应着某种文化型范。平心而论，这样的作品愈是发展也愈见幽深，比较一下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还乡小说，就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轨迹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到了30年代，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写实小说已经是小说创作中的“正格”，与此相适应，人物典型化的理论、环境与人物关系的理论，特别是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理论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理论，进入30年代末40年代初，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英雄人物”的问题，像我们一开始引述的上官筝的文章可以说是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的反映。钱理群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理论家、作家们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呼唤，正是对‘英雄人物’的呼唤，这构成了这一时期典型理论的核心内容。”钱理群：《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前言》（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围绕这一核心内容，理论家、作家们对小说写作的问题从情节展开，到人物塑造，环境的设置，甚至题材内容作出许多方面的思考。因此，作为大量出现在这个时代中的“还乡复仇”模式不可能不带上这时代的规定性。研究中我们发现和其他模式相比，“还乡复仇”模式的文体类型相对集中、单一，抒情性的文体相当罕见，即便叙事性的作品也少见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时代，一旦作家确立“还乡复仇”这样富有戏剧化的主题，同时，也就规定了其表达的模态。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艾芜的《回家》、沙汀的《还乡记》、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魏金枝的《蜒蚰》等，这些小说的还乡者应该是所谓的“游民”，而且大部分被迫离乡从军。从模式上来说，则几乎完全挪用了有着广泛民族伦理基础的还乡酬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原型模式。这样的模式因为其伦理上的合法性在传统文学的表现上常常着重酬报结果的实现和兑现，不过当现代小说运用这个模式时，虽依然保留了角色之间习惯的伦理构架，但兴趣已经不在结果的实现和兑现上。研究显示，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一部像传统中那样获得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补偿和平衡，如果用“一报还一报”来衡量，这些小说差不多都处于未完成状态。再从还乡者的身份来说，由于还乡复仇被纳入乡土中国的伦理世界，因而所强调的相应自然是他们在整个伦理系统中“为人之子”、“为人之夫”的身份，现代小说在挪用这个模式的时候，不仅保留这样的先在身份规定性，甚至像有研究者指出的，从行为上的“暴民”和思想上的“顺民”的角度，现代“还乡复仇”的还乡与古代“暴民”、“顺民”精神传统的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性的弱点和文化的罪恶仍然脱不了关系。但现代小说中却把伦理系统中弱化、遮蔽的阶级身份突出出来，因而，“还乡复仇”模式自然而然地接续了30年代左翼文学对农村新人的呼唤，在对“还乡复仇”的展示过程中，逐渐将类似于《原野》针对弱者的复仇置换成弱者对强者的挑战，而传统伦理背景上的“复私仇”的逻辑合法性整合、统一到阶级斗争背景上“复公仇”的现代逻辑合法性中去，将个人的私仇牵引到符合时代要求的公仇的一致的高度，在复仇的生命文化思考中融入阶级思考，从而也最容易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其后中国农民的现实道路选择。