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李玖妍每次回家，我妈都要叫她洗一个澡，把她的衣服呀包呀袋子呀，都扔进一只大木盆里，用沸滚的开水热气腾腾地泡一泡，免得她把乡下的臭虫跳蚤带回家来。因此在我们家里是难得见到臭虫和跳蚤的，即便有，也顶多是一两只漏网的，早被泡得奄奄一息了，咬不动人了。可是到了那年—大约是五月初，然后是六月初，我们家里先后来了两大拨臭虫跳蚤，而且一批比一批厉害，把我们咬得浑身红包，奇痒难熬。
第一拨臭虫跳蚤是我爸从金竹带回来的。他从区医院开出了一张病假条，把病假条交给工地领导时，他拼命咳嗽。那领导是个良善之辈，心软，见他黄皮寡瘦，脸色灰暗，又咳得这么难听，就把病假条收下了，于是我爸就偷偷去了一趟金竹，拿我姐姐留在那里的东西。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日常生活用品，那些东西实在是少得可怜，但作为我爸，一个人两只手，要把它们全拿回来，东西又显得太多了。被子、卧单、毯子、换季的衣服、凉鞋布鞋球鞋解放鞋，还有我婶子送给她的一双工装皮鞋，还有脸盆脚盆、洋铁桶，包括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像席子草帽油纸扇和雪花膏蛤蜊油，最后还有一只漆成猪肝色的杂木箱，我爸用卧单把被子毯子席子包成一个大包袱，将衣服鞋子把缸草帽油纸扇雪花膏蛤蜊油和脸盆都放在箱子里，像个苦力，肩上扛一大包，手上提着箱子，洋铁桶则挂在腰上。不知道他是怎么从沙口村走到金竹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挤上长途汽车的，反正他就那样回来了。他腰里系了一根草绳，洋铁桶就挂在这根绳子上。那天我趴在凳子上，看见他摇摇晃晃地从理发店门前踅进老鼠街，像一只螳螂那样一趴一趴地走过来。他的透着青灰色的脸被那个大包袱压成了一撮，紧贴着肩膀，五官窄窄地挤在一条线上，弓着背弯着腿，走一步，膝盖就把洋铁桶碰得吭啷啷直响。
本来他可以放弃一些东西的，像席子草帽油纸扇之类，还有那瓶其实已经不能用了的雪花膏—它已经干了，颜色发黄，像长了锈。特别是那只洋铁桶，我们家里还有两只洋铁桶，再把它拿回来就是三只了。我们家里根本用不着三只洋铁桶。他本来也想不要那只洋铁桶的，但黄花萍的父母说他们也不要。他们说你都拿走，不要留一点，我们是什么都不要的。他们还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来拿东西，等了这么久你才来。他们帮着我爸找东西，两个人都跟在我爸屁股后，生怕我爸漏掉什么。我爸腰上的草绳子就是他们绑的。我爸说这只桶子就算了吧，实在拿不下了。黄花萍她爸便立即找来了一根草绳子，他给我爸绑绳子，他老婆提着洋铁桶，他将绳子套住铁环。洋铁桶就这样挂在了我爸腰上。于是我爸动一下，洋铁桶就吭啷啷吭啷啷地响一阵。我爸才动了两步，黄花萍她爸忽然叫他等一下，急慌慌地跑到灶间，拿出来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碗是蓝边碗，碗沿上有一点浅褐色的疤迹，筷子则是极普通的一头方一头圆的旧竹筷子。黄花萍她爸说，她是认得这只碗用的，筷子我就随便拿了一双，只当是她的吧。黄花萍他爸把碗和筷子放到那只洋铁桶里，然后拍拍手，退两步，让到一边。我爸朝他点点头，说走啦，吭啷啷地走动起来，刚迈出他们家的门槛没几步，背后就响起了一挂爆竹，好像他们事先买好了一挂爆竹在那里等着。爆竹很短，不是过年放的三千响，三百响都没有，而是清明和阴历七月半上坟时用的五十响。
