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金竹镇，黄花萍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她家就在小镇上，是一栋两层小楼，有一个院子，躺在院子里的黄狗翻身跳起来，竖起颈毛朝我们嗷嗷叫。她儿子出来喝住狗，又进屋去摆桌凳，找茶叶给我们泡茶。她说她儿子已经结婚了，孙子也两岁多了。她进屋把孙子抱过来，指着我，要孙子喊爷爷。我吓了一跳，心想我还差一点才到四十呢，你就敢喊爷爷？连说喊不得。黄花萍说按辈分算，他不该喊你一声爷爷吗？我想想也勉强有点道理，就让他喊了，又想不能白捡人家一声爷爷，便摸出五十块钱，说爷爷给你买糖吃。黄花萍打架似的推开我拿钱的手，说要不得要不得。我说要得，这是爷爷给孙子的，怎么要不得？我把钱给孙子，孙子很乖，张开胖手，很利索地把钱抓过去了。黄花萍说这伢子！顺嘴又问我，你的细伢子好大了吧？我说我还没有细伢子。黄花萍便下意识地瞟一眼我的腿，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她大约在心里说你怕是老婆都没有吧。这时候，她儿媳妇—那个坐在她旁边小摊上的年轻妇女原来就是她儿媳妇—突然问我是不是个大老板？儿媳妇起初有些腼腆，但没多久就不腼腆了，她盯住我说，你肯定是个大老板。我说不是，她说扯谎，又转过脸问小鸡公，他是不是扯谎？小鸡公便夸她有眼力，一眼就看出了谁是大老板。黄花萍听了，瞪大眼睛，用力咂着嘴，连说没想到，又说这怎么想得到呢？她忽然盯住我的耳朵，很夸张地哎呀一声，说原来你连耳朵都是红的呀，这可是有讲口的呐，这是跑火呐，跑大火呐！
跑火是省城的流行说法，想不到她也会说。
我的耳朵的确是红的。它们已经红了好多年了，我姐姐没了多少年，它们就红了多少年。可今天黄花萍说它们红是因为“跑火”，叫人黯然，且无话可说。
不知道五十块钱在黄花萍儿媳妇的眼里有多大？要不她不会说我是大老板。我穿得很普通，外面是牛仔夹克，里面是毛线衣。毛线衣还是我自己打的。我姐姐没了以后，我妈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教会了我打毛线衣，如今我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自己打的。我一共给自己打过五件毛线衣，三件毛背心。我只会打平针和元宝针，不会打花，所以我的毛衣和毛背心都是一抹色的，新的看起来也像是旧的。可我不在乎。我不但做刊物，做书，还做过教辅材料，古今笑话，反正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在这一行混了快二十年，虽然不算大老板，但一件羊毛衫还买得起。起初连小鸡公都鄙夷我，他没见过我打毛衣，说我抠，他说兵子你屁眼都抠出了油，多少年的毛衣你还穿。他说了几次，我便给他讲我学打毛线衣的故事，他听完了朝我伸大拇指，说兵子你行，我服你这一点。
我一般不讲这件事，如果我讲，那我肯定有用意，比如跟人家谈业务谈不下来，就在适当的时候扯一扯这件事，对方便会对我刮目相看。我承认我是一个爱用心机的人。一个残疾不用心机不行。除了心机，我别无长物。我没有连滚带爬地流浪乞讨，没有靠吃低保吃救济挨日子等死，而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体面地活着，靠的就是心机。我不用心机也对不起我爸妈，否则他们死了还要为我担心。我猜我两岁以后―据说我是在一岁零七个月时得的小儿麻痹症―就变成了他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想扔又扔不掉，只好沉甸甸地坠在他们心里。他们以为我这一辈子会很可怜，会挨饿受冻贫病交加，会白来人世一趟，最后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某个角落。