显然，无论是端木蕻良还是沙汀，对这两个复仇者的形象塑造都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把还乡行动的角色的复仇由“霸妻”之恨向“笋子”事件，由两代恩仇向“推地”事件上牵导，富有意味的是这种牵导某种程度不只是来源于作家自己的思考，而是一种时代意识，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规避。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事实：1951年沙汀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撰文承认《还乡记》是他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果，而《科尔沁旗草原》上下两卷出齐则是1952年的事。
而对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绝大多数作家而言，持平之论，他们所写的人物，即使是这些复仇者至多可能像曹禺在《原野》中对仇虎的评价：“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高尚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还乡复仇的作品，这样的“被重重压迫的真人”，不只是仇虎，大山、冯大生、黄述泰应该说都是这样的人物。诚如端木蕻良在1939年发表《科尔沁旗草原》的上卷时所说；“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人类是要求生的呀，他们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啊，他们的目光会告诉我的，他们的目光在焦灼地向我询问了，我们必得是这样的吗？永远是这样的吗？必得是这样的吗？不可以改个样吗？……”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出了中国农民的现实状况之后，端木蕻良又说出了这样耐人寻味的话：“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现阶段的农民能发现一个自发性的绝对的觉醒者，恐怕是很难的。……”端木蕻良：《关于〈科尔沁旗草原〉》，《文艺新潮》1939年6月5日第1卷第9期。这让我们想起钱理群在谈鲁迅的《女吊》时说的一段话：“鲁迅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即使对故乡人民的反抗传统，他也毫无美化之意，而是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反抗也是有限度。……在他最热烈地歌颂了女吊‘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的斗争精神之后，也指出了另一面，即‘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因此，在鲁迅所描写的‘女吊’形象中，渗透着一种历史的悲凉感。”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阅读“还乡复仇”模式的作品同样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浓重的历史悲凉感。毕竟，怀着一腔怒火还乡复仇的复仇者并不都能成为一个像仇虎那样的真人，也有许多复仇者，“会沉下去”，暂时又转成“麻木，自私的昏倦”胡风：《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艾芜笔下的丁永森不就是这样的吗？
6. 还乡者“一个人的抗战”
和“还乡践行理想”、“还乡复仇”一样，在这种还乡母题的处理中，还乡者和在乡者也处于一种紧张甚至是敌意之中。不过不同的是在这种叙述中，还乡者差不多都是抱着“叶落归根”和“归宁安居”的朴素愿望回归故乡，因此所谓“一个人的抗战”的存在状态更多不是还乡行动的角色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被动的反弹和抵御，还乡者之所以选择抗战是因为故乡一步步把他们推向它对立的位置，就像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还乡者子平的种种“危险”，固然因为他的种种异行，而子平的“异”也仅仅是林家塘世界的“异”。