我爸听见响起了爆竹，便努力走得快一些。他知道人家放爆竹不是为送他，而是为了避邪、去晦气，人家巴不得他走得越快越好。黄花萍她爸踩着爆竹声，跟在我爸背后说：“老李师傅呀，对不住啊。”我爸这才把脸扭回去，透过爆竹炸起的一点薄薄的硝烟，又跟他们点几下头，也说：“黄家爸爸，惭愧啊，对不住啊。”
我爸把我姐姐的东西搬回来，头发就花白了。那天他扛着我姐姐的东西吭啷吭啷地走到家门口时，我便盯着他的头发。从头发里能依稀看见他的头皮。他的头皮很难看，是青黄色的，像半生不熟的橘子皮。我记得连环画里有伍子胥一夜白头的故事，因此我知道有时候头发是会白得很快的。于是我又注意我妈的头发，我妈的头发还好，但脸上已经是惨不忍睹了，鸭蛋脸瘦成了刀角脸，颧骨和眉骨都弓在那里，干皱的褶子歪歪扭扭地堆在腮帮上。他们都老得太快了。
我爸千辛万苦拿回来的东西，我妈却不愿动它们，让它们就那样堆在我的竹床边，堆了十几天，等到发现家里有臭虫和跳蚤了，我们被咬得睡不着了，她才懒洋洋地把它们打开来。它们被打开之后便散发着一股味道，我觉得那股味道里有一点我姐姐的味道。我妈闻着这股味道，过一会儿叹一口气，过一会儿又叹一口气。她花了两天工夫清理它们，该拆的拆，该洗的洗，却又没碰上好天气，那几天都是牛毛细雨，洗了的东西只好晾在家里。横七竖八地牵了几根绳子，上面晾着被单卧单和毯子，还有衣服和鞋子。家里本来就挤，现在又一下子被分割成若干个细长狭窄的小空间，光线也陡然昏暗下来，白天仿佛夜晚。
我天天放学后都趴在门口。家里不但昏暗，还郁积着冰凉的水汽，我觉得骨头缝里都是水。就是这么趴着，我的吊在屁股后的残腿还像是泡在水里。
天阴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那些晾在绳子上的衣物开始长出黑点，发出一股碱水似的霉味。好不容易等到天晴了，衣物上的霉点却迅速长成了黑斑，我妈没奈何，大约怕黑斑里会再长出蘑菇来，只好强打起精神，把那些东西又重新洗一遍。
我妈最后清理的是那只箱子，箱子里除了一些单衣单裤，一大一小两只脸盆，一只搪瓷把缸，蛤蜊油雪花膏油纸扇和草帽，还有一沓信纸和几个信封、一面小镜子、一条用白棉纱勾的长围巾、两副同样用棉纱勾成的衬领，一根用三个毫米的细钢条磨成的钩针和两块花手帕，再就是胸罩（老鼠街的人不说胸罩，而是戏称为武装带）、袜子、裤衩和小背心，另外还有一条月经带。我妈拿着这些贴身穿的东西发呆，呆了半天，自言自语地说，她穿什么呢？拿什么换洗呢？她再也没心思洗它们了，她把这些东西都晾起来，晾了一个下午，又把它们一样一样都放回去，包括那十几枚毛主席像章。
我妈不打算再动这只箱子了。她把箱子搬进她房里，叫我爸帮她放在一只柜顶上。直到前些年我买了东门大河边的一套房子，我老婆张海棠清理东西准备搬家时，才把这只猪肝色的箱子从柜顶上搬下来。她先抹掉箱子上厚厚的灰尘，然后往箱锁和搭扣上滴了几滴豆油，等油慢慢地把铁锈吃透了，才打开了这只箱子。我曾经给她讲过这只箱子，还讲过我爸怎么把它搬回来的—我们家的事，我基本上都跟她讲过—可她左耳进右耳出，一点印象也没有。她翻了翻里面的东西，把毛主席像章挑出来，其他的东西，包括那只箱子，她都准备扔掉。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妇，主妇当然有处置旧物的权力，平常我们也都把这个权力给她，但这一次例外，我爸不给了，我爸阴着脸说：“你扔扔看！”张海棠问他为什么不能扔，他不说，脸垮得越来越长。张海棠便不敢扔，但嘟哝了一句：“要吃人似的，怕是个宝吧。”我爸梗着脖子，气呼呼地将她拿出来的毛主席像章又放回到箱子里，坐在箱子上，说：“你们走你们的，我不走，我就在这里守我的宝。”他本来没说过不走的，就为这么一点事，他突然拗起来，宣布不走了。我舌头都磨细了，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再说那里洗澡也方便些。可他根本不讲道理。他说我洗什么澡？我用盐腌！他越老越倔，不能得罪他半点，张海棠得罪了他，他便把我也当做张海棠的同谋，一点也不肯通融。
