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他说：“作为医生，我应当到前线去，为伤病员服务。”6月，他到达了抗日敌后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热烈欢迎白求恩大夫，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会见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会见时，一位新闻记者拍了照片。会见后，几张照片送来了，白求恩一看，啊，拍得好极了，为他留下了极有纪念意义的永恒的瞬间。白求恩大夫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对记者说：“我能看看您的摄影作品吗？”
这位摄影记者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科科长沙飞，他很高兴地把自己的影集交给白求恩，白求恩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看到了“激战喜峰口”、“平型关大捷”、“挺进长城内外”、“沙原铁骑”、“塞上风云”等军事题材的摄影作品，还看到反映晋察冀边区人民政权建设的作品。忽然，他看到影集中有几张摄有西方人士的照片，就问：“他们是谁？”沙飞介绍说：“这位是美国记者郝乔治、这位是英国武官司品列，他们都在前不久访问过我们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又问：“怎么这里还有鲁迅先生？”沙飞说：“两年前，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当鲁迅先生抱病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和几位青年木刻家围坐交谈时，我抢拍了这几张照片。11天后，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就病逝了。”白求恩欣赏着鲁迅先生轩昂的形象，说：“了不起，沙！您留下了许多历史性的画面！”
白求恩大夫很快投入了抗日敌后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前线不断送来伤病员，晋察冀边区不但缺医少药，而且缺乏足够的医生。白求恩一方面抢救伤病员，一方面筹建医院，还要培训医护人才，同时要想方设法，通过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线，从敌占区采购药品和器材。对于白求恩大夫忘我的工作，沙飞都暗暗地留心着。
一天，沙飞又把《白求恩和小战士》等几幅摄影作品，送给白大夫。白求恩欣赏着照片，突然问：“沙！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的照相机？”
沙飞笑着说：“当然可以。这是我在上海读书时，在旧货商店买到的。”白求恩检视了一番后，叹了口气说：“啊！一架普通的旧相机，却拍出第一流的照片，内容和技术都那么好。你真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摄影记者之一。”他拿出了自己的相机，说：“沙！我的机子比你的好，可是我拍不出你那么好的作品！”他收拾好相机后，又说：“沙！以后我回国了，一定要捎给你一架新相机，让你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但是，白求恩大夫终于没能回国。1939年，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破而感染，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了。临终，他立下遗嘱，交代了自己身后应当办的事，其中有一条是：请把我的那架照相机，转交给沙飞！
康德黎援救孙中山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
——朱熹
康德黎博士是英国医学家，是孙中山青年时代在香港新医学院求学时的老师。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到夏威夷群岛去。在火奴鲁鲁城，孙中山遇见了这位老师和他的夫人。康德黎十分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说：“我们已离开香港，要回英国，住在伦敦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假如你到英国，请来找我们。”
1896年10月1日，孙中山流亡到伦敦，按址找到康德黎先生。康德黎夫妇热情地欢迎他，康先生说：“到伦敦来了，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竭诚相助。”康夫人说：“到伦敦也要警惕，这里的中国使馆也收到国内通缉令，当心被他们抓到！”康先生说：“不要担心，遇到困难就找我们吧，请你相信，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不能让一位革命者在伦敦孤立无援！”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孙中山准备到教堂去，在大街上，有两个人用广东话和孙中山搭话，认乡亲，请孙中山到家里喝茶。孙中山不知是计，竟在清政府驻英大使馆被诱捕，关押在密室。大使馆订好了船票，准备将他秘密押解回国。
事情十分危急，孙中山千方百计想和康德黎先生联系，都失败了。最后，他通过使馆英籍老司炉工人柯尔，把一张名片偷偷送到康德黎先生处，上面写道：“我被关押在清驻英使馆，一两天后，将被押送回国。回国后一定会被砍头。请您救救我！”康德黎闻讯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组织营救。
康德黎先生得到消息已经是夜间11点，但他还是立刻向苏格兰场警署报了警，接着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报告。由于是星期天，警署和外交部都休息，怎么办呢？康德黎又连夜赶到英国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报社，向值班主编反映这起中国使馆诱捕案，拟通过新闻报道的力量，形成对清使馆在驻在国非法捕人事件的强大舆论压力。
康德黎想，如果使馆连夜把孙中山转移了怎么办呢？他决定：雇请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动静。一旦发现孙中山在深夜被押解出来，就开车尾随跟踪。
英国政府在接到康德黎报案后，迅速派人调查“诸格来轮船公司”，证实清使馆的确雇定了货船的船舱。而伦敦各报如《地球报》、《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等纷纷发布了新闻报道，用了“可惊可愕之新闻”、“革命家之被囚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一类的大字标题，轰动了整个伦敦。10月23日，康德黎博士在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和一名苏格兰场探长的陪同下，到清使馆把孙中山接出来。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千方百计援救了孙中山。张闻天临终交党费小信诚则大信立。
——韩非子
张闻天，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川沙县）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时期，曾任党中央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坚决抵制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积极支持毛泽东对我党我军的领导。1959年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四人帮”的迫害。在这种逆境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忠于人民，忠于党。
这一天，病榻上的张闻天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经过长时间的昏迷后，他又苏醒过来了。他艰难地举起了颤抖的手，守候在他身边的妻子刘英赶忙凑到床前，张闻天吃力地说出了自己心中仍不放心的事。原来，他向妻子一再坚决地表示，要把生前全部存款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这件事他还放心不下，他要妻子留下字据。妻子含着眼泪说：“你放心吧，难道你连我也不相信吗？”张闻天这才满意地表示了放心。他还再三嘱咐，不要让公家负担他的药费，全部由自己支付。这位一生简朴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离开人世时，身上仅穿一套经过再染的旧制服。