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李文兵会有今天—他不但能找到食，还能找到这么多好食。不仅他们想不到，我自己也想不到，包括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想不到。有时候我在前面走，会听见后面有人说“这个人是个飞天拐子”，我就知道人家是在说我。我一点也不生气，人家说你是“飞天拐子”就说明你是个不一般的拐子，再说做一个“飞天拐子”有什么不好呢，谁肯给一个一般的拐子推轮椅？谁都愿意看你爬。小时候我就常在地上爬。隔壁巷子里的一拨孩子很恶劣，看见“拐子兵”就要狠狠地作弄一番，把我的凳子抢走，一阵猛跑，把凳子放在巷子口上，然后笑嘻嘻地站在那里看我爬，眼看我爬到了，他们又飞快地把凳子拿走，我愤怒悲伤而且无奈，可他们却充满了快乐。他们那么喜欢看我在地上爬。可是你成了飞天拐子，就再也没有人能在你身上兑现这种快乐了，就有人尊重你，还愿意推你，你想去哪里人家就会把你推到哪里。
小鸡公不是专门给我推轮椅的人，给我推轮椅的是一个叫王麦多的齿轮厂下岗工人，小鸡公只是出门在外时顺便推一推。他做这一行比我早一些，现在给我打下手，心里怕是有些不服。我们是穿开裆裤玩大的，他原本是个有点骄傲的人，走路时喜欢拿脚尖一踮一踮，要不我们也不会叫他小鸡公。小时候他肯跟我玩多半是为了看我的连环画，我有很多连环画，都是我妈从工人文化宫给我拿回来的。我妈大约想让我成为一个知识残疾，除了连环画，她还把其他的书拿回来。但那时候我只喜欢连环画。
他家在沿河路上，与詹少银家离得很近，只隔了一条巷子。他爸爸就在我们巷口上的东风理发店上班，他妈妈在废品收购店，我姐姐在信里描绘过的那个沙口村的许凤英，就有点像他妈妈。有一天他鬼鬼祟祟地把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塞给我，说是他妈妈收来的，又拿嘴对着我的耳朵说：“绝对是禁书。”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又对着我的耳朵说：“躲到厕所里去看哈。”我躲进厕所里看了一下午，看得心惊肉跳，以为真是一本禁书，因为它讲的全是男女生殖器以及和生殖器有关的东西。再后来他就给我看手抄本了，他没有再说是他妈妈收来的，但照例要叮嘱我，一定要躲起来看。
看手抄本时小鸡公已经是个插队知青了。他插队跟我姐姐插队不一样，我姐姐去插队就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而到了小鸡公他们，则一个个蔫头蔫脑，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不插队是不行的，他爸爸蔡麻子帮他在医院里搞了一张证明，说蔡国华同学小时候很调皮，崴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右脚踝关节有点错位，并且使右腿肌肉发生了一点萎缩，比左腿细了两个公分，应该算做残废了。可是当他们把证明拿到居委会，居委会的妇女们就心明眼亮地笑了，她们说这样的证明我们见得多了，得过三次脑膜炎的都有，你这算什么？她们问蔡麻子，是不是一定要把证明留下来？蔡麻子还傻傻地问，留下来有用吗？她们笑眯眯地说，没用，不过你一定要留下来也可以，我们会把它交到街道办，街道办会把它装进你儿子的档案袋，然后你儿子到哪里，这个档案袋就会跟到哪里。蔡麻子赌气说，要跟就让它跟吧，我一个剃头的有什么办法？结果小鸡公冒充残疾不成，最后还是乖乖地插队去了，档案袋里却有一张残疾证明。
