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80年代。扎羊角辫的五年级小女生，躲到家里的小阁楼上，借天窗微弱的光线，第一次读《红楼梦》。正逢冬日，日光短，三四点钟放学，读一两个小时，天就黑下来了。遇上阴天，宋体铅字更难辨。偏偏上海阴天多，动不动下雨飘雪，房里黑糊糊的。开始时不敢亮灯，怕大人收到电费单骂我浪费。后来，看到兴头上，豁出去了，扭亮电灯一气读到半夜。听到木楼梯上缓慢的脚步声，马上用课本把带回来的小说遮起来，外公在门外探头瞄瞄，回头向在做饭的外婆说：
“囡囡忙功课呢！”在大学教书的爸爸，6点才回到家。他就不那么容易糊弄了。在他上来巡视时，我得正儿八经地做作业。因为爸爸从一开始就把《红楼梦》列为我的“禁书”。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家里来了贵客：燕尔新婚的小舅父夫妻。年轻美丽的小舅妈，刚刚在国内一家医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即将被公派到美国留学，我几乎像崇拜电影明星般地崇拜她。小舅妈问我：“看什么书来？”我高高地仰着头宣布：“《三国》《水浒》《西游》。”小舅妈没有像其他大人那样一个劲地夸我聪明，反而皱着眉头问：“怎么没读《红楼梦》？”一旁的爸爸忙接口：“还小呢，高中毕业后再说。”
爸爸在妈妈过世后，对我的管教从来是宁紧毋纵，我乖乖地闭嘴。后来，趁爸爸不在场，才偷偷问小舅妈：“你看过没？好看不？”她微微一笑：“还用说，比其他三本都好。”没两天，小舅妈在虹桥机场，登上往纽约的班机前，悄悄交给我一个牛皮纸袋，里面严严实实地包着四本厚书，我把它紧紧抱在心口。
从此，少女情怀，是在小阁楼里用《红楼梦》来“孵”。阁楼很窄小，床上的木架满登登地堆着夏天用的凉席，我小时候的玩具，还有陈年杂物，溢出窒闷的霉味儿，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只要手里有《红楼》。有时，我在后院摘一朵金黄色的丝瓜花，压在书页中，时间一长，书散出缕缕清香。“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不知“情”为何物的小女孩，读到这段脸红起来，心头蓦地冒出一片绿茸茸的春芽。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星期天关起门来读，到半途，揉揉发涩的眼皮，咦，干吗头顶上一片亮光？是响晴天呢！阳光水一般泻进，弄堂悠悠传来叫卖声：“糯米甜酒酿……”我却沉浸在潇湘馆凄凉的夜雨里；及至尾音摇曳的“棕绑藤绑修伐”到了耳鼓，我却在吟味：“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念着念着，泪水嗒嗒，湿了地板。书中天地何等广袤，红楼，红楼，何止宝黛爱情，大观园里的恩怨，更有四大家族的兴衰，纷汇万状的人情世态，美不胜收的诗词曲赋，这些，我当时不可能读懂，尽管不停地翻词典，查注解，然而，我在别的女生迷歌星邓丽君时，凭借红楼做了一个个绮丽而伤感的梦。
在此之前，我看过上海早期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由沪上名表演家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故事以宝黛的恋爱悲剧为主线，我家的黑白电视也放过一回，可惜，我看不懂绍兴戏。外婆和老保姆看着看着泪流满面，摇头叹息，我只觉得她们的样子滑稽。如今，进入旷世巨著《红楼梦》，我才晓得，这是一个无比深邃和神奇的世界。为了读懂它，我还借来清史，了解曹雪芹家族由盛转衰的脉络。越是钻进去，越是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我到图书馆借来资料，看民国以来评点和索引两派的论文，细细品味前辈的评鉴。为了探究出自不同作者的后四十回，我借来《石头记》《风月宝鉴》《脂砚斋评点》，还读了现代红学专家们的论文。这般枯燥烦琐的学术问题，对好动好出风头的少女，真是难啃的骨头，我却兴致十足地当着书蠹，早读课高声念红楼词曲，同学们以为我“神经搭错”。
到我啃完全本，13岁到了。生日那天，我在日记上开始天马行空地“创作”，题目是《红楼圆梦》—为《红楼梦》写续集，内容不消说足够狂妄幼稚。好在，如今我要纪念的，仅仅是这一古典名著对灵魂的最初抚育。
