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喜喜
最近在读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感触良多。艾特伍德说：“生存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秩序的残余，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它仍在苟延残喘，就像原始的爬行动物一样……生存的重要意义就是坚持，维持生命。”这个异国他乡的天才作家，无意间的一句话就言中了千百万人的遭遇，包括我在内。事实上，我从很早就为生存而坚持，直到今天，“生存”依然是我生活的主要矛盾。我有时都不能清楚地知道，人如此艰难地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像我多年前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那样吗？“我们如此艰难地活着，正是要艰难地死去。”倘若生命的本真意义仅限于此，我宁愿在下一秒钟死去。
哪怕以悲哀的方式。
但我又想，这是不是我对生命偏执的理解呢？我想上帝赋予人生命，它的内在意义绝不至于这么简单。那么它的复杂意义在哪里？我同样想弄明白。2010年8月6日下午4时许，我给郭文斌老师打电话，有点事情想和他聊聊，加上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电话接通后，文斌老师说朱世忠老师逝世了。这话像一枚冷色炸弹将我击得四分五裂。我知道这个消息不是假的，因为文斌老师是个没有谎言的人。我曾在内心里对自己说，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会像相信我的父母一样相信他。
但对于世忠老师的去世，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甚至没有心理准备。话又说回来，上帝召唤哪个人不召唤哪个人，谁又能知晓呢？人世间的意外太多了，有时让人分不清彼此。在我回宁夏之前，在网络上还和世忠老师聊天，世忠老师还说回银川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一定的，回来不见你，那不成“范跑跑”了么？最近和很多朋友都见面了，唯其没有见世忠老师。我回银川之前，给世忠老师打电话，他的电话关机了。到银川后还打过一次，没有打通。我心想，他最近可能在捣鼓什么大作呢。所以，就暂时把心里的这个愿望搁浅了。没想到，我的愿望中竟然包含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遗憾。我不知道世忠老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亲人及我们这些一生一世的好友和兄弟的，反正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两眼变得模糊不堪。
我只能说，今天的遗憾是真的遗憾。
我和世忠老师认识已经好几年了。2007年3月，“流浪女作家”莲子来宁夏做《活着走着爱着》发布会的时候，那天银川刮着六七级大风，泛黄的天空中飘荡着一些碎纸屑和白色的塑料袋，但这并没有阻挡那些喜欢莲子的朋友来为她捧场。那天，世忠老师作为发布会的金牌主持人，和高挑粗犷的莲子站在一起，显得矮小不说，还有点“黑色幽默”。那景象活像卓别林电影。发布会结束后，媒体记者采访莲子的时候，世忠老师走到我面前，一脸微笑地和我握手，并询问我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对我的关照永远像个老大哥，那么朴实那么温暖。
自那之后，我就去重庆继续读书。一别竟是三年。每次在网络上遇见他，他都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一定要好好坐坐。问完后我们就会一如既往地“朝着空气射击”。我们能如此随意的聊天，主要基于他是个杂文“制造者”，而我是杂文“消费者”。这是我们的第一种身份；第二种身份是我有时也写一些不伦不类的杂文随笔，基本上都是瞄准社会热点的，而这一点正是世忠老师喜欢干的事情。这一点从他的文章标题你就可以看出，比如：《胡紫薇打击了谁？》《芙蓉姐姐是有贡献的人》《余先生不把鲁先生称‘先生’》《3·15：我不敢上街》《“范跑跑”名副其实》等等。他的文笔睿智犀利，正好符合了我这个愤青的胃口。当然，我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时也“倚老卖老以老欺小”，批评我固执偏执，不尊老。而我在这个时候也得理不饶人，想以年轻气盛锐利锋芒来对抗他，有时也批评他“不爱幼”。比如在读书问题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争论过。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普遍陷入了一种无知的圆滑和浅显的焦虑以及玩物丧志，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并非读书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了问题”。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和玩物丧志多半是因为读书太少，因为读书太少所以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明辨是非自然就会玩物丧志。情急之下，我把周作人搬出来做挡箭牌，我说：“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俳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数十个领域，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小子，老哥就放你一马。每听到他这样说，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但这与骄傲无关。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世忠老师作为我的老大哥，他是给我台阶下，是鼓励我，鼓励我作为一个人挺起作为“人”的脊梁来。
这都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我有一次在网上调侃他，我说“炒热点”就像逛妓院，你这么老了还好这一手。他笑答说，食色性也，谁说年纪大了不能逛妓院。
……
我们就这样保持了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这么多年，一寸阳光一路风雨，一份友爱一份思念。如今，他却“乘黄鹤去了”。
而我只能带着永远的遗憾站在银川黑色的土地上含着眼泪为他祈福！
（2010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