小鸡公去插队时很小，不到十六岁，回城后在家里待了大半年，所谓待业，然后就非常幸福地进了新华书店。他能进新华书店全靠他爸爸蔡麻子。蔡麻子几年来都给一个风瘫老头上门服务，剃头修面，挖耳朵剪鼻毛，直到老头翘了辫子，还扎扎实实给他剃了最后一个头，把老头冰凉的脑袋刮得像个光葫芦。老头的儿子在市劳动人事局工作，为了替父亲报恩，通过关系把小鸡公安排进了新华书店。小鸡公原以为自己也要做剃头佬的，还在我头上练过几回手艺，却没想到能进文化单位。不知道是不是被书香熏得，他变得越来越讲斯文了，有时候还喜欢咬文嚼字，尤其喜欢跟人讲真诚。后来他又喜欢写诗，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写诗，而且很疯狂。我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喜欢写诗，只是我从来不好意思把诗拿给人看。小鸡公不一样，他认为自己的诗写得很好，常常在跟人讲过了真诚之后，又要求人家读他的诗。他抿抿嘴唇，很像一回事地说：“哪天我再给你看看我的诗，你看了就会更理解我，你会跟我做割头换颈的朋友。”
其实他没有一个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就是我，他也不见得就肯割头换颈，他背着我说过我的坏话，他说李文兵那个人其实是很虚伪的。他这样骂我是不对的，假如他说我偶尔有一点点虚伪，我没意见，谁没有一点虚伪呢。“很虚伪”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小鸡公这样说显然过分了。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会把自己藏起来，但这跟虚伪不虚伪没关系，经验和教训告诉我，凡事都要讲分寸，嘴上要有把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人是一定要倒霉的。
那年我在金竹镇沙口村时，黄花萍很热情，让儿媳妇一个人守摊子，自己带我们去了沙口村。李玖妍的房东—也就是黄花萍的父母—还健在，如今这两个老人一个耳背一个眼花，眼花的把一只耳朵对着黄花萍，耳背的把脸凑过来看我。黄花萍说了半天，眼花的听明白了，把瘪嘴对着老头的耳朵，大声说：“玖妍呀，玖妍，听到了吗？这是她老弟，唉，老弟，玖妍她老弟呀！”见老头还不明白，老太婆便摇头叹气，说：“聋了，聋到底了，打雷都听不到了。”
黄花萍撸起袖子，揭下父母的床单，拿到溪边洗去了。小鸡公把我推进了左边的厢房。房间不大，约十个平方米左右，有一股干霉味。墙也是泥糊的，颜色黑黄。墙上还有一张褪了色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剧照，耷拉着一个角，却没遮去李铁梅的脸。房间里没有床，我猜床原来就摆在李铁梅下面，那个位置适合摆床，但现在叠放着两条长凳。靠墙角是一张没漆的光板桌子，木头颜色是暗沉沉的。我把轮椅摇过去，在桌子前坐着。桌面上蒙了一层灰，我用手把灰抹掉，还能清楚地看到几点洇在木纹里的蓝墨水。我想这大约是李玖妍当年写信或写思想汇报时洒落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结果看到了一只十五瓦的电灯泡。两个老人跟在我们后面，我问眼花的：“什么时候装的电灯？”这句话她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就指指电灯，结果耳聋的却伸手把灯拉亮了。
李玖妍虽然有几封信都提到过修电站水库，但再往后却没有了下文，没说电站发了电，也没说沙口村点上了电灯。倘若沙口村点上了电灯，她绝不会漏掉这么辉煌的一笔，她一定会告诉我们。这说明沙口村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她写信时点的只能是柴油灯。后来我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小玻璃瓶，窗台很窄，位置也高，齐了小鸡公的肩膀，窗条是三根竖着的没剥皮的小棍子，小玻璃瓶紧靠着一根小棍子。小鸡公拨掉蜘蛛网，把瓶子拿过来，原来是一盏自制的油灯，灯管里还有用草纸搓成的灯芯。我接过来闻了闻，依稀还有一股柴油味。这种气味一下子就沉到我心里去了。
我对老婆婆说：“我想要这盏灯。”老婆婆眯着眼睛看那盏灯，我又说了一遍，她听清了，说：“你们那里还没有电灯吗？”我说：“纪念。”不知她听没听清，她说：“唉，一个旧灯盏，要就拿去吧。”
