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年，我才听到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资讯汹涌如八面来风的今天，人们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闻。社会认识层面，仿佛案上肉馅，被切割得极其细碎。
我的朋友周游，在北京一家传媒机构当音乐编辑。去他家做客，见书橱里满满的读物竟无书籍，细看，全是激光唱盘，上面摆着交响乐总谱。我指着总谱问：“读吗？”他点点头。我想象他于深夜，在书房认真读乐谱的神态，好玩。
周游貌美寡言，鼻梁挺削，面颊干净泛青，有贵族气。作为礼物，我请他自选两张唱片。他在音像书店将选到的一张唱片拿给我看，说：“马勒。”那会儿，他眼里的满足感，如同赌徒高喊“满贯”。他扭头时，敝着领口的大红羽绒服里面，亮光倏尔一闪，一根极细的项链，很精致。
这在去年春天。
回到沈阳，周游寄来一篇音乐论文，我交由友人张英主持的《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的题目是：《迷惘浮生的慨叹——谈马勒的交响乐》。
又是马勒。
还有一回，漫然翻阅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书，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连读了几遍：“20世纪是死亡的年代，马勒是我们的精神先知。”（莱纳特·伯恩斯坦）
马勒作为一位奥地利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在西方精神领域竞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找来一些书读，才知在西方知识阶层，马勒是继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和勋伯格之后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马勒音乐的复兴时代”这一文化现象。马勒作品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勒终生真诚又终生痛苦。他站在衰草丛生的传统价值的废墟上，目睹由科学进步造成的物质繁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他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不受欢迎。”一位美国音乐评论家称，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与宇宙之间形成某种和谐，马勒则永远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协、内疚和焦虑，使他成为时代的预言者。
我借来一本由阿尔玛撰写的《马勒回忆录》，深为这位音乐家精神生活的精纯敏锐所感动。阿尔玛是传主的夫人，小马勒20岁。此书似乎缺乏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马勒。公认写得好的《马勒传》是其门生布鲁诺·沃尔特所撰，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中文译本。
我已经开始了听马勒的准备，虽然还没有听到。同时被一种对马勒作品的诠释所打动：“人生是一场悲剧，但生比死更有意义。”
读《今天》杂志，上有钟阿城回忆诗人叶三午的文章。文中说患有风湿的叶三午躺在沙发上与作者“握了蜻蜒点水手”之后，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阿城回答听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叹了口气说：“我在听马勒。”
我不能像周游那样读交响乐总谱，只能由耳朵来听，到各处去找马勒的带子。在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音乐书店里，我问：“有马勒的带吗？”女售货员回答：“没有。有马玉涛的带。”我被噎个踉跄，接着问：“有马克思的带吗？”女售货员形色不改，回答：“没有。有马长礼的带。”我欣赏这个女人的冷峻。
马勒的激光唱片很多，但我的比较不高档的音响无力享受。
今年5月，手头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开一篇文章，题目为《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陈钢，我合上这本杂志，心罩一紧。马勒，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了，我没读这篇文章。马勒无所不在，如他自己说，“我渗入音乐的永远是整个的人——感觉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难的人。”
7月末，我买到了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宝丽金公司出品，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小泽征尔指挥。作品是他的第二交响曲，主题是死亡侵扰与生命渴望的搏斗。像迈克尔肯尼迪指出的，在这部“寻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马勒，而是人类·马勒”。
唱片的封套印刷精美，小泽征尔以善良的眼神注视着人们。我觉得听这套唱片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一个缘由甚至借口，但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唱片仍然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期待有一个朋友来，指着唱片说，“那是什么？”
“马勒。”我回答。
“听一听好吗？”他或她说。过去听或没听过马勒的名字都不要紧。
“好的。”我起身，用我纸刀慢慢划开唱片外边的玻璃纸，把它放在唱机上。
听一听马勒。有可能听不懂。
两个月了，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