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位教高中的老友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前随处可见的“祠堂学校”，深有同感。我年轻时教书所见到的学校，不是祠堂就是砖木结构的旧瓦房。如同穿着敝屣旧衫，蓬头垢面的穷秀才。想来现在的中年人有不少还读过此类学校的。哪里像现在的学校青春焕发，容颜红润，衣衫整洁呵。至于教师，当然也没有几室几厅的家居，都是住教工寝室的。
就说我教书的第一所中学吧，那时还是新建的呢，也不过是建在山坡上相向而立的两排平房，中间的空地就算是“操场”了，竖起一只篮球架就算是篮球场了。这样的篮球场就像是一位独臂英雄，两队学生就在同一只篮下拥来拥去地挤成一堆抢球。那时全国都还没有建房的事儿，教师那三四十元一月的工资也买不起学校近处的瓦房，而且，几乎晚上隔三岔五都有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教师也不能回老家。那所中学的校长，家在宁波，夫人在三官堂教书，最多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有一位老师是从鄞县樟村调过来的，每月回家一次。另一位是家在宁波百丈街的，也不大回去。于是产生了教工寝室这一事物。一排平房，总共有四间教室，中间夹着三个小间，除了放教具等，就尽量空出来做教工寝室了。校长单间，女教师单间，我和老Z、老Y三个男教师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寝室里，床是双层铺，没有厕所。有一次夜里我到屋外的野地里去小解，竟吓跑了一个偷砖头的人。第二天，校长还把那人扔下的箩筐送到生产队里完璧归赵。寝室靠走廊的一边有学生走动，只好终日挂上窗帘；另一边窗外是野地，也只有挂窗帘。于是，寝室里黑咕隆咚的，我们又懒，弄得臭兮兮的。教育局规定和学生谈话不能在寝室里，办公室又小又嘈杂，我们就常常师生站立在走廊上谈心。走廊上面有房顶庇护，但外边就是泥土地。下雨天，为了避雨，师生就紧紧靠着墙谈话，有时师生的裤脚管都被斜风细雨淋湿了。走廊边寝室里的我们仨，没有隐私。比如，老Z半夜里才回来，我们就知道他一定和那生产大队队长的女儿去谈恋爱了。多年后校庆时碰到他，我们还拿他和夫人的这件事说笑。
我们在业务上属于一所完中管理，党总支、团委也是一样。那所完中在镇上，虽然房子大些，但也是木结构的老宅。前后两进高瓦房是教学楼，中间的许多房间就是教工寝室了，只不过比我们住的寝室大一半，可以带家眷的。房间之间有两条弄堂，地坪是石板。我去参加教研活动，教研组长夏老师说等学生足球比赛后再进行吧。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那儿溜达，因为我年轻，门卫来吼道：“比赛已经开始了，你为什么还不去！”他把我当成高中生了，还在后边追。我就在教工寝室的弄堂之间和他捉迷藏。到夏老师来叫了，我才得意地望望门卫到教师办公室去参加教研活动了。
我曾短暂工作几个月的一所乡中心小学，也是石板明堂，两厢是教室，木头的屋柱上贴着时代的标语。各班的教室书声琅琅，交互起伏。晚上，教师全都是住校的，先在河边的石板地上弹风琴唱歌；夜深了，回寝室去聊天。寝室在小阁楼上，到墙边得弯着身子，直起身就会碰到斜斜的椽子。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有一夜，夜阑风凉，外边的田野虫声唧唧，干脆把煤油灯灭了，我就和校长、另一位年轻教师躺在阁楼的门板铺上聊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黑灯瞎火地乱侃，从革命烈士到嫦娥奔月，从诗韵到词谱。谁料弄堂对面一间房里，下乡来辅导业务的宁波市教师进修学校的郑、任两位老师也没睡着。郑是一位对古典文学以及书法很有研究的名师，听了我们的讨论，认为这小子可用，后来竟让我当了多年小学函授辅导员。