那天我还去蔫瓜家看了看。村里人大约有些好奇，他们都远远地看着我们。一些人家门口的晒簟上晒着笋干薯片和油茶子，空气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臭脚味。我们走过一条用煤矸石填起来的土公路，到了蔫瓜家。从前李玖妍在信上说蔫瓜家是泥墙草屋，如今的房子却是又高又大，院墙也是高高的，门楼柱子上还贴了红墙砖。只可惜蔫瓜没福气，十年前就翘了辫子。他老婆许凤英还在，干瘦得像个黑漆漆的骨头架子，见了我们就问是不是买煤？她的嘴漏风，把煤说成“回”，她说：“是买回的吧？买回找他们，我不管。”她说的“他们”是指她那三个儿子，听黄花萍说那三个儿子都在开小煤矿，发了点财。我对她说我不买煤，只想看看她家的旧房子。她倒是一点不聋，但脾气很大，瞪着灰眼珠说：“看旧房子做什么？”我说不做什么，就是看看。她说：“一栋破屋有什么看头？拆了！早拆了！”我又问她还记不记得李玖妍？她立即警觉起来，眼睛便像利刺一样刺了我一下，说：“你是哪个？”我说：“随便问问，听说这个人过去在你家住过。”她的头摇晃起来：“你莫提那个贱货还好些，提起来我就生气。”我问她生的什么气？她说：“你说生的什么气？她一个小贱货，却平白坏了我儿子的名声，说我儿子看她洗澡，我儿子会看她洗澡？你打听打听，哪个不说我儿子本分？可怜我三个儿子，都打光棍打到三十几岁！真是老天有眼呐，她没得到好报应，听说很惨呐，很可怜呐，可我的儿子呢，你去看看他们的老婆，个个都一朵花似的！”
我走时，她又像利刺似的看我，说：“你说你到底是哪个唦？”
我说：“李文兵。”
她说：“李文兵又是哪个唦？”
我笑笑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小贱货的弟弟。”
按理我不该跟她笑，要板着生铁脸，但我还是笑了笑，我用嘴角往右挤，把笑意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我这种笑应该叫皮笑肉不笑。平常小鸡公说我这是阴笑，还说这么笑很伤人，尤其伤人自尊。当然那天他不这样认为，凭他插队时跟乡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我这么笑是没一点用的，乡下人根本不睬你这些的，而对付这种乡下泼妇，你只有破口大骂，否则她是油盐不进的。我摇摇头说：“她还给我姐姐吃过一个荷包蛋呢。”
我们带着柴油灯回去时，在村头碰到了黄跃春，就是当年的小队长。他还跟李玖妍信中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黑树墩，只是头发全白了，脸皱得像树皮。黄花萍跟他打招呼，他看看我和小鸡公，和黄花萍说了几句话，便低头走路。他前面走着几只黑山羊，他走路时眼睛盯着他的山羊屁股。我看着他和山羊走过去，心想这就是黄跃春？
当年黄跃春没少拿我们家的上海奶糖和油豆泡，还有咔叽布料，花洋布，衣服，鞋子，尼龙袜，还有烟酒和蛋黄酥。当然，拿过我们家东西的不止他一人，拿得最多的就是主任兼书记杨老八。李玖妍从插队的第二个春节开始，就给人家送东西了。看着她提着沉甸甸的上海牌旅行袋歪着身子走出家门，我妈有时候会像个家庭妇女那样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从牙缝里抠下来的。”
以前我妈是很注意自身修养和气质的，生怕会沾上一般家庭妇女的习气，比如穿衣服，她只穿列宁装和上海装，做饭做家务时宁肯换一件旧衣服，也不肯系围裙。她不唠叨，不咒人，不说或尽量少说市井俚语，不大声喊叫，不抠抠索索婆婆妈妈，就是要抠抠索索婆婆妈妈也绝不说出来。可现在她没办法了，不知不觉地就换了一副平常家庭妇女的神态了，尤其是说上面那句话时，完全是那种家庭妇女的惯常口吻，可见日子真是一口锅，人又是多么的不经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