张闻天的举动绝不是偶然的。抗美援朝时，他捐献过一大半工资；发行建设公债时，每次他都带头认购；他还经常多交党费，有一次，他交出过两千元。在许多活动经费上，明明公家可以报销的，他却要自己付，而这最后一笔四万元的存款，大部分是补发给他的工资。他也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张闻天不但自己一生忠于人民，忠于党，还教育子女也这样做。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时，张闻天支持儿子到河北农村劳动，1967年又鼓励儿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并在那里安了家。1972年，儿子回广东探亲时，曾向爸爸提出，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是否向组织要求调动工作。根据父母年迈的情况，这个要求是符合政策的。可是张闻天不同意，对儿子说：“不能提，国家经济有困难，不能造成不好影响。”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安心边疆。
张闻天就是这样，无论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月，还是在受到误解和屈辱的时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要求自己子女，都始终不改他那对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列宁信守新年邀约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
——朱熹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非常热爱儿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刻指示在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下，成立一个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负责收养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国内闹饥荒的时候，他指示，要保障孩子们的生活，要由国家免费供应14岁以下的儿童一切食品，因为“孩子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共产主义大厦得靠他们来建成”。
列宁自己没有儿女，可是自从革命胜利以来，逢年过节，他总是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到儿童之家，和孩子们欢度节日。1921年，列宁病了，因为革命胜利以后，反革命势力在1918年8月刺伤过列宁，养好伤以后，又有太多的工作压着列宁，使列宁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可是眼看着1922年的新年快到了，这回列宁实在不能到儿童之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怎么办呢？最后他决定在自己的家里布置一个枞树晚会，请孩子们上家里来做客！
孩子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他们扳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着到列宁爷爷家里去过年。自然，他们谁也不知道，列宁爷爷这会儿正患着重病。
列宁病得越来越厉害，他头疼，整夜整夜地失眠。医生对他说：“列宁同志，您无论如何也得去休养了。”秘书说：“新年晚会就取消了吧，那会消耗您太多的精力的！”
列宁说：“不！我希望孩子们成为有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我对孩子们不能失信！新年晚会一定要如期举行，我也一定要准时出席，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年！”
工作人员知道列宁的脾气：不但对大人不会失信，而且对孩子们也从不失信，因此，就按照列宁的意思，忙着把列宁的家布置起来。他们从森林里砍回一棵树杆特别直、枝叶特别茂密的枞树，摆放在大厅里，又在树上挂上五颜六色的小电灯和各种玩具：洋娃娃、小兔子、小狗熊……当孩子们来到列宁家里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这棵漂亮的新年枞树，高兴得欢蹦乱跳。这时，列宁尽管正病痛难忍，却一定让工作人员推着他坐的轮椅，来到孩子们中间。当孩子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时候，列宁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拍着手。有个淘气的孩子爬到列宁的膝盖上，列宁就搂着他慈祥地笑。最后，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女工作人员玛丽亚给孩子们发了新年礼物，每个人都有一份。
孩子们长大以后，谁也忘不了在列宁家中的这一次新年晚会，当然，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回列宁是坐着轮椅来和他们欢度新年的。列宁信守了他的新年之约，抱病举办并且参加了这样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新年晚会！埃德加践诺向西行人谁不欲人谓正人君子，而卒不免为常人，至或陷于大恶者，患在心违其貌，而安于自欺。
——范浚
1936年6月的一天，在由北平开向西安的一列火车里，有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正在发高烧。虽然是六月天，他却裹着厚厚的外衣，冒着虚汗，冷得浑身直打哆嗦，他咬着牙硬挺着。他心里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药物反应，因为在他身上注射了多种预防针：预防天花、伤寒、霍乱、斑疹百伤寒和鼠疫的预防针。当时，这五种病在中国西北部都正流行着，而且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在那里也已蔓延开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听说这一趟旅行，除了疾病的威胁，还得随时防备可能遇到强盗和土匪，如果遇到他们，不仅会被洗劫一空，还可能丧命。
他望了一眼行李架：那里摆着一个铺盖卷，一个旅行包——里面有文具、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虽然他正发高烧，但心中非常兴奋。他认为，受这样大的罪，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因为他正在实践着一个崇高的诺言：只要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我就不计艰险，一定要到陕北采访一趟。为了探明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真相，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外国人用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这个外国人叫埃德加·斯诺，一个美国记者，在北平著名的燕京大学任教授。1935年12月的一天，一名大学生找到他，说：“斯诺先生，明天在长安大街，我们中国学生有个大行动，您愿意不愿意去看看？”他说：“当然，我要去的！”他看看日历，知道“明天”是9号。第二天，他在长安大街上看到上万名学生在那里集合，齐声高呼：“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这一天特别冷，大批军警开动着水车，水龙头喷出一条条水柱，淋向学生。一时间队伍被驱散了，但是以这一天命名的“一二·九运动”，却在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高潮。
斯诺知道，这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发动这场运动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目标，什么理想，使共产党人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呢？相当长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来解答这些问题，实在可悲。于是，他悄悄地对接近他的青年朋友许下一个诺言：只要有人能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我就立即动身，设法进入中国西北的红区，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使人们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
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终于秘密地送到埃德加·斯诺教授的手里，斯诺教授立即实践他的诺言，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革命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又名《西行漫记》）这部不朽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