我在海滨的一所中学教书时，因为上班早下班晚，离家十多里，后来只好住在学校里。这中学的校舍也是木结构的老宅子，看起来还真是原汁原味的民房，看不出是所学校。四围高墙把房顶遮住，进了门才能看见灰瓦顶。整个学校几乎都罩在瓦顶下，像装在一个大罐子里，下雨倒不必走湿路了。北边是宿舍、杂物间和厨房，隔一个小天井，中央是罩在瓦房顶下的四间教室，学生上课光线昏暗。教室间有左右两条甬道，汇入一个较大的客堂，客堂和南边的小天井兼作开会或演出用的小舞台。文娱演出就在这样的“舞台”上进行。没有任务的老师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寝室门口掇一把椅子观看。女学生自己排演舞蹈，自己搞道具化妆。大草帽放成一排，纸制的大镰刀一晃一晃，一色的鲜亮服装，演出了青春和自豪。每间教室靠大宅围墙边都隔出一间小间来，作为老师宿舍，每间仅可容一床一桌。往南再隔一个小天井，又是一排房子，那是办公室和教室了。
吃中饭的时候，学生从厨房里拿到自己的饭盒，就到教室里去吃。老师在厨房里围桌而吃，或者到寝室里吃。不是快餐，要付饭票，各吃各的。洗衣服倒好，可以用天水。哪里来？校内北向有水柜两个，龙头一开，水就哗哗而来。今天想来，实在奢侈。我住在北边，寝室门向北，常常有学生走过到墙外的厕所去。晚上在寝室里办公，面对着紧闭的窗。夏天若是开窗，蚊子就扑着灯光飞进来；冬天若是开窗，太冷。睡的是板铺，为了防跳蚤，撒了些药粉，再说那时我抽烟抽得凶，斗室内就乌烟瘴气。但这都不是难处，我就在这斗室内改作业、编讲义、刻钢板。难过的是做完了事情，却还不想睡，那可寂寞了。有一次改完作业无所事事，到天井里抬头看星，写有《赏星》一首，诗曰：
陋室孤窗一灯明，
僻校小院四周静。
时过三五月未上，
闲来仰天数繁星。
特殊年代尚未结束，没有书籍，没有电影，没有演出，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网络、MP3、MP4等玩物。街上的商店早关门，即使开着又怎么样，你有钞票、购货票吗？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我那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师，国事、家事、教育事都无处请教，无人可聊，岂不更为寂寞。在此见诗如见心境。
亏得小天井那一头的一位化学老师借了画报和一点小说给我看，印象最深的是《斯巴达克思》和《日日夜夜》，这两本书让我从一片“红海洋”的年代中看到了遥远的异国意大利，遥远的古罗马以及二战时的苏联。让我知道了异国作家乔万尼奥里和西蒙诺夫，让我知道了宁波籍翻译家李俍民，它在文化沙漠中维持了我对于文学的兴趣。化学老师的书法挥洒飘逸，舒展清秀，不知师法哪家，让我暗暗叹佩，只可惜彼洁身自好，终归不大露艺。他大约也对寝室生活的枯燥有同感吧，于是生发同情。
后来在平原上的一所祠堂里，也住过一所中学，教师都住在放神主牌的阁楼上。晚上，或备课，或放收音机，或聊天，都是声音相闻，男女也只隔一层板。那时没有书看，女历史老师隔着板交谈后替我邮购了一本《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一位女生物老师在读一本红黑两色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她们没几年回到“下伸”前城里的高中去了，但两位大姐的爱好后来加深了我对于文史的兴趣。那所祠堂的庭院里树木很多，桂花开放的季节，不用到杭州满觉陇去，空气里都是香的。简朴的寝室常有学生往来，中午歇息片刻，我躺着休息，一位年龄稍长的男学生就常在我床边的写字台上解代数。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不要说在城区中心的几所中学洋楼高耸，绿树成荫，校内小桥流水，就是我亲见的好多乡镇中学都是校园整洁，花木成荫，塑胶跑道、多媒体教室、阶梯教室、电子阅览室和实验室，设施齐全。这一切都足以使从前平瓦房毕业，而今已经人到中年的人们感慨万分。“教工寝室”时代虽然清苦，可老师之间的心心相印，无形的教益也颇多。师生之间的毫无隔阂，关系融洽，学生学习之自觉，难以忘怀。
现在，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乘着自家轿车上下班，都有价以百十万计的宽敞住房，除了一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谁还住寝室？教工寝室的一页翻过去了，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进步。进步却常常免不了是伴随着怀念的映衬而来的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