其实我们都一样。不能说他矫情，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不好说他的。
第二拨臭虫跳蚤是我爸妈从新洲带回来的。新洲很近，距省城不过三十里，可是我妈还是怕会在那里多耽误了，给我和李文革准备了一钵咸菜，又煮了一鼎罐饭，烧了两瓶开水，然后再三叮嘱我，要带好李文革，要招呼他吃饭；若是他们晚上没赶回来，要叫李文革盖好被子，睡觉要记得闩门，如果人家问起来，一定要说他们回老家看亲戚去了。这是我对丁珠玉说了烧信的事以后，我妈头一回跟我这么说话，我受宠若惊，一个劲点头。
虽然再三叮嘱过了，我妈还是不放心，又写了一张纸条，拿一只搪瓷把缸压在饭桌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叫李文革起床，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把我爸为起早买猪蹄髈买的那只闹钟也放在饭桌上。临走时又给我两斤粮票，三块钱，说如果时间长，饭馊了，就带李文革去买包子吃，千万别吃馊饭啊，吃了会拉肚子的啊，你千万要记得啊。我一边点头一边眨眼睛，问他们去哪里？我妈也眨了一阵子眼睛，反问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不是说回老家看亲戚吗？你没听见？你以为我们去哪儿？
我爸催她走。我爸说你跟他啰唆什么，他敢乱嚼舌头我就挖个坑埋了他！
他们去新洲时，我们这里在下雨，新洲也在下雨。那时候好像全世界都在下雨。我爸背着一个包袱，我妈撑着一把红油纸伞，两个人一路湿漉漉地去新洲。雨水将所有的浮尘洗净了，也把新洲的红泥泡软了。以前他们没来过新洲，不知道新洲的红泥有多红，黏性有多大，等他们下了长途汽车，一出新洲市区就知道了，满目都是湿红稀烂的红泥。他们奇怪这里的泥怎么这么红，泥浆怎么像血浆？黏性怎么这么大？一脚踩下去，拔出一坨泥，再踩一脚，再拔出一坨泥，没走几步，鞋就大一圈，再走几步，鞋又大了一圈。走不到小半里路，他们的鞋就不见了，只见两大坨红泥。他们拔不动这么两大坨红泥，只好蹲下来，捡一根小棍子或一个小石块，若是什么都找不到，便把一根指头插进泥里，贴着鞋面一点一点地往下刮。刮了鞋面又刮鞋底。刮干净了再走，走了一会儿又刮。等他们走到新洲看守所，他们的指头肿了，腿也肿了。
就像街道办的丁珠玉主任和宝蓝色制服们在我们家门口跺泥巴一样，他们也在新洲看守所门口跺泥巴。他们缩在红油纸伞下面，相继提起肿胀的腿，啪嗒一声跺下去，酽红的泥巴便飞溅起来。泥巴溅在看守所的大铁门上，发出带着钢音的砰砰声。他们扭脸朝发出砰砰响的地方看着，发现他们的泥巴溅到看守所的大铁门上去了，那些红色的泥巴有的像蛾子，有的像小虫子，有的像蚯蚓，有的像屎壳郎。他们面面相觑，忽然都意识到自己的冒失，于是他们不跺脚了，弓着腰去抹大门上的泥巴。
他们正在哧啦哧啦地抹泥巴，大门尖锐地响了一声，从他们手上移开了，跑到一边去了，同时有一根乌黑发亮的东西捅过来，对着他们，他们一边后退一边愣愣地看着那根东西，蓦地醒过来，那是一根枪管。他们惊慌地看着那根枪管，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我爸机灵，反应快一些，刷地一下，先把手举起来，我妈紧跟着也把手举起来。我妈举手的同时把伞也扔掉了。红油纸伞落在地上发出一声破响，但他们不管伞，还是看着枪，高举着四只手。冰冷的雨滴使他们皱着眉，撮着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