在现代作家的书写中，一方面揭破乡土中国温情脉脉的外表，开掘隐藏其间，一直被遮蔽、压抑，甚至是有意掩盖、忽略的残酷；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中国乡村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异”、“危险”不断地威胁着乡村的自足和平衡，在传统乡村逐渐走向凋敝的过程中，也加剧乡村对“异”和“危险”的感受和想象，那么，从还乡者的眼睛看取，乡村和故乡当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可以“归根”和“归宁”的故乡，因而这些小说往往开始于还乡者期待归宁安居，而把结局处理为在与故乡实力悬殊的较量中，被故乡错综复杂的力量所虐杀。从一定意义上说，像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曲秋的《归来的儿子》这样，由于还乡者和在乡者的巨大差异，引发在乡者的疑虑、戒备和恐惧，从而将还乡者推向与故乡对立的位置自有其必然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世界的生存经历使他们的现实世界之间已经很难融合，但下面的这些小说，还乡者在思想，甚至日常生活并没有和在乡者之间有明显的裂痕，他们只是由于战争、动乱和乡村有过或长或短的分离，但一旦回归，他们应该还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应该可以彼此通约和对话，但事实上，在这些小说中，还乡者和在乡者却处在压制和反抗的紧张中间，同样这种紧张也发展为小说的情节逻辑和结构依据。
芦焚的《归客》中，上士杜振标的尊严和杜家二狗的卑微、还乡者的梦幻和现实，面对老婆的埋怨，杜二爷的奚落、欺凌和侮辱，他用“上士杜振标”这唯一却脆弱的梦幻来支撑他的生命，还乡之后的日常生活就在梦碎的残酷和自我抚慰中徘徊。林希隽的《归家》中，长街小香铺子的香铺老婶的媳妇回到故乡，等待她的是难堪的秽语，冷酷的诅咒，“谁见了她就如见了鬼魅的想避开”。“还乡者”和“在乡者”在小说被并置在一个场景中，“……没一个人站到面前，善意亲近她。孩子们速速从她身旁走过，大人们加以冷酷的诅咒，谁见了她就如见了鬼魅的想避开，仿佛外界的一切全跟她脱离关系，使她深刻地感到一种被遗弃的荒凉和悲哀了”。“长脸的妇人已停步在香铺子对面的空场上，觳觫地局蹐于人丛中，冷脸孔与冷脸孔的重叠中，每一句嘹亮的刺耳的话自然清晰的听到，而且也能够辨认各种声音是那个。然而她缺乏勇气去望望一张张冷酷的而又烂熟的人的嘴脸，她站在微茫的月影下，像一只病重的鹭鸶，头儿低落在胸口上，穿着一件污脏的土布外衫，上身不时作瘩疙。嘘嘘地抽着气，仿佛怕冷一样。渐渐地，周遭完全让看热闹的人紧紧围拢着，几乎没留一缝空气。”“无数的残恶的眼睛，像要吞噬人似的钉住她的面部，使她的神态更加窘迫，更加不敢稍微把脑袋抬一抬。眼皮差不多全合了上去。动也不曾动，简直变成一根无感觉性的木棍子。只有耳鼓里边充满了尖锐的讥诮，直刺痛心窝的刀一般的讥诮。”除了乡邻冷眼、侮辱和讥诮，更可怕的是女儿和儿子对她冤家仇敌一样的谩骂和痛殴。看客的冷漠，容忍、助长骨肉相残的残忍和疯狂。长脸媳妇，这个中国乡村的“无名氏”，承受着中国乡村的罪恶、凶残、无情和疯狂。“我是有家的，我要回到家，你们有心肝的替我说说吧！”中国乡村的弱者面对无良的生存环境，捍卫着自己的尊严而发出最沉痛的呼喊。但她的抗战却是孤独的，是“一个人”的，而且和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还乡者不同，当他们和故乡对抗时，并没有作为启蒙者的心理优势。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出群氓如何裹挟着有思想的个体放弃自己的思考，走向变态、扭曲以至成为群氓中的一员。“而儿子可沉入辽远的思想中，感于数年前出走的，曾经养育自己的而现在流落到这田地的娘，他是了然的，此后的经过他也是了然的；同时更有感于摊在眼前的许多可憎的诙谐的嘴脸。这些人的存心将他人的不幸作为自家的快乐。”明白了这一切，他“跨上来的一股蛮劲顿然消失了”，一边是母亲的殷殷呼唤，一边是群氓对热闹的渴望、狂热。“他几至迷惘不知所措了。几次拉了拳头，想打出去，但终打不出去，无形中像有东西牵住一般的。他又几次预备返身走，然而他知道摆脱不了。想了又想，最后有如神经错乱似的吼叫一声，一边使着左腿直向妇人的腰部跺去。”
这中间，林守庄的《扫墓》值得注意，八年前鹃姑娘因为和谭家红云少爷的私情被父兄逐出故乡，颠沛流离到上海成为姨太太，八年后鹃姑娘还乡扫墓，势利的兄嫂和乡人唯利是图以至于容忍她的放浪的行止。和上面的小说对比了看，我们发现乡土中国道德规范的双重性和虚伪性。
30年代之后，随着战争在中国全境的铺开，尤其是大量的农村青年离乡从军，他们在战时、战后回到故乡，乡村的堕落、凋败和还乡者的失意、落魄都为这样去处理还乡母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源。艾芜的《故乡》中，上海求学的热血青年余峻廷投身抗日，积劳成疾，还乡疗养，不觉中陷身酷似中世纪、远离时代的故乡盘根错节的绅商关系。周正仪的《归来后》中，从“到处歌舞，满街汽车的新都”重庆还乡的李营长看到的是“有人在前线流血，有人在后方发财”，“一些奸商利用他们的资本，囤积货物，垄断市场，高抬物价”，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他想说穿这一切，但是在最后一刻，他的决心动摇了。沙汀的《凶手》中，断腿天兵和弟弟因为难产而死的妻子的丧事进城，不想都被抓了壮丁，不甘心饿死塞炮眼的弟弟当了逃兵被重新抓了回来，而断腿天兵却被迫充当了枪毙弟弟的刽子手，当有一天断腿天兵带着残躯和创伤还乡时，却不能为家人所原谅，被他的父亲驱逐出家门，开始了他的乞丐生活。
丰村的《高家少爷回来了》中，“在乡者”是“在交错而迷乱的灯光里，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焕发着光彩的身影”，“吃美国人和飞行员的饭”的陈建业，“像冲击般的走出来一个魁伟的军人”，做了“粮政局长”的黄三德，他们发国难财过着奢靡的生活。与这些“新贵”崛起对应的是已经破败、衰落的大家庭的彻底没落，“那些零星耕作的农夫们，是那种衰败的老头子，妇人和少年的孩子。他们迟钝、生疏而懒散，显示着沉重和凄凉的身影”。“大街上站着和走着几个衰老的垂头丧气的女人，此外，是那些个别的寂寞得无聊般的孩子，和拴在街树上发懒的黄牛，与毛驴了。”不过，和上面的小说比较，《高家少爷回来了》的作者的笔触伸展得更远，他把一个文化命题和抗战的现实命题交织在一起，从更长的时间上展示还乡者的逃离和回归、抗争与毁灭。“高兴国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的子弟。他的家庭在那个古老的大村镇上，虽说不是属于那种权势的大地主，但是，这个衰败的家庭却有着历史和名誉。他的家是一个上等家户的败落地主。家里有体面的古旧的房舍。”“他觉得他从小就有这么一种志气，那就是要夸耀乡里的高贵的雄心；因为那是人生的一种体面呀！像大排长、像二天津，不都是因为跑跑大都会，捞了几个钱，然后回到村里来而叫人羡慕么？”“他小小的年纪就希望能够飞出去，从沉闷的农村飞到远远的花花世界里去，然后再带着悦心的骄傲飞回来。”“高兴国在那种不和谐的家庭空气里，仿佛是感觉沉闷似的厌恶着，同时，他总以为自己终会摆脱这个生活。所以，他在家庭生活上，显示着一种有志气的倔强和沉默。他曾经坚决的想望着一个英雄的将来，那是荣耀和超人。于是，他用那强烈的争胜心努力求学，获得了悦人的成绩和奖励。”“高兴国在武汉大会战以后，终于随学校迁离了家乡。那时，他多么高兴呀！世界是那么大那么新鲜！他仿佛觉得他可以自由创造他自己了，他是那么解放了。而他所能得到的，却是家庭的不谅解的责骂。”“英雄的好胜心，使高兴国从此和家庭断绝通信了。”“而实际上，高兴国的从军，在他自己心窝里面，却实在因为他厌恶了读书，并且整个动摇了他那个金色的想望。”“想到他之进大学矿冶系，原是觉得这个国家实在太贫穷不堪了，而地下的埋藏，却又是那样无比的丰富……”“整个国家的命运，也是处在风雨飘摇局面中，这对于高兴国，矿冶系有什么意义呢？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并且，‘何况，远征军可能是恢复祖国的唯一力量呢！’”“年轻的高兴国，具有着少壮军官所特有的高傲的气质和那种远大的雄心。”“高兴国完全是在那种战斗的激动和狂奋的心境里面，振奋地、傲然地到达那纷乱的印度的。”“但是，青年军官的复员和复学问题，终于在胜利的狂欢后面吵嚷起来了。”“高兴国在同志们复学运动的洪流里面，仿佛被山洪所冲击的顽石一样，终于是显得颓败、无力了。他是惨败了。他该是多么激愤和灰心呀！……他咒骂着，感到那种冷落和孤独。”虽然政治部主任答应保荐他晋升，“但是，他的心情仿佛有着那种紧张后的疲惫似的，他觉得他似乎需要休息一下了，尤其他是应该回家去看看了。近来，他在那种偶然袭来的苦闷、寂寞的心境中，是多么想念着家呀！”对故乡的厌倦曾经使他逃离，现在“年轻军官高兴国，几乎是在一种逃避的心情里面，离开这个繁华的城镇的。‘还是早点回家去吧！’他和他那群阔绰的新旧朋友分手的时候，暗暗想。他好像觉得在他们中间，简陋而且卑微，他开始感觉失掉了他的军官的威风了。他们是那么拼命地挥霍，化钱令人吃惊的大方、开朗而且豪爽，而他，是显得多么蹩脚呀？况且，他们是一群什么人呀？那种庸俗的令人厌恶的商人，那种狡猾的贪官和阴险的污吏，是那么一群败坏国家的苍蝇！而年轻的高兴国，是领袖宠爱的青年军官，是国家的有力仗恃和支柱。他有着清高的志气和远大的光耀的前途。……”但故乡抽丁纳粮，巨大的反差，颓败的乡村现实使高兴国陷入疯狂，最后被保安司令部以“装疯卖傻，搧惑群众，组织叛乱”奸匪的名义枪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